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貿易戰和陷於國際社會孤立的大背景下，中共當局面臨的內外形勢十分嚴峻，黨內國內矛盾激化，維穩保政權成為第一要務。這也令原本難以自圓其說的執政理論，演化為意識形態上的精神分裂，出現了種種百年罕見之怪現象。

怪象一：北京大學打壓學生

沒有胡適、陳獨秀倡導的新文化運動帶來的思想解放，沒有北大校長蔡元培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多元文化氛圍，五四運動很可能不會發生。胡適一直認為這是思想運動政治化，主張將兩個運動加以區分。

按中共官方史學的說法：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催生了中國共產黨。北大教授李大釗在中國第一個舉起馬克思主義旗幟，系統接受、傳播和實踐馬克思主義。一九二○年三月，「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北京大學成立，著名的「亢慕義（Communism）齋」就是該會的辦公室和圖書館。北大成為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同年十月，北京共產黨小組在北大成立，成員幾乎都是北大師生。中共「一大」前，全國八個地區的共產黨組織，有六個組織的負責人是北大師生和校友；全國五十三名黨員中，有北大師生和校友二十一人；中共「一大」的十三名代表中，有北大師生和校友五人。由此可見北大在中共官方意識形態中的祖庭地位，五四運動也成為中共政權「合法性」來源的象徵。

馬克思實現社會理想的手段—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十月革命後形成了俄國山寨版。五四一代知識分子「以俄為師」，毛澤東更以中國本土化馬克思主義自居，其實他所引入的，是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再與本土封建主義雜糅，形成中國特色山寨版，被稱為「山溝裏的馬克思主義」。二十世紀末期，共產主義制度在全世界遭遇潰敗，僅殘存於少數國家，東西方冷戰時代結束。

中共「十八大」以來，保住執政地位成為第一要務。官方意識形態不斷向左偏袒，各大學和研究機構紛紛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舉辦各種講座和活動，為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增添「理論自信」。二○一八年恰逢馬克思誕辰二百周年，五月五至六日，北京大學主辦的第二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在北京召開，主題為「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與此同期，北京大學等多座高校學生的「馬克思主義學會」組織，反倒成了官方眼中的異端。這批天真的左派學子，歷經官方教育生產線的洗腦，貌似真信了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但在社會實踐中，卻發現自己身處一個「有產階級專政」之國，官方說教嚴重背離現實。他們試圖遵循偉大革命導師的教導，效法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前輩，走與工人階級結合的道路，為勞苦大眾爭取權利；卻迭遭當局打壓整肅，活躍分子失去人身自由，學會社團被劫奪。

民國時期大學校長的一項天職，是主動保護學生，捍衛大學校園的思想自由。北京大學是五四運動和中共溫床，如今學校當局打壓青年學生，是對北大「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傳統的褻瀆；而培養「共產主義接班人」的洗腦導致基因突變，誕育出另類掘墓人，則是對山寨版馬克思主義的莫大諷刺。

怪象二：清華大學整肅教授

說完了五四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策源地的北大，再來看看「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發祥地清華大學。

當下清華大學最出風頭的事，是校方對法學院敢言教授許章潤做出停課、停職和審查的決定，引發了社會各界的抗議浪潮。

此舉帶來的恐怖與憤怒，引發了教育界、學術界的強烈反彈。清華校友以及教授、學者等各界人士聯署的抗議信說：「許章潤先生對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現象進行研究，發表評論，實屬其大學教授的本職，也是他憂國憂民的體現。發表自由的學術觀點當是清華創建一流大學的前提。清華大學剝奪許章潤教授的工作權利，不僅有違學術自由的傳統，也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教師法。清華大學此舉，背離了清華一向倡導的『學術獨立』的傳統精神，也和『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清華校訓不符……」。

清華大學有尊師的傳統，清華國學院時期的「四大導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創造了校史上的輝煌。梅貽琦校長主張「師資為大學第一要素」，其「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名言，至今為人稱道。有人調侃說，要處理許章潤，就必須把清華校園內陳寅恪撰文的王國維紀念碑移走。碑文中「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正是對大學精神的最佳詮釋。

中國的大學教育從一開始是「舶來品」，亦即中共歷來反對的「西方那一套」。大學是思想學術自由的獨立領地，政府、政治團體不得介入，是文明世界正常國家的通例。民國時代清華大學實行「教授治校」，大學的管理權在清華教授會，體現了美式校園民主的傳統。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逐漸脫離人類文明主流，成為一黨專政的不正常國家。從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院系調整」開始，中國教育備受摧殘磨難。歷經從「全盤西化」到「全盤蘇化」的脫胎換骨改造，「教授治校」變成「黨委治校」。到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不但學術大師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還出現了「踢開黨委鬧革命」，師道尊嚴掃地以盡。

清華大學作為毛時代教育災難的受害者之一，文理科建制被肢解切除，成為單一的工科院校，為國家機器生產各種標準零部件。「文革」結束後恢復了文理學科建制，但「黨委治校」佔位，大學精神之魂難回軀殼，在「教育產業化」和學術腐敗中向「學店」演變。大樓蓋了不少，大官出得最多，大師卻一個沒有，大學應有的創造力、批判性和社會關懷日見式微。在新時代「黨領導一切」的背景下，出現了體制性的全面倒退。教育部長吹牛二○四九年中國教育將成「世界第一」，可謂貽笑萬邦。

「黨委治校」把大學辦成了黨校，甚至淪為針對思想學術自由的專政工具。近年因言獲罪的高校老師有：華東師範大學副教授張雪忠、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史傑鵬、貴州大學教授楊紹政、廈門大學教授尤盛東、北京建築工業大學教授許傳青、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副教授翟桔紅、重慶師大商貿學院副教授譚松等。三月「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後，思想政治教育被強化提升為課堂主陣地，隨即發生了許章潤教授等被整肅的事件。以教授學者為假想敵製造文字獄，囿於文化水平，蠢在抱薪救火。

「五四」、「六四」紀念日臨近，此種殺一儆百手法，或為針對高校形勢採取的預防措施。有道是「總有刁民想害朕」，「四個自信」不知何處去了？

怪象三：「賽先生」監控「德先生」

這輪中國高校風潮中備受詬病的，還有學生中無處不在的告密現象。不少教授獲罪的起因，是學校當局鼓勵告密的特務政治。不僅教師受監控，學生之間也互相監視；不僅學生告密，教師之間也存在揭發舉報的案例。在「黨委治校」下的大學校園，除了獎勵人工告密，還上了科技手段。教師在課堂上的一言一行，都被「電子眼」記錄存儲，一旦有人舉報，即可作為治罪證據。人機監控並行，師生互設心防，教師人人自危。

早在十年前，《中國教育報》就展開過一場關於攝像鏡頭進課堂的爭論，反對意見佔相當比重。直到四年前，告密與監控在輿論上仍不佔上風。近年隨着大數據、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的普及，監控已發展到無處不在。當局利用「天眼」網絡監控系統、「人臉識別系統」等技術，對城市和社區實施「網格化管理」。調查公司IHS Markit的數據顯示，中國在公共和私人領域(包括機場、火車站和街道)共裝有一億七千六百萬個監控攝像頭，比美國多出一億二千六百萬個。未來三年攀升至六億二千六百萬個。除大學校園普及監控外，監控中小學生的「智能校服」正在推廣；針對高中學生的多姿態人臉檢測和面部表情識別技術，也已開發成功，不僅可獲取學生在課堂的情緒變化，甚至可指定跟蹤對象，對其在課堂中的狀態進行統計分析。

當告密、揭發和批判老師等「文革」殭屍借助現代科技還魂的同時，毛時代的造神工具「紅寶書」，也以新時代數字化升級版的形式捲土重來。由阿里巴巴公司團隊「Y項目商業小組」開發、中共中央宣傳部推廣的「學習強國」APP，被強勢要求各地黨政機關、國企單位的公務員和共產黨員安裝，目前已佔據App Store免費軟件下載排行第一名。該平台包含「要聞」、「新思想」、「時政綜合」等板塊，收錄大量中共總書記的談話與影音，以及學習資料、課程等；且引入「學習積分」系統，用戶的日常操作如登錄、閱讀文章、觀看視頻、發表評論和答題等操作累積「學習積分」。不少單位搞「一刀切」，將員工的「學習積分」與工作績效掛鈎，搞得怨聲載道；有人為此開發了刷分工具軟件，也遭到處罰。

這種洗腦工具，也隱含着極權體制的「窺陰癖」：據香港《明報》三月十日報道，安裝「學習強國」，需要向該APP授予包括真實姓名、位置等多達十九項具隱私性質的權限，如同移動監控設備。網上一則題為「北京大學學生安裝強國APP提醒」的帖子稱：「請不要在常用手機上安裝強國APP；手機在安裝強國APP之前，請檢查並刪除不符合維穩原則的照片、視頻、文檔等資料，否則APP權限是可以讀取掃描手機文件並進行審查的，如果含敏感文件或接受處分。」

很多貼近官方主流的APP，被指有過多的不當權限要求，以協助窺探隱私。思想言論控制不僅在體制內雷厲風行，也將天羅地網擴展至整個社會，社交媒體微信、微博的封號封群成為家常便飯。監控不僅從線上擴展到線下，還從境內追殺到境外。去年以來，一些在國際社交媒體上吐槽的網民，不斷被警方約談，強令刪除推文甚至關閉推特帳號。

五四的旗幟是「科學與民主」，上世紀九十年代互聯網在中國登陸時，人們以為可借助高科技擴大啟蒙，推動民主。二十多年後忽然發現—科學異化成各種壓制民主的技術，淪為專制的幫兇。奧威爾小說《一九八四》中「老大哥在看着你」的場景，以及電影《竊聽風暴》（The Lives of Others）中前東德秘密警察無所不用其極的監控，已成當今中國社會之常態。

複盤：歷史倒車疑無路

十年前的五四運動九十周年前夕，我發表過一篇〈中國還有「五四精神」嗎？〉（《明報月刊》二○○九年五月號），討論了五個問題。

一、歷史誤讀，將「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混為一談，或以後者代替前者。二、中國需走出「父子互戕」的極端文化怪圈，創造一種「兼容並包」的新文化。三、中國的「文化醬缸」，不斷將外來主義和文化改造成「中國特色」的「山寨版」。四、從「打倒孔家店」到當下的「新尊孔讀經」，封建文化沉渣泛起。五、高舉「五四旗幟」閹割「五四精神」的自宮儀式。文末曾有如下提示：

有科學而無民主，則科學無以昌明；有民主而無科學，則民主徒託空言。

新的利益格局已經形成，從造反革命黨到「維穩」執政黨的轉型也已完成，不變的是對權力的強烈控制欲望。一切以維護舊機器的運轉為前提，奉行的是以技術代科學的「技治主義」；在理論的科學創新上鮮有建樹，注重的是統治技術及機器部件的更新。

以生產線式的應試教育禁錮青少年的思想，製造體制機器的標準配件；罔顧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用技術手段監控國人的思想言行；以強調「中國特色」為藉口，將「普世價值」作為異端來圍剿……種種切切，皆是對「五四精神」的閹割，扼殺了中華民族的創造力。

十年過去，上述擔心不幸言中。對「五四」百年的紀念難以正本清源，社會前景變得愈發混沌。堅持開歷史倒車，看不到可持續性。

（作者為內地近代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