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出了錯？
二○一一年國際政治學者艾肯伯里（G. J. Ikenberry）發表著作《自由的利維坦》（Liberal Leviathan），指出戰後英美世界建立的「自由世界秩序」（Liberal World Order）正面對嚴峻的挑戰，然而他強調「自由世界秩序」受到的挑戰不是因為秩序背後的論述──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受到挑戰，而是擔任推動自由世界秩序的執行者們──即美國以及一眾歐洲國家的權威和能力受到挑戰，被認為無力肩負推動自由世界秩序的責任。艾肯伯里提出的自由國際主義，指的是國際秩序是由自由主義的數個核心理念︰開放貿易、多邊主義、同盟及夥伴關係、民主政制與社會團結、人權等「普世價值」，以及透過不同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會及世貿組織所維持。而艾肯伯里認為，要有效維持「自由世界秩序」，世界各國願意接受美國適度行使霸權是一個重要元素。艾肯伯里強調，即使崛起中的國家如中國、印度以及巴西等，她們的崛起也是「自由世界秩序」衍生的贏家，是以她們本質上不打算推翻整個戰後美國以及歐洲所建立的世界秩序。正如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院長陳志敏教授指出，中國只是一個不滿足的國家，但她並不是一個針對自由世界秩序的修正主義國家，這亦反映於中國近年參與及建立不同的多邊外交平台及區域金融機構的外交行為之上。
艾肯伯里認為美國及歐洲在自由世界秩序的領導地位之所以受到挑戰，正是這套秩序成功所衍生的反噬作用。這好像帶點阿Q精神，但從客觀的事實而言，不少可以挑戰美國及歐洲地位的國家正正是受惠於全球貿易自由化甚多的國家︰中國在改革開放後成為了「世界工廠」，成功擺脫了貧困而開始踏上小康之路；印度則受惠於經濟一體化對於資訊科技及相關服務人才的需求，透過「印度矽谷」打開了致富之路；巴西的經濟起飛也與西方市場有直接關係，而在上任總統盧拉（Luiz Inaclo Lula da Silva）及現總統羅塞夫（Dilma Rousseff）分別開展公私合營計劃及深化南美洲國家聯盟（UNASUR）後，在世界上也佔一席位。相對而言，由於新興市場有一定的發展潛力有待開發，傳統舊市場的企業在自由流行及開放貿易的前提下，自然會走到新興市場投資及設廠，資金、技術及職位外流亦進一步拉近已發展地區與發展中地區的差距，從而影響已發展地區對全球政經系統行使領導權的能力，甚至可能受到發展中國家的一定制　　約──歐債問題後，歐盟國家要依賴中國的資金便是一個例子。
因此，不論是英國獨立黨領袖法拉奇提出「重奪國家」（take back our country），還是特朗普提出的「美國復興」（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論述，本質上就是希望將世界的時間回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中葉至八十年代初，即西方國家剛好有足夠的政治及經濟實力壓倒前蘇聯，英美社會仍然能夠主導世界的年代。這段英美世界的風光歷史亦正是戰後嬰兒潮那一代的黃金歲月，鐵鏽地帶（Rust Bell）是美國經濟的重要動力之一，英國的工廠仍屬世界一線的年代。他們在全球化的今天年華漸老，但又不足以退休安享晚年，面對身邊的工廠消失及社區有着根本的轉變，雖然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政權輪替，但不論上台的是工黨還是保守黨，共和黨還是民主黨，他們都偏重全球化下業務成功發展的模式，即擁抱自由貿易、資金及職位流動、着重倫敦金融城及美國東西岸精英。當有一天有政客跟你說他反對歐洲共同市場，他反對自由貿易，他會實行國家為本的保護主義貿易政策，試問何人不心動？

「自由的施予」與「自由的制約」
然而，上述的論調往往被指過份簡化自由主義、世界秩序與國際政治的關係。丹麥奧胡斯大學政治學學者蘇連遜（Georg Sørensen）提出，自由世界秩序背後隱含了兩個不同面向︰「自由的施予」（Liberalism of Imposition）以及「自由的制約」（Liberalism of Restraints）。蘇連遜指出，前者強調美國單方面要求其他國家接受由美國所提出的核心自由價值，後者則指美國透過尊重差異的方式「鼓勵」其他國家接受美國領袖的自由世界秩序。蘇連遜認為，後者在冷戰時期行之有效的原因在於共同敵人的存在，因此即使日本及中國這些有潛力挑戰自由世界秩序的國家，也會願意接受美國的世界秩序。但今天共同敵人已去，國家自然會選擇合適自己國情的道路。
假如將蘇連遜的分析擴展到英美世界以及部分歐盟主導國家，以及包含國際關係及國內政治的層面，不難發現表面上英美世界修正了昔日喬治．布殊年代最極端的「施予自由」模式，即不再以全球反恐戰及單邊戰爭的方式將部分不民主／不自由國家「解放」，但將這種「施予自由」模式深化到經濟及社會層面︰德國以一己之力要求其他歐洲國家接受來自敍利亞的難民，有異議者被媒體塑造成「殘暴不仁」、「排外」、「法西斯」；國基會、歐洲執委會及歐央行這個三頭馬車，為了歐羅區的穩定將緊縮政策視為拯救國家的條件，「相互支持」變成口號，反對者被標籤為「不負責任」、「民粹」；美國總統奧巴馬將非法移民「合法化」，在不斷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同時沒有為國內工人提出足夠的補助，以保障低下階層為名施行醫保卻令保費及醫療成本上升，提出反對的便被指責為「冷漠」、「欠缺包容」、「排外」。事實上，當自由主義在冷戰後成為唯一國際真理，這些強調「政治正確」的論述自是成為風尚，繼而每一位「自由人」都希望將這些價值視為常理，要求每一個社群均恪守這些價值。

希拉里才是左翼的真正敵人？
本人不是認為這些強調自由、平等的價值絕不可取，而是當宏觀地執行時，社會卻不斷將異議者打為「民粹」、「愚民」，欠缺充分的社會參與及辯論，以至對受影響社群的同理心，這又是否合符自由主義背後的精神？著名哲學家齊澤克在接受訪問時指出，假如他身處美國又可以投票的話，他大抵會投票支持特朗普─這對於不少「齊粉」而言，自然大惑不解。對於齊澤克而言，他曾明確表示，希拉里才是左翼的真正敵人。而假如特朗普當選可以令美國的左翼反思既有左翼論述及策略的不足，從而令美國甚至全球左翼來一次真正的醒覺，相信這將會是他對左翼進步主義的最大貢獻。
齊澤克有關反思的部分本人深感認同，但本人所着重的反思在於自由派是否了解到，要讓自由主義成為文明社會的核心，「有制約地」將人類社會自由化，才是知行合一的合理方式，特朗普當選及英國社會選擇脫歐其實想表示的是，以教條的方式要求國際社會及國內民眾接受你希望的自由價值，最後只會引來不必要的反彈。假如自由派能有效地修正過去，特朗普當選及英國脫歐其實是透過「制約自由」而令「自由世界秩序」重生的起點，而非終結。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研究學士課程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