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是如何生存下來？
當時是計劃經濟時期，一切都要憑票證。買糧要糧票，買油要油票，買布要布票，買肉要肉票，甚至理髮都要票。而這些票證發放的依據就是戶口。而我們家則是沒有戶口的黑人，當然也就失去了獲得這些票證的資格。這是一個關係到基本生存的問題。今天的許多人很難想像，我們這些黑人是如何生存下來的。在我的記憶裏，我們家除了靠親戚朋友送一些票證外，主要靠從黑市裏買些紅薯和雜糧充飢。有一個時期，我母親守在糧站，義務幫助人家掃地，從垃圾中收集糧食供我們生活。
黑人自然是沒有資格上學的。我七歲多還沒有學可上，也成為了父母的心病。我父親不得不改變他從不求人的品性，想方設法，給我在一間小學找到了一個旁聽的機會。終於有學可上了，我不知有多高興。穿上母親用染黑的包裝袋給我做的新衣服，走進了嚮往已久的教室。沒有想到，這個班的女班長知道我是黑人的底細。她站在課桌上，很憤怒地指着我，高喊着：「他是黑人！他是黑人！不准他進我們的教室！」在她的號召和指揮下，十多個學生要強行將我拖出教室。我為保住好不容易得來的機會，拼命地抱着課桌。但最後還是抵擋不過，被抬出了教室，丟在學校外的馬路邊，衣服也被撕成了布條。我坐在地上很傷心地哭泣，突然發現我父親來了。他說是路過。實際上，他應該是對我上學放心不下，特意來的。他撫摸着我的頭，兩眼含淚，仰望天空，嘴唇顫抖。這是我唯一見過父親的眼淚。這位從槍林彈雨中殺出來的漢子，面對自己黑人兒子被欺凌，卻無能為力，肯定是很傷心。從此以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對上學這件事感到十分恐懼，寧願在街頭流浪，也不願意再走進教室。

如果雙腿沒有了，就可以乞討　
不上學，並不等於可以自由自在地玩耍。年齡稍大一點，就要想辦法找些事做，為父母分憂。我在工地搬運過磚，還賣過冰棍。但這些並不是用我的名字去做的，因為，我是黑人，沒有這個資格。一般的情況是，那些有戶口的人從冰廠將冰棍領出來，找一個偏僻的地方，分些給我們這些沒有資格的黑人。我們偷偷地跑到離城區很遠的農村去賣。當時賣一支白糖或綠豆冰棍可以掙到幾釐錢，一天如果能夠掙到一元錢，那是很辛苦和很幸福的事。因為要跑很遠的農村去賣，又沒有錢買車票，就去爬火車。我經常躲在運煤的火車車廂裏，逃避鐵路工人的抓捕。後來，我一看到《鐵道游擊隊》，就會想起自己當年飛奔在鐵道線的身影，居然生出了幾分自豪。實際上，有過許多次危險。有一次，為不讓鐵路工人抓住，火車還沒有停穩，我就抱着冰棍箱從貨車的交接處往下跳。沒有站穩，摔倒在地，雙腿都在鐵軌上。還好，車輪在離我腿幾公分的地方停了下來。這將同我一起賣冰棍的大姐嚇得臉都白了。我當時卻在想，如果雙腿沒有了，我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在街道乞討，就會養活自己。我至今看到街頭乞討的流浪漢，有一種本能的親近感，我自己也經常在街頭坐地乞討。有人說我有乞討情結，我從不否認。這可能與當年想乞討而不能有關。

為什麼要將無辜的孩變成黑人？
黑人生存的艱難和被人歧視的痛苦，實在讓人難以忍受。我一直試圖反抗。我當時最常用的行動，誰罵我是黑人，我就在晚上偷偷將垃圾放在他家門口。因此經常讓人打得鼻青眼腫，有一次還被關在公廁裏不准出來。但只要有機會，我還會反擊。我總提示自己：我都是黑人了，難道還怕你們？我姐姐則不同，她十多歲後，就經常去找政府討說法。有一次，她一個人跑到了北京，說要問問毛主席，都是幫共產黨打天下的，為什麼你們的孩子吃香喝辣的，我們卻成為黑人了？當然，她是不可能進中南海見到毛主席的。她在北京呆了幾天，被送了回來，成為了我心中的英雄。這是我最初接觸的上訪。後來，我花了很多時間研究上訪制度，並利用一切機會呼籲不能打擊迫害上訪人。有許多人勸我不要太偏執，希望我不要總強調上訪人的利益，要正確對待上訪人的無理取鬧。每當此時，我就會想起姐姐北京上訪的故事。
我們家是一九七七年初父親平反後，重新在城裏落戶的。我也再一次有了戶口，告別了黑人這一身份。但這幾十年來，我時刻提醒自己不能忘記曾經的黑人生涯。我大學時就發誓，一定要搞清楚，一個國家，一個政權，為什麼要將無辜的孩子變成黑人？如何才能防止這種事情再次發生？我認為，我們個人可以原諒曾經遭受的巨大傷害，但執政者應該有勇氣反省將人變黑的罪惡。
（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