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客的小說題材，在中國文學傳統中源遠流長。《史記》中有〈游俠列傳〉，雖然當中的游俠並非皆身懷超人本領或凜然大義。唐代則有傳奇短篇如〈崑崙奴〉、〈聶隱娘〉、〈紅線〉、〈髯客傳〉，當中崑崙奴力能身負二人「而飛出峻垣十餘重」，「瞥若翅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而「身輕如風」的聶隱娘，更「能於峭壁上飛走，……刺鷹隼無不中」，甚至有「潛入腸中」的「神術」。及後明代亦有《水滸傳》及輯錄唐宋作品的《俠客傳》，晚清更有《忠烈俠義傳》（亦名《三俠五義》），標舉「俠義」精神。到二十世紀初的《小說大觀》季刊，首次發表以「武俠小說」專稱的作品。二十世紀後半段出現的「新派武俠小說」（以別於民國時期的作品），堪稱武俠小說的黃金時代。

武俠小說中的「甘願擱置懷疑」

武俠小說中大俠的武功，通常是超越現實的神乎其技。這種形象能配合作品的內容，因為宏觀而言，武俠小說的題材大多數圍繞武林幫派的爭雄鬥勝、江湖人物的恩怨情仇，以至國家民族的命運存亡而開展，更往往交織改朝換代、外族鬥爭等歷史大勢為背景。當中俠義精神無疑是主題和重心，但作為以趣味性和吸引力為先的大眾文學，武俠小說必須大灑筆墨於本來屬於手段性質的武功上。《三俠五義》（刪改再版時改稱《七俠五義》）中已有各種武功技藝(如刀法劍訣、點穴暗器、輕功特技）、下等勾當以至機關設伏等描述；其後的武俠小說更不時滲雜各種氣功神術，使俠客的武術變得更超乎現實，匪夷所思。

武俠小說既然突顯超現實能力的武功，當然不能純粹用寫實主義的尺度衡量；這令人聯想起英國詩人批評家柯勒律治（Samuel T. Coleridge）所提出的「甘願擱置懷疑」（will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觀念。上面已看過武俠小說與中國古代傳奇文學的淵源；若然要在西方文學傳統中尋找近似文類，庶幾為中世紀的「騎士傳奇」（medieval chivalric romance），例如圍繞亞瑟王及其圓桌武士群體發揮的各種故事。當中的歷史背景相對模糊，既方便文學虛構和想像，亦有利讀者暫時接受超自然（偶然甚至神魔式）的情節描述。反過來說，假如歷史的大現實跟奇情異術緊緊交織在一起，就較容易產生內在藝術張力或矛盾，因為歷史與浪漫、現實與超現實之間的元素及距離同樣明顯，令懷疑不易擱置。

金庸的武俠小說，不時浮現出這層藝術張力。這是從某個角度作出的觀察，並不代表整體的藝術衡量。金庸曾指出，他本人最喜歡的作品包括《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笑傲江湖》、《天龍八部》和《飛狐外傳》，大體則認為其長篇勝於中、短篇作品（見《鹿鼎記》後記及新修版《鹿鼎記》後記）。古龍的武俠小說中習慣用類似「三月，煙雨江南」的起首氛圍，沒有特定的時空性，為超現實的描述帶來方便。金庸的武俠小說寫要比古龍具體實在，英雄人物交織歷史背景：蕭峰與耶律洪基、郭靖與成吉思汗、楊過與蒙哥大軍、張無忌與朱元璋、韋小寶與康熙……，再配合各種文化知識掌故，豐富繽紛。與此同時，讀者在享受閱讀之際可能會設問：假如楊過能孤身穿越千軍萬馬，更用飛石擊殺蒙古大汗，為何眾大俠不能貫徹其國家民族或天下蒼生的俠義心腸，改變歷史？

歷史和文學書寫間的藝術張力

如此方向的藝術課題，作者或許也曾經自問。在這幾部長篇小說中，讀者可以隱約看見金庸透過不同方法，嘗試消解史實與虛構之間的宏觀張力和潛在矛盾。在處於歷史時間線上最早（北宋／遼／西夏／大理）的《天龍八部》中，武功蓋世、仁義俱全的蕭峰夾在兩種歸屬身份的忠義矛盾之間，最終選擇自盡結局。跟蕭峰結義的虛竹和段譽，是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的人物：一為小國大理的皇帝，另一個與西夏皇族成婚，然而皆秉性退隱無爭，寧願安樂於烽煙以外的溫柔鄉；三人皆各有緣由，沒有走上大歷史的舞台。轉看歷史背景為南宋／金／蒙古等的《射鵰英雄傳》，情節重心落在「天下五絕」之爭多於國家相爭上：當時金國仍在，年輕的郭靖還未需要肩負救國扶危的重責，故此宏觀張力得以緩解。

《倚天屠龍記》中的張無忌，與歷史大局潛在交接的身份最特殊，因為作為明教教主，他原是武德兼備、眾望所歸的「預設」開國君主。小說把少年英雄推上浪漫高峰，卻必須將大俠還原為平民百姓，於是只能替他塑造仁厚柔讓、偏於情愛的性格，以及甘願放棄潛在帝位的決定，作為小說的藝術出路；換了楊過，或許會在引退前先把朱元璋幹掉。到回顧《笑傲江湖》之時，作者在〈後記〉指出「本書沒有歷史背景」，乾脆取消張力的課題；令狐的本性，無疑屬於俠隱一類。至於《鹿鼎記》中的韋小寶，是個目不識丁、武藝低微、靈活狡黠的市井之徒，雖不無情義卻並非英雄，倒是趨向「反英雄」（anti-hero）形態；他是點綴政治定局的小角色，影響不了歷史形勢，也掀不起藝術張力。《神鵰俠侶》結尾處楊過投石擊斃蒙哥之舉，最能呈現歷史現實與浪漫想像之間的潛在藝術矛盾。正因金庸的武俠小說含有嚴肅文學的元素，我們更應該思考：超現實文類的寫，究竟能容納多少歷史現實的融合？金庸的武俠小說，不時有點「超現實歷史小說」的味道。

歷史現實和文學書寫之間的藝術張力，並非僅出現於武俠小說，只是特別彰顯於斯。一切交織歷史大局變遷的歷史小說，都有可能呈現此類張力。例如在《三國演義》中，劉備和他的團隊以正統和正義之名出師，取「人和」之勢三分天下；然而小說以及歷史中的最後失敗，是無法改寫的結局。因此，撇開「天數茫茫不可逃」的模糊超自然理念，小說唯一合乎藝術脈理的推斷，就是「得之人情，失之人情」的道理。劉、關、張在「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公益前提下結為兄弟，可是其後三人皆因私廢公致敗：關羽因驕傲拒絕與孫權聯姻抗魏而遇害；張飛因急切報仇倍加暴戾而被手下所殺；劉備拒絕東吳歸將還地之請而興兵雪恨，招來火燒連營七百里，皆屬於成敗大勢的轉捩點。

《三國演義》中劉、關、張的失敗，符合藝術情理，轉折和跌落亦較易，因為他們是凡人，攀不上武俠英雄的浪漫高度。但試想楊過已由激憤少年化作「為國為民」的大俠，而且身懷絕世神功，擊殺蒙古大汗之時不過三十餘歲的盛年，假如多活數十載，每次集中擊王斃帥復全身而退，何愁無法扭轉乾坤，阻止改朝換代？太明顯的歷史現實經緯，不免將「甘願擱置懷疑」的浪漫閱讀情懷和想像拉到地面來，產生無意營造的矛盾感受。

努力將歷史織入超現實書寫

以上的淺述，是從藝術邏輯和閱讀心理角度出發的一點觀察，並非全面的文學批評。事實上，金庸小說中的武俠世界豐富多姿，剛強雄健兼含細緻蘊藉，超乎奇情武功、詭異曲折的營造，同時包含文化知識，交織價值理想。金庸的歷史觸覺比一般武俠小說作者深刻，故此更努力將歷史現實織入浪漫的超現實書寫。《東坡志林》載「薄劣小兒」聞曹操敗而喜，聞劉備敗而悲；連薄劣小兒也有本於道德意識的心理期待，何況是成年讀者讀到崇高浪漫的英雄事跡？歷史書寫也是想像，但終究以事實為本，有別於超現實的浪漫想像。兩種方向不同的內容和模式緊密交織，不免會帶出某種藝術矛盾和閱讀張力。

在金庸的武俠世界中，俠義的程度和層次各有不同；一般理解大約是「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從另一個角度看，真正的「俠之大者」也許應超越界限之分；即使在傳統文化的框架內，亦起碼是「為民為國」。孟子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見解；「俠」的觀念更承自墨子，而墨子的基礎觀念是不分血緣親疏的「兼愛」。蕭峰脅迫遼主兼義兄耶律洪基當眾承諾終生不侵宋國，為的並非君權國祚，而是天下百姓的安居樂業。蕭峰的自盡，除了是被壓死於傳統的忠烈觀念下，大概還包含以一死的情義保證遼主信守諾言的意念。為國為民無疑是俠，然而蕭峰的蒼生情義，已超越為國的民族懷抱。

遺憾的是，最浪漫的絕世大俠也無法隻手補天，因為人性不純。管理俗世要求權術，而張無忌的情況說明，「俠」是正規法制外的存在模式，到底很難與「皇」的權術融合。俠原為扶危濟世的入世承擔，然而金庸筆下的大俠，不論是出於性情或迫於環境，最終大多自願引退，出世而成為獨善其身的「俠隱」，灑脫擱置了俠的理想。無論如何，金庸的武俠小說最終體現的，是對俠的深層敬仰而並非對武的淺層渲染。現實中的法治與公義之間，總存有相當落差；文學描寫的俠義精神，因此成為填補現實正規法度的缺漏、甚至凌駕於法制的「詩意公義」（poetic justice）和心理補償。何況即使文學無法在社稷運作中補償現實的缺陷，俠義精神仍然可以洗滌個體的思情，透過感染多少產生淨化效果，發揮藝術的啟迪作用。凡人往往為名利私慾所蔽，或為生活壓力所迫，但只要精神及道德意識存在，總會仰慕和希望效法俠義精神。這種深層的心靈共鳴，超出對武功想像的感官刺激，或許亦是武俠小說不斷被大眾媒體改編、乃至將來歷久不衰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