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見過面、談過話的香港大學校長之中，金耀基校長的儒雅通達，張信剛校長的博學多才，都留給我深刻的印象，但在我記憶深處，最令我難忘的，卻是高錕校長的一次晤談。
用佛家語說，我與香港有緣。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更是三進三出，一直藕斷而絲連。第一次應聘，是一九八六年，一聘三年，那時候我剛從美國訪問一年返台不久，來港任教，一切匆匆忙忙，妻子不能適應陌生的環境，兒女的升學教育問題難以解決，所以不到一年就辭職回台大了，那正是高錕校長履新就職之日。我不認識他，但和他的姪兒高準卻是多年詩友。校內有人安排高準來校訪問，與我不期而遇於大學賓館。友人見我與高準熟識，私下向我打聽高準的背景，說擬聘用他。
我回台大以後，工作更為忙碌，先後參與籌備中正大學文學院、創設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因為過於投入，眼睛二度視網膜剝離，不得不聽醫師囑咐，手術後請假在家調養。
恰巧那時候，高錕校長接任校長之後，發現中文系人事不和，據說常有黑函密函，而我忝任校外考試委員，所以曾徵詢我的意見。當時的系主任鄧仕樑先生建議請我擔任短期客座教授，高校長也立刻同意，並表示學校環境清幽，有利於我調養身體。所以，一九九三年我再度回到中大校園，客座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