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特輯
八十年代,殃及幾乎每個家庭的文革剛過去,鄧小平復出,「四人幫」倒台,有點像抗戰勝利,人們以為否極泰來,國家從此走向正路,國人上下一心,開啟了改革時代。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文革定性為「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民間用浩劫形容剛過去的動盪。為了國家安定團結的「大局」,對錯誤發動文革的領導者毛澤東私下議論,卻十分合作地沒有去追究責任。今天被追憶為「黃金的八十年代」,在追求思想解放,個人不再受政府嚴重束縛的同時,理想主義和愛國主義高漲。官民共同的思想基礎便是對文革,對一九四九年以來制度和政策的反思,乃至對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實踐的反思。
輕飄飄的「前三十年」
當時沒人料到,整個民族付出十年光陰,許多人付出生命換來的覺醒與共識,終結於八十年代末一次不幸的事件。文革結束四十多年後的今天,談文革在文革發生的土地上成為忌諱。今天的年輕人,是在折騰的年代之後長大的幸運兒,大多數對文革認識模糊,以為是一場走資派和造反派之間的鬥爭。輕飄飄一詞「前三十年」霧霾一般遮蓋了中國人經歷的一段慘痛歷史。讓我們做點什麼,是多位中外文革研究者共同的想法,於是準備寫一本通俗的文革讀物,從不同的方面描述文革發生的事情,說明前因後果。以史為鑑,引起讀者思考,希望動亂不再出現,尋求曾有過的朝野共識。
二○一七年一月八日,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及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聯合舉辦《以史為鑑─中外學者論文革》研討會,邀請該書的十多位作者報告各自章節的內容。正值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舉行年度國際博士生研討班,促成一次難得的交流。當天是星期日,主辦方原本估計不會有多少人參加,豈料最後祖堯堂座無虛席。講者沒有辜負大家的期待,每一場都很精彩。
不同身份、角度的精彩演講
第一位講者,文革的資深研究者徐友漁教授單刀直入,點出文革發生的十四件大事,包括取消高考,大學停課十年;席捲全國的大批判,鬥爭會;登峰造極的個人崇拜;「破四舊,立四新」帶來的文化大破壞;「血統論」將一九四九年以來對因家庭出身被劃為「賤民」群體的迫害推向高潮;文化專制,全國人只允許看八部樣板戲;學生下鄉,將一千八百萬中學生趕到農村;武鬥,軍隊管制等等。每個事件用圖片說明。
數十年在美國教授物理學的丁抒,以文革及當代中國史研究為志業。他展現證據,說明文革初期受到最高領導人的鼓勵,紅衛兵打人,甚至打死人造成恐怖氣氛,導致隨之而來的、遍及城鄉的「橫掃一切舊習俗、舊文化」運動。標誌「舊文化」的古建築、墳墓、寺廟包括藏族地區的喇嘛寺被毀。掃蕩公共建築之後,進入家庭,開啟抄家運動。文物,書籍,古畫,當場焚燒;數萬人在「破四舊」中被打死。丁抒列舉的那些令人心疼的數字與事實來自公開出版物,包括上百部政府出版的地方誌。(見附表)
講者宋永毅無疑是當今文革史料專家第一人。他對廣西文革的研究基於他編撰的七百萬字廣西文革史料電子版。在文革剛結束的八十年代初,徹底否定文革是黨內一致的呼聲。一九八三年廣西組織了十萬黨政幹部,花了四年多時間,調查、處理文革遺留問題。關於廣西文革時期,大規模槍殺無辜,人吃人,大規模性暴力等,有過傳聞。情節太過血腥恐怖,聽起來匪夷所思。宋永毅用官方編撰的史料證實這難以置信的事實。曾經有大約九至二十萬人被折磨致死或直接被槍殺。他們因家庭出身被列為階級異己分子的人,包括他們的孩子,也包括因文革派系被扣上罪名的民眾。種種酷刑,令人毛骨悚然。之前討論書稿的工作坊上,我們建議他不要詳細講。
周孜仁先生曾經是文革時期的風流人物,為重慶兩大造反派之一,八一五派最重要的筆桿子。他說「今天我走上這個講台,感覺像是作為一場審判的證人」。他生動地講述了重慶武鬥中,那些準備為了保衛毛主席和黨中央犧牲性命的年輕人,在不同的兵器工廠和軍隊的支持下,彼此之間真槍實彈的「內戰」。今天重慶沙坪壩文革死難者公墓的四百三十三座簡陋的墳墓中,埋着十幾歲到二十幾歲的逝者,見證一段不應當被忘卻的歷史。他講到自己作為一個求上進的好學生,如何被洗腦,對領袖宗教般的景仰,深信階級鬥爭和世界革命的理論,渴望成為拯救世界的天使。同樣的信念,令他成為文革中魔鬼般蔑視生命的狂熱分子。
史丹福大學的魏昂德教授(Andrew Walder)的演講從一個小故事開始。八十年代初他到中國做訪問研究,人們爭相對他講述文革的瘋狂與不幸。有人舉起五個手指,搖動大拇指,笑道:「四人幫」。那是文革後人們心照不宣的一致看法。他的演講指出文革發生的前提是領導層中一些人對毛的忠誠超過對黨的忠誠。毛利用這些人以及妻子江青做出人事布局,控制宣傳機器,借重林彪控制軍隊,最終摧毀黨的組織體系。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是毛的指揮部,暗中活動,動員群眾造反,形成情報網絡,但未能完全掌控局面。現在看到的文革研究,大部分都支撐這一判斷,只不過無人像他直言皇帝沒穿衣服。
非常之巧,就在會議召開前夕,三本關於文革的著作出版。楊繼繩近九十萬字的巨制《天地翻覆》,力求全面還原十年文革真相;宋永毅主編的論文集《文革五十年》,及馮客(Frank Dikötter)的《文化大革命》中譯本,可惜楊繼繩未能到港參加會議。會上馮客教授概述書中對文革的梳理,同時讓大家見識了這位傑出學者演講家般的風采。來自美國的陳意新教授介紹了很少人研究過的文革中農村發生的事。農民沒有在文革中擔當重要角色,但學大寨運動令農民苦不堪言,階級鬥爭升溫造成某些農村地區的集體屠殺。
南京大學的申曉雲教授陳述軍隊在文革中的作用,指出文革是最高領導者用槍桿子做後盾運動群眾。研究上海文革的專家李遜講述文革的關鍵事件,造反派奪取上海市委領導的「一月革命」,以及後面的內幕。著名的知青研究法國學者潘鳴嘯(Michel Bonnin)介紹了知青運動的概況,探討運動為何以失敗告終。未能到會的丁東先生準備的講題為「毛澤東時代的青年思想者」,這一題目的缺失令文革時代頗為重要的一面未能對聽眾呈現。
「擁毛反鄧」的文革認識誤區
秦暉指出,雖然徹底否定文革已經寫進黨的決議,後來卻變成避而不談,因而社會對文革的認識墮入誤區。將文革定性為毛主席發動人民群眾反對當權派的鬥爭之說,為不少人接受,在對改革開放不滿的人群中尤為普遍,「擁毛反鄧」是毛粉的普遍意識;另一種是站在當權派的立場上,認為他們安安穩穩當官的前十七年是對的,文革是錯的;也有少數民主派認為文革體現了民主,值得肯定;第四種文革敍事在文革學者中是主流,追溯到對四九年後體制的的反省。秦暉的演講瀟灑自如,將嚴肅的話題揮灑得趣味橫生。
會議發生了一個戲劇性的插曲。有位聽眾激動地站起來發表意見,揮拳高呼:文化大革命萬歲!XXX萬歲,萬萬歲!打倒XXX!等口號。憤怒與激情令他漠視會場秩序,造成幾分鐘混亂場面。我們之前曾建議講者讓聽眾對文革找到一點感覺,結果這位不請自來的長者做到了,令聽眾感受到一點點文革氣氛,也呼應了秦暉指出的「擁毛反鄧」的文革認識誤區。
文革如火如荼的一九六七年,在以弘揚中華文化為己任的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李卓敏推動下,成立了校內第一所研究機 構─中國文化研究所,秉承了傳承並發揚中國文化的使命。數十年來,這座靜靜的四合院裏,色彩斑斕的錦鯉優哉遊哉;北望神州,幾番風雨後,大國經濟崛起,文化的崛起則任重道遠。這次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研討會,事先未曾刻意安排,卻成為中國文化研究所五十周年紀念的開鑼戲。莫非不是偶然?
(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負責「民間歷史」專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