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演講由本刊總編輯潘耀明主持，澳門文化局顧問李觀鼎先生為大會開場致辭。李先生坦然說，小小的澳門，文學並不深厚，在兩岸四地中，只能說是個小妹妹或小弟弟，但澳門一樣有熱愛文學的一群。是次研討會，讓澳門同步走進華文文學殿堂，十分難得。「嘉賓四面會」，兩天的會議，學者、作家和翻譯一同探討華文文學的歷史和現狀，指出發展路向，他們展開的對話與交流，親切溫馨。

　　李先生的發言感染眾人，明顯流露在詩人余光中先生氣度雍容的言談中。余先生首先指出，這次從台灣到香港，接着來到澳門。台灣、香港、澳門的地理位置都在一水之間，面積大小依次是台、港、澳，但並不能以大小來論重要與否。余先生強調：「雖小而可為，雖遠而能影響中原。」澳門的多元和自由教余先生感到驚喜，觀光時，同時看見媽祖、聖母、觀音、關公以至哪吒塑像，十分難忘。

「曲高未必和寡，深入何妨淺出」

　　談到華文文學，余先生從文類和文法兩方面闡述。他認為現在小說和散文大行其道，而詩卻走向邊緣。六十年代的台灣文評指出現代詩很容易寫，寫詩的詩人，往往不懂寫散文。為了證明詩人能寫散文，楊牧和余先生等都同時寫作詩和散文。文類除了受文評影響，也因地而異。香港報刊專欄俯拾即是，因此散文相當發達。余先生繼而分享文法心得。他道明作家必須擺脫外文的文法影響，保持中文的特點、語法、語境和語感。例如英文必須用連接詞「和」，而中文的「春夏秋冬」、「柴米油鹽醬醋茶」等不必有連接詞；又如「他寫了一封信，打了兩通電話」，中文句子之間實不必有「和」字。他再舉出中文形容詞組的位置，短的應放在句子前，長的則應放在後面。「他是一個母親做教師而年齡十七歲的英俊少年」（He is a handsome boy of 17, who's mother is a teacher ），明顯是西化句子，按符合中文的語法來說，應作「他是一個十七歲的美少年，母親是一位教師」，「母親是一位教師」，不管中文英文，都是置後的。余先生憑藉翻譯經驗，看通了英文語法的手腳，在中英語文之間遊刃有餘。他最後寄望作家各盡本領，寫出最好的作品，並以寫作「曲高未必和寡，深入何妨淺出」警語作結，博得全場如雷掌聲。

文學之大與小

　　六月廿七日下午，在香港舉行的甲組研討會，由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主任陳思和主持，發言者包括姚風先生、廖子馨女士、潘國靈先生、嚴歌苓女士、李昂女士以及林白女士等六位，內容豐富精彩。陳思和先生珍賞回味，特地為澳門觀眾扼要總結內容——

　　第一個發言人是澳門詩人姚風先生，實際上，姚先生從北京定居澳門，他比較了不同地方的文學表達自由。台港澳地方雖小，卻遠比內地自由，他希望言論自由的地方能承擔更多的文學責任。香港作家潘國靈討論了香港文學的缺與失。他認為香港文學缺少宏大敍事，例如不論感時憂國，可香港文學有自身的特點，缺失並不是缺陷。這個城巿有自己的歷史和多元的主題，一直以來，本地和外來作家都在這個城巿裏寫作。「台灣的異端作家」李昂女士，其創作勇於批判主流的社會觀念。嚴歌苓先從內地到美國，現在定居德國，她討論了兩個問題。一個是文學的衰弱是世界普遍的，尤其受到影視傳媒崛起的衝擊。嚴歌苓本身的小說常常被改編成電影，她感到焦慮，繼續文學創作還是電影劇本創作？嚴歌苓是海外中國作家，她的大陸經驗停留在一九八九年以前，所關心的問題已漸漸被人遺忘，但她仍然追問階級鬥爭如何產生、中日民族問題、中國知識分子的遭遇等。陳先生對此十分讚賞，他慨歎：「中華民族最擅長遺忘。」他繼而介紹林白從中國邊遠地區廣西來到北京，是次回應了余光中先生的觀點。余先生提出作家必須汲取來自《詩經》、《楚辭》的大傳統和來自五四新文學的小傳統，林白則以自身創作經驗為例子，表明自己來自邊地農村，希望有一種來自民間和生活、粗糲的語言。這種語言可能有更大的表現力。最後，《澳門日報》副總編廖子馨表示，澳門文學一直處在邊緣地方，生活平靜，但澳門人的情感交流從來都不平靜，這裏始終有自己的文學表達形式。陳先生特別點明這個看法可以回過頭來呼應香港文學的缺與失。

　　陳先生進一步把上述六位講者的發言歸納成三個問題，略作呼應。第一，文學必須追求自由，姚風先生提出的問題相當有意義；但陳先生揭出弔詭的地方，自由可能和文學的責任相反，越重視文學的責任，自由度越小。回看內地作家，他們處在政治和文學關係緊密的環境下，始終關注生活，表達對生活的批判和審視，追求文學自由。不能直白批判的話，便以隱語、借代、荒誕甚至魔幻的方式來表達。陳教授贊同自由度較大的地方，應承擔更大的文學責任。他接着　表明，應理解作家在自由度較小的地方，如何以良知履行文學責任。第二，文學最重要的一個特點是它的異端立場。例如嚴歌苓在寫土改問題或知識分子的時候，不由自主站在了主流的對立面，成了異端，這有別於正統、八股文章的表達方法。他也同意林白所言，文學的活力在於民間和生活，粗糲的語言，也可能富有表現力。「想當初人們批評傷痕文學十分幼稚粗糙，但它批判現實，扭轉了歌功頌德的御用文學。陳若曦女士的《尹縣長》，當時內地有人認為內含反共內容，可我的老師指出，作者站在底層老百姓的立場來反省現實，是不可多得的作品。可見剛才所說，文學的活力來自民間和生活絲毫不差。真正的文學生命，產生自異端，且不單是主流政治的異端，各種主流觀念，都有異端。」陳先生接着談最後一點，文學的大和小。他認為小島會改變大的命運，蕭紅在香港寫成了《呼蘭河傳》，張愛玲在香港寫成了《秧歌》，香港獨有的文化氛圍扭轉了她們對大時代的看法，寫出了不一樣的作品。現在香港作家西西和董啟章也各有出色的創作。歸結到底，他從契訶夫的話「大狗要叫，小狗也要叫」，引出「土狗叫，洋狗叫。百花齊放」的觀點作結。

以文學聯繫兩岸四地

　　陳先生語音剛落，甲組發言者坐言起行，依次回應。嚴歌苓說，她正在構思寫一個關於賭博的小說，她聽過許多驚心動魄的賭博故事，觸動了創作欲望，來到澳門，專誠去參觀賭場。李昂回顧自己的創作說道，突破限制，搶得先機寫作，可以闖出有意義的創作之路。例如性和政治，被視為禁忌，她率先做了嘗試，後來寫的作者，都不得不提到她開拓的題材。目前她試圖以美食串聯台港澳三個島嶼，寫成長篇小說。她追求創新，剛完成的《鴛鴦春膳》以食物寫長篇小說，是前所未有的嘗試。廖子馨表示，澳門作家習慣邊緣，從不考慮中心，反而十分自由。歸結而言，寫作應珍惜這種「邊緣」的心態，無拘無束。林白首次踏足香港和澳門，自認收穫最大。澳門小小地方，有寺廟也有教堂，現代韻律和歷史氣息並存，她立意將來要寫有關澳門題材的作品。姚風先生指出，嚴歌苓寫過華工的故事，昔日華工被賣到美洲，所謂「賣豬仔」，往往是從澳門出發，他期待嚴歌苓把這段歷史寫進小說。潘國靈一面仰望作家身影，一面思考作家和作品的關係。「作家和作品有各自的風采，我認為讀者和文學真正的交流，應穿越作家身影，回到作品本身。」他從前不曾透過文學作品來了解澳門，這回看到不少澳門文學作品結集，首次想到，要以文學來和澳門聯繫。此外，文學還可以聯繫台灣和香港。單單以文學聯繫兩岸四地，就足以開拓廣大世界。

中國當代文學的三個缺點

　　中場休息過後，下半場會議開始。主持人潘耀明先生特別介紹葛浩文教授，他是美國翻譯家，最早把中國當代小說翻譯成英語，包括王朔、莫言、蘇童、畢飛宇等的作品，他也是蕭紅研究專家，著有《蕭紅小傳》。葛先生原本擔心來到港澳講這樣一個題目——中國當代小說之失敗，恐怕得罪許多作家，後來卻發現大家都有同感。他指出中國當代文學要進入世界文壇還是言之過早，從翻譯的角度來說，有三個障礙，第一，作家忽略了寫「人的文學」，所謂人的文學，就是發掘人性，寫人的成功，人的失敗，這些才是文學打動人心的地方；第二，小說家寫得太草率，太粗糙，應注重細節描寫，才可賦予作品深刻的內蘊；第三，語言西化，缺乏創新。中國傳統的詩詞歌賦，意象幽美，以精粹獨特的語言表現，當代作品這方面落後許多。他還特別提到，七十年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出版，七十年後，大陸一百位作家每人抄寫《講話》片段，聯合出版成書，這個現象要分外警惕，《講話》是文藝的緊箍咒，危害了不少作家，決不應走回頭路。

文學與傳播

　　六月廿七日下午，在香港舉行的乙組研討會，由香港教育學院語文學院院長陳國球教授主持，發言者包括余光中先生、葛浩文先生、林麗君女士、陳若曦女士、李觀鼎先生、韓麗麗女士以及龔剛先生等七位，陳先生總結說明，整體討論都與文學和傳播有關——

　　陳先生說，文學之傳播，自然有賴於翻譯。當代華文文學進入世界視野，正是通過翻譯。美國翻譯家葛浩文先生指出，在翻譯過程中，反省華文文學的失敗和缺陷，大概有寫作不仔細、濫用陳言套語、思想局限等毛病。在美國聖母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任教的林麗君女士來自台灣，她說，早期台灣文學體現了人性關懷，在世界文壇上獲得肯定，今天反而局限於本土和地域。澳門理工學院講師韓麗麗談論了語際翻譯的問題。她說，認真思考作品原文和翻譯語言的話，可以擴大語言的幅度和彈性，使文學語言進一步發展。李觀鼎先生、余光中先生等人補充說，五四以來大陸的語文課本，都包括翻譯作品，可見翻譯有促進語言的作用。陳先生特別點出，文學語言是這場講座討論焦點。澳門大學教授龔剛提出，好的語言包括醇雅或成熟的歐化漢語，更高境界，自然是余光中先生提出的「白以為常，文以應變」。是場講座還討論了課本和文學教育的關係。大陸和香港的語文課本都包含了台灣作家作品，相反，台灣的課本不包含大陸作家作品，這是不是局限呢？挑選澳門文學作課文，似乎可進一步思考。台灣作家陳若曦女士指出，可以通過現在很熱門的文化產業和媒體，把文學介紹給大眾，帶到世界各地。陳先生作了客觀綜述，轉而分享此行感受體會。他在香港成長，工作，年紀漸長，現在有心回過頭來尋根。他在澳門出生，童年記憶裏有十月初五街、哪吒廟，母親還要他當哪吒的乾兒子。「人的流轉、文學的流轉背後，都包含某種追求。寄望文學的傳播，讓大家更關懷人性。」陳先生主持香港教育學院文學文化中心的《香港文學大系》計劃，難怪時時刻刻不忘文學流傳的故事。

莫管「邊緣」或「中心」

　　陳先生總結後，乙組講者一一回應。林麗君女士說，不得不談語言問題。當代華語貧乏，如何豐富呢？如果余光中先生說要重新汲取傳統，她可能有個「異端」的想法，通過外文、外國文學和翻譯，給華語注入新生命。華語的貧乏有兩個層次，一個是作家使用的語言，如大陸愛使用戰鬥性語言，台灣的語言偏於軟性；一個是翻譯更重視的問題，即華語貧乏，連帶所表現的意象也蒼白無力。韓麗麗談到澳門各種文化共存，引人深思。澳門一般街道有四至七個出口，不像其他地方平平整整，她暗想，這是不同族群來到澳門，每每來到人生的轉折口，遭遇煩難憂愁，就要尋找出口排解。憂煩排解了，心靈復歸平靜，所以不同族群不起衝突。她還特別指出，不少作家開始描寫澳門，不久前，剛讀了黃碧雲的《末日酒店》，取材澳門。李觀鼎先生簡要有力地說，文學處於邊緣是事實，有心創作的人，應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成為自己的中心。「甭管它邊緣不邊緣，以文學作為自己的精神家園。」陳若曦女士談到自己幾點感受。第一，或許有些作家認為島嶼屬於邊緣，她卻從來不這麼想。第二，澳門五十萬人口，卻有不少作家，政府投放文化的資源充沛，回到台灣後，她要呼籲，台灣不能輸給澳門。第三，要提升文化，必須兼顧傳統和創新。

　　潘耀明先生急切回應李觀鼎先生，他批評不單文學，整個文化都處於邊緣。故此，舉辦是次研討會意義重大，希望這次研討會是個開端，日後還要好好辦下去。潘先生真誠銘謝與會的海內外學者和作家，聯合主辦的機構﹕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澳門基金會、香港作家聯會和香港電台「漫遊百科」製作組，以及華懋集團和Asian Reward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

　　來到了會議的尾聲，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致閉幕辭。他說，澳門和中華文化的脈絡從未斷層，並且與中國近代史關係千絲萬縷，是最早推動華文文學走向世界的窗口，其獨特的歷史演變過程和社會文化環境，為本地文學界提供一片沃土。雖然澳門作家、文學作品不多，澳門文學也欠缺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批判精神，但充滿人文關懷，留下大量精彩詩篇，為世界華人文學描繪了一道美麗的人文風景線。他寄望日後更多作家來澳門體驗生活、繼續以澳門為題材來創作。

　　溫馨的交流，深刻的反思，真誠的祝願，為研討會劃下圓滿的句號。仔細琢磨，原來杜蘇芮誠心捎來文學消息——「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開拓耕耘華文文學的沃土，永遠沒有止境。

　　（本刊實習生鄭沛琛協助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