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在佔領日本之際，向日本提出了和平化以及民主化的要求。美國不允許日本再軍備，對戰犯們的態度很嚴格，並且向日本要求相當多的賠償。但是，面對冷戰在歐洲開始與共產主義在東亞擴大，美國改變了其對日本的佔領政策。這個被稱為「逆轉」的政策改變，讓日本成為太平洋西邊的防衛之城。美國遂允許日本再軍備，允許戰犯們回歸政府，還停止向日本索償——儘管日本將工廠設備和軍事設施、軍械等不少物資，作為物質賠償交給了聯合國。

解決了國家賠償卻解決不了民間賠償

　　一九五一年，戰敗的日本與聯合國簽署《舊金山和約》，聯合國雖然基本上放棄向日本索償，但部分國家仍保留要求賠償的權利，如東南亞的一些新獨立的國家。這些國家到了六十年代才解決跟日本的賠償問題，並開始所謂政府開發援助，跟日本建立起外交關係。

　　當時，《舊金山和約》被稱為「片面講和」，是因為不少國家包括中華民國都沒有參加舊金山會議，只有跟美國一樣屬於資本主義陣營的國家，以及一部分亞洲國家簽署了合約。所以，日本跟中華民國於一九五二年單獨簽署和約，跟韓國也在一九六五年簽署了基本條約，建立邦交。中華民國按照《舊金山和約》，放棄向日本索償。日本則向韓國支付賠償和進行經濟援助。一九四九年遷至台灣的中華民國，作為戰勝國，還代表一八九五年以來被日本統治五十年的台灣跟日本交涉，簽署了和約。一九七二年，日本跟中華民國斷交，轉而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那時，中共政府也放棄向日本索償。所以，對日本政府來說，日本和近鄰國家之間的賠償問題，早就在這些條約上解決了。但是，所解決的被認為是國家賠償的部分，鄰近國家的人民還是保留了對日本國家和民間組織請求賠償的權利。八十年代以後，不少中國籍以及韓國籍的原告，向日本的法院提出訴訟，要求日本政府或日本的民間組織或公司等就戰爭時期的違法行為作出賠償。然而，對原告來說，「時效」也算是一大問題，戰後已經過了幾十年，故原告得說明這幾十年來沒有提訴的理由。八九十年代，日本的法院出現了幾件原告勝利或對原告有利的調停之判例，此為重要的指標。

　　值得注意的是，二○○六至二○○八年日本的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修改了對部分條約的解釋，指一九七二年《中日共同宣言》等條約中條文之含義，跟《舊金山和約》一樣，表達了中國官方和民間放棄向日本官方和民間索取賠償的意涵。所以，之後日本的法院就不再出現處理有關賠償的案例。一九八○年以來，日本的法院擔當了處理戰爭問題平台的角色，直到本世紀初，這個任務也幾乎結束了。

　　但是，中日、韓日雙邊政府之間同時在本世紀初展開歷史共同研究，這說明處理戰爭問題的平台，開始轉移到政治、學術界，以及民間。

亞洲民主化令過去威權再被批判

　　現在的讀者們可能難以想像，五十至八十年代，在早已民主化的日本，左派是大部分媒體和言論界的主流。當時日本民間社會不但對社會主義有好感，更因此而反對肯定美日安保同盟的自民黨政府，六十年代連續發生的反對美日安保運動就是一個象徵。當時，日本的知識分子對戰爭有很強烈的反省和痛恨，批判過去侵略亞洲的事實，批判當時的政府在美日安保體系下支持越南戰爭的態度。丸山真男和竹內好等一直都在討論日本為何投入戰爭、為何侵略近鄰國家，以及如何學習建設先進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可惜，五十至八十年代，日本言論界的主流對戰爭和殖民地統治持有很謹慎的態度之際，大部分亞洲國家還沒有民主化，民間社會難以跟日本的民間交流，如直到七十年代初，日本跟中國大陸還沒有建交，導致民間交流很有限。而到了九十年代，東亞人民的往來日漸活躍之時，面對泡沫經濟結束的日本，國內氣氛跟以前有所不同，言論界的主流不再是左派，保守派漸漸抬頭了。

　　在五六十年代的東亞，與日本解決戰爭或殖民地問題的政府，大部分都是所謂的威權政府，這些政府跟日本締結和約與解決賠償問題的決策過程，民間社會不一定參與。威權政府常常獨斷了跟日本的戰爭賠償等問題。八十年代，亞洲國家先後民主化，中國國家和社會的關係也發生變化，民間的發言空間擴大。此時，以前威權政府進行的戰爭或者殖民地統治問題的處理被檢討與批判，亞洲國家的民間社會，便再一次向日本提出這些問題。日本政府一再答覆這些問題早就在某某條約上解決了，但是亞洲社會認為那些條約是尚未民主化時代的產物，所以需要再一次檢討。

　　目前，因應這些亞洲社會的變化，日本不一定有彈性的處理方案。

國際政治與國內因素

　　過去，日本侵略過鄰近國家，對世界發起戰爭，這一事實絕對不會被丟棄，日本的國家和人民未來一直都記住這個事實。不僅如此，對這些事實，應該擁有謹慎的態度，嚴肅反省，並傳承給下一代。另一方面，我們在看待日本戰後處理的問題時，也要把國際政治與有關各方的國內政治因素，通盤納入上述問題的考慮之中。

　　（作者是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