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樣一個歷史場景：「文革」初期的上海，一位老人，身着舊長衫，腰間繫着一根麻繩，在街頭悲鳴：「中國文化亡了！」這位老人就是著名學者熊十力先生。熊先生在「文革」狂潮的衝擊下，精神失常了。細想當時的中國大陸，又何嘗不是一個巨大的瘋人院？制度失常了，社會失常了，文化也失常了。同一時期，金庸先生在香港創立《明報月刊》，也是出於「存亡繼絕」的精神，為中國文化保存血脈，傳承薪火。
每一場歷史巨變，都會波及文化。例如《南渡北歸》這本很有名的書，記述了一九四九年的歷史轉捩點上，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以及他們後來的命運。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文化的血脈實際上是南遷了，有一部分遷到了台灣，有一部分遷到了香港。例如傅斯年先生主持台灣大學，錢穆先生創立香港新亞書院，等等，等等，這些文化變遷都是隨着巨大的政治、社會變動而發生的。熊十力先生當年哀歎「中國文化亡了」，我們今天來看，其實中國文化沒有亡。文化還是很頑強，每一場巨變之後文化都會有重組，都會重新找到出路。
我注意到一些著名的學者在歷史變局中的文化思考，例如錢穆先生認為中國文化有相容性，主張「守舊開新」，守住我們固有的文化精粹，同時要接受新的外來文化。唐君毅先生指出，中國文化具有農業社會的特點，且強調一元，排斥多元。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缺陷都有所反思。剛才劉再復先生講到孔子在中國文化中的境遇，我也有同感。在五四運動之後，胡適先生提倡「整理國故」，也就是在打倒孔家店之後，要重新反思文化。張申府先生也提出要「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要還原真正的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