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金庸先生也算有緣，只不過緣分不深，見面次數屈指可數。第一次見到先生，是一九九八年四月，在雲南大理的金庸小說研討會期間，因《雲南日報》女記者熱情引薦，得先生接見，鞠躬握手，行禮如儀。同年五月，在美國大石城科羅拉多大學的「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國際研討會」上，金庸先生不住會，時來時不來，來時則有太多人簇擁，擠不上前，只能遠處仰望。同年十一月，台北金庸小說研討會會場走廊中，先生還是被人簇擁，仍沒說話機會，幸而得以近觀。其後還有幾次見面，在北京，我替女兒找先生簽名；在杭州，和張紀中兄一起陪金庸先生吃夜宵。肯定說過話，具體說些什麼，卻記不得了。
與金庸先生單獨說話，是二○○三年十月，在浙江嘉興的研討會期間。如果我沒記錯，那是先生主動邀約。我一直期待有機會與先生談話，讀金庸小說多年，有太多問題要向先生討教。例如，《碧血劍》中袁承志對父親袁崇煥和夏青青對父親夏雪宜的往事追尋，是否藏有作者懷念父親的情感動機？又如，一九五九年創辦《明報》，寫作《神鵰俠侶》，這兩件事同時發生，是否有內在心理邏輯關聯？楊過反抗禮教大防，獨闢人生蹊徑，是否可與作者獨立創業之事相互詮釋？楊過先後被桃花島、全真教開除，與作者先後被中學、大學勸退事相似且相關，作者如何能直面心理創傷與精神屈辱，將它化作楊過的悲情人生故事？
記得錢鍾書先生曾說過，喜歡吃雞蛋，沒必要認識生蛋的母雞。話雖有理，但若評論雞蛋，須了解作者生平與個性，自要另當別論。當年國內有多家出版社約我寫金庸傳記，我雖未敢貿然應允，心裏確有此念，並已着手做文獻調查和口述史料採訪。野心是，想讓金庸先生工作和生活的現實世界、虛構幻想的江湖世界和作者隱秘幽深的心理世界聯繫起來，相互參照，進而融為一體，探訪心路歷程，測量精神疆域，建構人生故事。前提是，傳主願意開放心靈，接受採訪。恰好國內一家大型出版社又約我寫《金庸傳》，事先寫信徵求金庸先生的意見。金庸先生一口回絕，理由是：陳墨不了解我，如何能寫我的傳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