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弱國無外交說起

眾所周知，爆發五四運動的核心因素是弱國無外交，遭人欺侮—儘管中國是戰勝國的一員，在巴黎和會提出收回租界一事時，卻因觸及列強的既得利益被置若罔聞，甚至將德國在華權益轉交日本，因而激起國人尤其年輕學子的怒憤。除上街示威外，他們更上下求索，尋求強國富民之道。千里之外的香港市民亦敵愾同仇，走上街頭、罷買日貨，以示抗議。

謀求國富民強、民族復興，到底該寄望全盤西化，抑或按自身情況進行折衷變革，一直是五四運動，乃至百多年來各種社會改革的爭辯焦點；而香港既是中國國力盛衰的見證，其成功亦建基於人文薈萃、通權達變，彼此實可相互借鑑。

要而言之，鴉片戰爭戰敗簽訂城下之盟與割讓香港，標誌着大清帝國走向衰落，歐美則被視為楷模，乃學習對象。在謀求中興的變革中，士大夫師法強國，但考慮到自身歷史與文化底蘊，乃採取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法。惟因未能解決深層次的社會與政治問題以失敗告終，同時更被師法西洋、進行更全面變革的日本比了下去。甲午戰爭敗北促使更多國人主張更徹底的西化變革，戊戌維新正是呼應這種訴求，骨幹成員由光緒皇帝到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都是風華正茂，運動同樣因捲入政治鬥爭而夭折。由於國力衰敗頹勢不止，西化運動又未竟其功，社會隨後湧現一股不反躬自省、且求諸怪力亂神的盲動力量，爆發了煽動民粹主義的義和團運動，高呼「扶清滅洋」，結果招來八國聯軍的攻伐與連串城下之盟。

為挽狂瀾，清廷倉卒推行晚清新政。此時朝廷上下、新舊精英對西洋文化已一坐盡傾，出現「唯泰西是效」的意識。這股提倡揚棄中國文化、推行全盤西化的思潮，甚至主張「廢除漢文」，代之以「萬國新語」，可見當時社會正瀰漫強烈的文化自卑感。這場晚清新政亦如戊戌維新一樣，推行不久即在炮火中劃上句號。

兩岸分道揚鑣後的西化情況

推翻滿清創立中華民國，為無數國人重燃希望。然而，這種新形勢極其短暫，袁世凱復辟稱帝，令年輕精英再度幻滅，對根深柢固的封建思想尤其痛恨，如陳獨秀便出版《新青年》，高呼受傳統文化荼毒未深的年輕世代學習新思想、新價值、新知識，期盼社會藉「新陳代謝」而脫胎換骨。

在歷次變革無功、國家仍陷水深火熱的時代，經歷文化醒覺的熱血青年，在社會運動中身先士卒，熱切向全面西化靠攏，實不難理解。當然，那時亦有學者如辜鴻銘、梁漱溟等堅持因應中國文化與傳統，進行敦本務實的變革，統稱折衷變革，惟這種觀點在家國瀕亡之際難免乏人問津。

五四運動之前，沙俄爆發十月革命，之後建立了共產政權，引起全球注視，並產生一個重要問題：全盤西化的道路到底應「選擇哪一種西化」？受俄國革命的影響，運動中堅人物陳獨秀，選擇以列寧為師的社會主義道路；受負笈美國影響的另一中堅人物胡適，則選擇以杜威為師的資本主義道路。政治理念迥異令兩人分道揚鑣，並影響了中國的政治發展路向。

往後的發展不少人知之甚詳，陳獨秀牽頭創立了中國共產黨，日後迅速發展並取得江山，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受到這巨大成就的鼓舞，施政更傾向全盤西化，到文革時，更視中國傳統文化為草芥，不只摒棄，更要毁掉。另一邊廂，國民政府也力求吸納西方之長，棄中國傳統如敝屣，直至退守台灣後，才因應大陸全盤西化的文革，推出一場復興中華文化運動，以爭取資本主義國家和華僑的支持，樹立台灣乃中華文化正統繼承者的形象。該運動強調「並非是傳統遺產的全盤接受，而是『以倫理、民主、科學為本質』的文化建設，所要宣揚的是『傳統優良文化』。」這是自新文化運動以來一直被高舉的民主與科學，被放在道德大旗之後，反映中國傳統文化再受肯定，這場文化建設則屬於折衷模式。

歷史是弔詭的。隨着文革結束，全盤西化運動亦戛然告終，轉而踏上改革開放、具中國特式的社會主義道路，着眼點是經濟實用，政治層面基本維持不變，這做法與洋務運動時期強調「技」和「用」的實效，不觸碰政治或管治問題理氣相通。至今，這一輪變革看來因走對了方向，中國終可逐步脫貧，甚至擠身強國之林。然而，當大陸深化改革之時，台灣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再推動巨變，包括解除戒嚴令，開放黨禁、報禁，其後更舉行總統直選，實現政黨輪替，即在短短十餘年間在政治制度上完成了全盤西化的變革。

從變革中「西化成分」多寡的角度看，大陸和台灣之間在八九十年代再次出現方向性的調整，改變了兩地的前進軌跡和發展動力。其一是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大陸，儘管某些經濟運作被指比資本主義社會還要資本主義，並取得矚目成就，但政治上奉行「一黨執政」和「政黨協商」，一直成為各方攻擊的要害。其二是實行政治制度全盤西化的台灣，過程中沒出現亂局，政黨輪替亦無流血衝突，公民社會質素備受推崇，但落實西方式民主後，政治爭拗持續，內耗不息，政府民望低迷，民生經濟也乏善可陳。

佔領運動具五四的瑕疵

香港是一個獨特的地方，因中國國力滑落而淪為英國殖民地，然後在中國夯實發展根基後回歸祖國，實行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一路走來，香港的成功發展，並非倚仗全盤西化，而是以實利掛帥，講求協商，不走極端，例如長期實行「二元法制」以包容中國法律和習慣、待人處事講求靈活變通以謀求穩定和發展，以及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維持具濃厚折衷色彩的資本主義制度。

從此角度看，佔領運動亦具有五四運動的瑕疵：參與者爭取政制改革，宛如當年摸索國家復興之道時，掉進了非黑即白的誤區，受挫時更傾向全盤西化。以特首普選辦法的爭拗為例，初期爭取一人一票全民普選，後來聚焦「是否符合國際標準」，進而形成一個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有「公民提名」便符合「國際標準」，是「真普選」；反之，非一步到位的「袋住先」方案，則不符合「國際標準」，屬「假普選」。此情況恰像五四運動時在全盤西化與折衷變革中二選其一的局面。結果因折衷模式被判定為「假」而被摒棄，政制發展原地踏步。然而，運動失敗令部分青年變得激進，甚至滋生分離主義，呼喚香港獨立，此點卻與五四運動的愛國情懷南轅北轍，亦為「一國兩制」帶來衝擊。若然此風不止，繼續往激進方向走，勢必動搖香港長遠發展的基石。

毋庸置疑，近代中國曾因國力衰弱招來列強欺凌，在尋找富民強國的方法時被苫蒙荊，得出的教訓是：連番改革不成功，總是再往西方文化傾斜，甚至嘗試全盤西化，最終始發現是誤入歧途；原因是中國的文化底蘊深厚，幅員及人口又極為龐大，變革時「唯泰西是效」、搗毀自身文化，反會造成更大破壞。五四運動一個甲子時，國家推行了「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不再走全盤西化的發展道路，並取得佳績，這讓國人體會到，在多元化的世界，成功的竅門，並非只有西方模式，而是審時度勢，按自身條件走自己的道路。

香港自開埠以還一直奉行這種行遠自邇、從實利出發的發展策略，參與改革開放亦抱持相同心態，從而帶領社會及經濟穩步向前。國際形勢愈趨複雜，後五四運動的百年曲折道路，清楚展示實事求是的理性思考、不以意識形態掛帥、不空談政治理想，才更有利於「一國兩制」實踐，更能推動香港與國家走上另一發展台階。

（鄭宏泰為香港中文大學全球中國研究聯合召集人、社會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聯席主任；尹寶珊為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主任。本文部分內容出自《香港新青年》，香港：香港亞太研究所，二○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