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明月》是一個海外知識分子「想像社團」的符號，因為有了它，像我這種流浪在美國或世界其他地方的海外華人有一種文化上的歸宿感。香港當年對我的吸引力也在於此：它不屬於任何政治實體（甚至也不把港英政府看在眼裏），卻對「文化中國」（當時還沒有這個名詞）有一份不切實際的嚮往。這也代表編者胡菊人的獨立性格。我經過老同學戴天的介紹，和他相識，算是我的福氣。到了香港不久，剛在中文大學安定下來，就加入《明月》的朋友圈子裏。這些人大多是文化人，也有不少學者。於是我跟他們，在《明月》發表知識性和半學術性的文章。至今依然如此。如今回顧，才悟到我之成為遊離於學院內外的一個「兩棲動物」，其實是《明月》造成的（除此之外，還有李怡兄編的《七十年代》（後來改名為《九十年代》），一九九八年五月任務完成而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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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著名香港人文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