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機不可失　引日報轉型
金庸不只是武俠小說大師、出色的報人和社評撰稿人，更是大富豪級的傳媒老闆、樓房和股票投資家，具有精於計算、嚴控成本效益的商人頭腦。
一九六六年，是不尋常的一年，從文藝清算、黨內鬥爭，文革擴大到社會各階層。一九七九年，葉劍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的「十一講話」，稱文革把人民「投入血腥的恐怖中」。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稱「毛澤東……左傾錯誤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個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熱的程度」；「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文革造成社會危機，卻是金庸引領日報轉型、建立特色和影響力、提升銷量和利潤的契機。

在文革期間　轉型跨步大
他引領日報的發展，可分為三個時段。從一九五九年創刊至一九九一年股權轉移，權稱為金庸時代。
金庸時代的三十二年，可量化為三個時段：第一時段早期，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九年；第二時段中期，一九七○至一九七九年；第三時段後期，一九八○至一九九一年。
在早、中期，金庸是緊握決策、行政實權的大統帥，任明報集團董事長、日報社長兼總主筆、總編輯，一九六六年兼月刊總編輯。在日報不兼總編時，實際仍是總編，主導大政。
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日報有「左」的紅色彩，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年開始轉型。一九六二年對五月逃亡潮的取態（同情）、一九六四年的「核褲論戰」，是轉型的標誌，紅色褪去，自由之聲響亮。
文革期間（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和文革後（一九七六至一九八○年）對四人幫的清算和「批左」，是日報轉型跨步更大、明報集團加快發展的時段。月刊的創刊和發展，日報增強大陸新聞特別是對文革的解釋新聞取向，晚報的創刊（一九六九年）及初期（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三年）的財經專業特色，是這一時段的標誌。
對於金庸引領日報升格、發展，曾任香港科技大學講座教授的鄭樹森博士，有深入的研究分析。他在一篇學術論文中指出：
早年的《明報》是小報格局，黃、賭、俗難免。六十年代中開始提升報格。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明報》深入報道，大量發表各種流傳出來的資料（紅衛兵報紙和所謂黑材料），後並由丁望編輯出版，備受各方矚目。一九六七年香港左派發動反英抗暴，呼應大陸文革。查良鏞每日在《明報》撰寫社論，痛批之餘，並呼籲香港市民支持港英政府鎮壓左派暴動。

編輯部四人　倪匡有客座
月刊創刊於一九六六年一月，編輯部設於銅鑼灣禮頓道二號A二樓，在電車從銅鑼灣轉向黃泥涌道彎道的車站旁。在二樓三百多呎的編輯部，每天聽到電車走動之聲和到站的噹噹聲，嘈雜中別有一番「電車風情」。
編輯部只有四人，總編輯金庸，編輯是許冠三和我（許年齡比金大），助理編輯兼校對王世瑜。金、許、王的辦公桌併在一起，我「獨立而坐」、靠在窗邊。
另一桌子靠裏面的牆，是倪匡的「客座」之位；他是金庸好友，每天下午到編輯部寫私稿（他因小孩年紀小為避嘈而來），寫完便回百德新街寓所。他快人快語，與我們常有嘻嘻哈哈的「場景」。
坊間的金庸傳寫月刊，以日報在灣仔謝斐道的地址套到月刊頭上，又列出近十人的編輯名單，全是小說化的想像。
一九六七年，月刊搬入北角英皇道南康大廈十樓，與日報編輯部同一樓。金庸不再擔任總編輯，由胡菊人接編（至一九八○年），執行編輯是黃俊東（在他之前王世瑜做了幾個月，王後來轉職主編《華人夜報》）。在相當時間內，編輯部就只有二人，坊間金庸傳所列「名單」不靠譜。
一九六七年，金庸專任日報的社長、總編輯、總主筆。他調我到編輯部任資料室主任，後來任副總編輯兼中國新聞主編、月刊叢書部總編輯，直接受他指令、我直接對他負責。
他對月刊仍十分關注，有時會寫字條給我，直接點題要我寫稿。例如，一九八一年十一月要我分析「異化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