自由主義精神失落

　　如果說有一種清華精神的話，我以為這個精神主要體現在舊清華身上，而新清華就其主導的教學風格與學風而言，和其他同時代中國大學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這個區別主要指當普遍的政治氣候主導一切的時候，清華能夠特立獨行，而顯示其個性和風格，在新清華時代，我們很難看到這種氣質在清華作為整體精神風貌呈現出來；相反，在新清華的蔣南翔時代，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總能和現實政治達成平衡的清華，而不論這種政治進步與否，學術自由、教授治校，這些清華曾經引以為豪的自由主義精神瞬間消失，「聽話，出活」成了一種新校風，把政治輔導員制度建立在班上，這種新時代的創新，很難讓人再想起清華的自由主義精神。

　　舊清華和新清華的分界線在一九五二年，即中國高等教育院系調整以後。我們來回憶一下清華的歷史：

　　一般來說，一個國家現代化的歷史和一個國家現代大學的發展是同步的。現代大學是一個現代國家起步時候必然要伴隨的文化事件和體制變革。沒有早期的清華大學，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最重要的動力——人才資源會很貧乏。清華正好在中國近代向現代轉型中承擔了重要職能，這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一件幸運的事情。

　　清華大學原來叫「清華學堂」。清華的歷史通常要從一九一一年算起。實際上，她的歷史還要往前推三年。清華第一次派留學生到美國是一九〇九年，派了四十七個人去。第二次是一九〇〇年，派了七十個人去。第二屆學生裏，有名的比較多，比如胡適、竺可楨、趙元任。一九一一年還派了一次，有六十三個人。沒在清華讀過書，但以「清華留美學務處」名義直接把學生送到美國去，在清華校史上只有這三屆。

　　一九一一年建立清華學堂，後來又改稱「清華學校」，到一九二八年建立國立清華大學前，清華是留美預備學校，屬學部和外務部聯合管理。按一個人成長的經歷來說，從派出去留學到回來，基本要十年時間。胡適一九一〇年到美國去，一九一七年回來就發表《文學改良芻議》，發起新文化運動。一九二〇年以後，清華放洋的學生就開始回國參與中國社會的變革。一九四九年前，中國政界、企業界、銀行、海關，還有文學、教育等行業，中國社會上層，基本以清華人為主。那時回來的清華教授待遇很高。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對國家的感情很重，不回來服務是說不過去的。現在看來，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比如法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等學科基礎，基本是在清華奠定的，自然科學就更不用說了。當時清華放洋有個比例，百分之八十的人要學自然科學，大部分是工科，跟實用有關。百分之二十學的是法律和政治。

　　拿清華錢出去的，我們稱為「庚款」留學生，因為一九〇〇年是庚子年。義和團事件後，簽訂了《辛丑條約》，規定中國給八國聯軍的賠款是四億五千萬兩白銀，美國人得到的大約是二千四百萬兩。一九〇六年，美國外交部和知識界的人士對庚子賠款的總體評價是這筆錢要多了。當時中國駐美國的外務大臣梁誠也在美國朝野上下活動，希望能把這筆錢用特殊的方法處理，這個看法也影響了美國政界的一些要人。

　　一九〇六年，美國伊利諾大學校長詹姆士給當時美國的總統老羅斯福寫了封信，信的內容最早披露在《今日的中國和美國》一書裏。這封信裏，詹姆士表達的主要意思是，中國是一個正在發生變革的國家，如果哪一個國家能夠吸引正在變革的中國青年，那麼這個國家以後在精神和商業上得到的回報將是巨大的。詹姆士觀察到，在一九〇〇年前後，中國人大部分到日本或歐洲留學。詹姆士看到這點就向老羅斯福建議，用庚子賠款，讓中國往美國派留學生。

　　一九〇九年，中國外務部和美國就達成了協定，把美國所得的庚子賠款分三十九年時間退給中國，要求中國每年派一百個學生到美國學習，然後再讓他們回國服務。有了這筆錢，才有了後來的清華留美預備學校。

　　過去講清華大學的歷史時，有一個看法，認為這是美國文一個化侵略的產物，學術界現在不使用這個說法了。不論退還庚款的動機如何，從結果來說，至少對中國有兩大好處：第一，為中國現代化初期培養了大量人才；第二，傳播了現代文明理念。

　　今天我們紀念清華百年，更多是關注它的自由主義傳統。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清華有趣的現象很多。比如從文學上來說，好像有一種「北大開花，清華結果」的現象。新文化運動發軔於北大，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清華是最出作家的，比如聞一多、汪曾祺、曹禺、錢鍾書、王瑤、何其芳、李健吾等，九葉派詩人（王辛笛、陳敬容、杜運燮、杭約赫、鄭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等，不止九人）有七個是清華的。王瑤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提出，學術上有一個清華傳統，叫做「清華學派」，這個事實提醒我們，觀察清華近一百年的歷史，可以說，清華確實是比較好地融合了中西學術傳統的典範。

　　我們已經紀念了北大的百年校慶，現在又要紀念清華，二十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道路，與中國現代大學的建立是分不開的。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沒有清華，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我們可以想想，在逝去的歲月裏，無論政治信仰如何，為中國現代化出過力的各種人士，有多少是由清華而來，又有多少是由清華而成就了自己一生的偉業，武有孫立人，文有梁思成，可見一斑。胡適是由清華出來最後落腳北大的，在很大程度上，胡適的經歷可作為象徵，中西文化的最終融合不是不可能的事，關鍵是我們以什麼樣的態度，以怎樣的誠意來努力。清華的命運是坎坷的，但坎坷中又有清華的福氣，中國大學，在其後半歷史中，很少有不改名換姓的，但清華沒有，她的校名沒有變來變去，沒有因為政治和其他原因，讓一個美好的記憶從人們心中抹掉，特別讓人感慨的是，海峽兩岸如今都有一個清華大學，他們本來是一家。清華的路是不平坦的，她不僅有這邊的清華和那邊的清華之分，還有老清華和新清華之別，人們懷念清華，其實懷念的是已經消失的精神，用當年清華學生的概述：那是一種沉着、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一種認真奮鬥，勝不驕，敗不餒的運動家精神；對事，它代表苦幹實幹，勤勞盡職；對人，它代表謙虛自律，容忍異見，互相合作的民主素質；對學術，就是陳寅恪寫在王國維紀念碑上的那種理念。老清華是綜合大學，新清華是工科大學，清華為綜合大學的歷史短，為工科大學的歷史長，這其中的甘苦，怕只有真正的清華人才品味得出來。

美國在清華建立中起的作用

　　中國現代大學的歷史，如果非要用意識形態的邏輯去推斷和分析，是很難有清晰、連續的歷史的，或者說一所大學後來的輝煌常常與他初期建立的歷史是背反的，我們只能尊重歷史。清華大學的建立是美國文化影響中國的一個典型事例，作為一個歷史存在，它有曲折的命運，但無論我們怎麼評價，美國在清華大學建立中起的作用，優點勝過缺點是一個基本判斷，舊清華的這個底色是它的校風和學術形成的基本前提。如果說舊清華有所謂清華精神的話，我以為用通俗的說法說是當時清華師生中的一句流行語，這句話我是從已故作家鍾道新那裏聽來的，鍾道新是聽他父親說的。鍾道新從小在清華長大，他的父親鍾士模先生是清華教授，一度做過新清華的副校長。這句話是：要在清華混，你爬也得爬到美國去。這句俗語，可以理解為清華的美國化程度，也可以理解為對自由和民主精神的追求，用王浩描述當年在西南聯大的感受時的話，就是當時大家做人做事有一種暗合西方傳統的習慣，即開誠布公多於陰謀詭計。用胡適的話說，就是：「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取個人的自由，就是爭取國家的自由；爭取個人的人格，就是爭取國家的國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用陳寅恪的話說，清華精神就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轉為工科大學後退一步

　　清華精神體現在教授身上就是：一九三六年，當國民黨當局的警察來清華抓學生的時候，學生姚依林願意躲進教授馮友蘭家，而馮友蘭敢於保護自己的學生。馮友蘭在《三松堂自序》中有這樣的回憶。

　　清華有自己的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但並不是每個時期的清華都體現出了「厚德載物」的氣質，我們說清華精神，在舊清華似乎可以看到這種精神的體現，在西南聯大時期，這種精神也得到了延續。比如教育部規定用統一教材，西南聯大的教授就上書教育部反抗，認為學校長期積累，自有傳統，不能輕易改變。教育部要求擔任院長以上的教授都加入國民黨，法商學院院長陳序經就敢說，如果非要入黨，我就不做這個院長。什麼是清華精神？此之謂也。

　　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以後，清華大學成了一所工科大學。一九四九年前，清華大學是嚴格按照西方大學標準建立的。為什麼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要把清華大學完全搞成工科大學？現在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可以找到史料，一種是推測。可以找到史料的說法是，院系調整主要的動機是向蘇聯學習，所以學制上要向蘇聯靠近，當時中國的工業化要快速啓動，中國沒有那麼多人才，所以要把清華大學的一些系分出去辦大學，速成人才。後來還有一種推測，把清華拆開的動機，可能是考慮到清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過於集中，清華受美國影響很重。一九五〇年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國和美國交惡，清華是中國知識分子受美國影響的大本營，對新意識形態的穩固不利。這個推測在邏輯上說不無道理，但現在還找不到文獻來支持這個判斷，但把完整的綜合性大學變成工科大學，無疑是一個退步。

　　一九五二年以後，清華的自由主義傳統消失了。如果說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更有中國本土特色，是一種混合了中國傳統士大夫與西方自由主義的氣質，那麼清華的自由主義傳統則有更多美國色彩，是一種更為純粹的自由主義。不論清華還是北大，它的自由主義傳統其實都已遠去，今天稍有一點餘緒，大概也只在民間了。

　　（作者是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