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鎮一村成長經歷影響小說創作

換個角度來看，朵卡萩是一位波蘭作家，她的部分作品已被譯入多國語言，也屢次斬獲重量級文學大獎，其中除了兩次獲得波蘭文學最高榮譽「尼刻獎」之外，她還獲得過德國─波蘭國際友誼橋獎、曼布克國際獎，以及最近剛獲得的，也是分量最重的二○一八年諾貝爾文學獎。朵卡萩出生在鄉下，從來沒有在大城市長期居住的經驗，這樣的經歷對於她的人生閱歷和小說作品都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一九六二年，她在小鎮蘇萊胡夫（Sulechów）出生，後在小村莊克萊尼卡（Klenica）長大成人。這一鎮一村的經歷都非常重要，值得我們單獨予以關注，其重要性甚至可能超過她後來在華沙大學攻讀心理學的經歷。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她的文學生涯始於一九八九年，這與波蘭當代史的進程完全吻合。

蘇萊胡夫和克萊尼卡在哪裏呢？即便在波蘭也沒幾個人知道，更不用說外國人了。你得查查地圖，但地圖也極少提及這兩處地方，因為地圖上關於兩地最多的描述，即為波蘭西部非常小的城鎮：居民幾千，百貨若干，學校幾所，教堂幾間，大學尚未出現；偶可見，文化中心一座，圖書館簡陋不堪，一兩項文化活動，令人無趣生厭；道路穿城而過，通向他方─更大的城市，更好的明天。在這樣的城鎮，往往工作機會稀缺，未來與前途渺茫。為了生活更加豐富，未來更有指望，年輕人選擇了離開，到他方工作學習。他們一般不再歸來，只有探望父母除外，再往後，父母去世，他們會到當地公墓，為父母舉行葬禮，變賣他們的房產田地，丟棄老舊家具，再留幾個物件聊作紀念。但是這些不是蘇萊胡夫和克萊尼卡這類地方的全部寫照。需要知道的是，與今天相比，一百年前，地圖上的波蘭是一幅截然不同的形狀。在當時，蘇萊胡夫和克萊尼卡這樣的小鎮名字還是用德語來念的，它們尚處在德國版圖之中，居民都是德國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蘇聯領袖斯大林、英國首相邱吉爾，以及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共同決議下，波蘭的國境線向西移動了三百公里。對比一九三九和一九四五年歐洲地圖，你會發現波蘭的國境線與地理區位變化非常明顯：其東部大片國土喪失，成為蘇聯的一部分；但在西部，波蘭又從德國手中獲得了大片土地。軍隊首先開進西部這片地區，將德國人驅逐出境。大片房屋因此空置，德國人還遺棄了很多物品，日用品、家具、寢具、家中的各類工具，不一而足。偶爾還能看到衣物，甚至私人照片等物件。隨後，波蘭人從東部的邊境地區一批批來到這些無主之地。他們有的是被迫背井離鄉，就像德國人被驅離他們的家園一樣。有的則帶着他們能帶的，以及允許被帶走的一切由東向西遷移。他們來到西部那些被遺棄的房屋，並將其佔為己有。朵卡萩的家人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你聽到有人在喊奧爾嘉（Olga）的名字，而且你懂波蘭語，那麼你會聽出其中濃郁的東部口音，那是她的家人不得不從東部搬到蘇萊胡夫的見證，他們來自東部靠近烏克蘭或白俄羅斯的地方，與之同行的還有其他從東部背井離鄉的人。

背負無常過去　深感顛沛流離

人們乘着火車自東向西進發，佔有了這片嶄新且未知的地域。雖然他們努力學着適應那裏的生活，但是幾乎每個人都想回東部，回到他們遺棄的家園。有人把這些西部的新地視為暫居之所，有人多年以後才打開當時裝運行李的板條箱。他們害怕德國人會回來將他們驅逐出去，到那時候該往哪裏逃？又該往何處去？他們一直都在擔驚受怕。朵卡萩就是出生在這樣的地方。過去的幽靈縈繞着這片地域。即便操着波蘭語、烏克蘭語和白俄羅斯語的族群已經佔有了這片德國人遺棄的土地，但是德國人雖然走了，過去的幽靈卻留了下來。器物與墓園即是這些幽靈的象徵。然而，波蘭人不僅將他們的過去帶到了這裏，過去的幽靈也隨行而至，即便他們的墓園留在了東部故里。任何洞察力敏銳的人或作家都能感覺到這一切。而這些體悟勢必進入到她或他的寫作與藝術當中。朵卡萩的很多故事都發生在這樣的地方─光復之地的某個小鎮。在其中一部小說中，她曾寫道：「我父母不完全是那種會定居下來的人。他們不斷輾轉於各個地方，直到最後才在一所鄉村學校旁暫居了較長一段時間，而那裏卻遠離大路與火車站。」然而，她的小說並非政治小說，她在作品中甚至絕口不提政治，但在過去的幽靈縈繞下，政治卻以不同的方式被呈現了出來，或見於老舊的器物，或見於人們的回憶，或見於政治本身的缺席。這種寫作手法在她早期的小說中尤為明顯，《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House of Day, House of Night，英文版由Antonia Lloyd-Jones翻譯）就是典型的例子。標題中的「房子」是具有雙重面向的存在：白天光明，夜晚黑暗，而後者卻連接着邪惡，以及某種難以解釋的非人類存在。因此，幽靈最後都變成了惡魔。故事中的每個角色都背負着自己無常的過去，或是一段創傷的記憶。他們的未來遙遙無期，內心也深感顛沛流離。

作品成為自由的對等詞

在某種意義上講，朵卡萩的創造性還有另一種政治面向，非常地外在，但與寫作本身並不產生直接的關聯。她的首部小說出版於一九八九年，而這一年對於波蘭，以至歐洲和全世界其他國家而言，都是極其重要的一個年份。隨後「鐵幕」倒下，波蘭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解除了與蘇聯之間的附庸關係，而蘇聯也在後來分崩離析，解體為眾多的獨立國家，分布於亞歐大陸之上。我們認為，我們自此重新獲得了自由，朵卡萩作品則成為這種自由的對等詞，同時也是對這種自由的藝術表達。現在，她獲得了諾貝爾獎，進一步證明了她的作品或許是此類自由最重要的表達，但顯然不是唯一。總之，從諾貝爾獎的角度看，朵卡萩的作品與自由的波蘭同歲，這在今天看來是頗具象徵意味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八九年之後，波蘭文學開始出現一股名為「小家園文學」的思潮，由此創作而出的作品，着力刻畫了邊緣與不知名的地域，特別是那些從未進入過文學表現之主題的地方。此外，他們嘗試着將細小、次要、本土、邊緣等各種因素置於文學的中心，將之作為最重要和最獨特的創作要素。因此，邊緣成了關注的中心，而原本的中心則消失了，或者移向了其他位置。

不斷徘徊在追逐與逃避中

在朵卡萩的著作中，有兩部最為重要。不知道她會怎樣評價我這個觀點，但我確信有必要分別談論這兩部小說，即《逃亡派》（Flights，波蘭語為Bieguni，英文版由Jennifer Croft翻譯）和《雅各布之書》（The Books of Jacob）。後者尚且是一部非常新的小說，但可能是作者最為重要的一部創作。

我們首先來看小說《逃亡派》。小說標題的波蘭語原文Bieguni意為「逃亡者」（runners或beguny），指的是俄羅斯東正教的舊禮儀派（Old Believers），其信徒相信持續不斷的移動是躲避邪惡的重要策略。而這部小說則是針對現代旅行的一種哲學沉思，其意在說明我們仍處於逃亡或奔波的狀態之中，彷彿是在追逐或逃避什麼。這種狀況為我們帶來了許多有趣的啟示，例如我們為什麼要逃亡？逃避什麼？為誰而逃？逃向何處？我們在追逐什麼？追逐何人？朵卡萩的答案可能是這樣：我們在逃避自己，逃避我們本來的樣子，逃避我們生活的世界，逃避一個無法令我們感到歡愉和滿足，以及無法讓我們實現心中抱負的現實。逃亡之地總是比現實更美好，更有趣，讓人感到更加幸福與充實。但同時，我們也在追逐自己，那不是現實中的自己，而是我們想要成為的那個自己。最終，我們認為我們完成了逃亡，但結果是，我們並不確定什麼逃離了我們，什麼趕上了我們，以及什麼與我們失之交臂，或者說我們錯過了什麼。因此，追逐和逃亡又再一次開啟。讓我們讀一段小說中的片段吧：

腦域世界

我有史以來的第一次遠足，就是徒步跨越那片曠野。他們隔了很久才發現我跑了，這意味着我已經跑得很遠了。我穿過整座公園，甚至到了河邊，在此之前我先下了土路，後進了玉米林，接而穿過濕漉漉的草場，草場上遍地開着報春花，道道溝渠將那裏切分成了方格的天下。當然，在那個山谷裏，河流可是無處不在的，它們一面吸收着地下水，一面又輕輕拍撫着岸邊的曠野。

爬上河堤，我彷彿看到了一條起伏波動的彩帶，又或是一條川流不息的大道，似要衝出眼前的格局，通往世界以外的地方。如果運氣好，你還能看到船，那是一種性能優異的平底船，它們在河道中上上下下，自由穿行，全然沒有察覺到身邊的河岸、樹木，以及站在河堤上的人。或許堤岸並不是個可靠的地標，所以不大值得一提，但是對於一個欣賞船舶航行的觀眾來說，這是多麼優美的意境啊。我就曾夢想着長大以後，能夠在一艘那樣的船上工作，或者最好是變成當中的一條船。

Bieguni這個波蘭語標題為小說帶來了一種形而上的色彩。因為我們追求的是某種難以捕捉的神秘性，有人稱之為上帝，也有人謂其曰玄學，其他人則視其為奧義。然而，重點卻是，唯一最重要的意義總是與我們擦肩而過，我們總是在這場追逐中晚了半拍，因而無法知曉其真義，這就好比我們總是因為遲到，而無法搭乘可以將我們送往正確地點的飛機。

近千頁史詩式小說描述與富人鬥爭

我要分享的第二部小說是《雅各布之書》。對於朵卡萩而言，這部小說代表了一種全新的風格。這部史詩式小說講述了一個動人心弦的故事，這不但是中歐歷史上最令人着迷的故事，而且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吸引人的故事。小說圍繞雅各布．法蘭克（Jakub Frank）的生平故事展開。維基百科對他的生平作了如下描述：雅各布．法蘭克，初名雅庫布·萊博維奇（Jakub Lejbowicz）；生於一七二六年，卒於一七九一年十二月十日。他是十八世紀的波蘭籍猶太人宗教領袖，自稱化身於以彌賽亞自封的沙巴泰·澤維（Sabbatai Zevi，一六二六─一六七六），同時也宣稱自己是《聖經》中先祖雅各的轉世。波蘭的猶太教將法蘭克及其追隨者逐出了教會，原因是他持異端教義，包括他將自己神化為三位一體的一部分，以及其他一些有爭議的概念，例如新卡波克拉底式的「以破戒換淨化」的主張。可以說法蘭克創建了一個新的猶太教教派，人們今天稱之為法蘭克主義（Frankism），其教義整合了基督教和猶太教的部分內容。法蘭克主義的發展源自沙巴泰·澤維的彌賽亞運動，後者作為一種宗教神秘主義，則出現於波蘭、立陶宛及羅塞尼亞猶太人的社會經濟狀況發生劇變之後。朵卡萩描述了雅各布與富人鬥爭的一生及其背後生動的時代背景，小說中很多地方都有這類描寫。這是她最為全面的一部小說，全書有近千頁之多。讓我們來讀一讀其中一個片段：

剛到村裏的人必須先去奧斯曼（Osman）那裏，交出他們所有的錢以及值錢的東西。奧斯曼是伊瓦涅村的財產管理員，他有一個帶鎖的鐵皮箱，那是他存放公共財產的地方─箱子裏堆放着衣服鞋子、勞動工具、水壺水杯，甚至兒童玩具。他的妻子察佤（Chava）是雅各布的妹妹，她負責管理波多里亞和土耳其的忠實信眾奉上的祭品。此外，察佤還負責每天早上為村裏的男人們分配工作。男人們要推手推車去農戶家裏運土豆，而其他人則去搬捲心菜。

這個社區有自己的奶牛，還有一百隻雞。這些雞是新添的財產─建造雞舍的聲音仍不絕於耳，那是釘棲木時發出的敲擊聲。穿過這些小房子，有幾片公共菜園。菜園的風景很美，但是種的菜卻沒多少，因為他們八月份才到達這裏，那時種菜已經太晚了。而另一邊，無人打理的野葡萄藤已經掛滿了屋頂，結出了一串串甜甜的小葡萄。此時，他們已經可以採摘一些南瓜了。村子裏還盛產梅子─個頭小小的，顏色黑黑的，味道甜甜的─此外，周圍的蘋果樹也是碩果累累。由於下霜的原因，這裏的一切都開始變得灰濛濛起來。現在他們所有人都成了冬天這座腐物劇場觀眾。整個冬天，每天都有人到達這裏，其中以來自瓦拉吉亞和土耳其的居多，也有人從切爾諾夫策、雅西，甚至布加勒斯特等地趕來。這一切都歸功於奧斯曼，是他把那些教友吸引到了這裏，特別是那些原本生活在穆斯林國家且早已皈依了伊斯蘭教的人。來自波多里亞當地的猶太人，與這些人僅有細微的差別：他們曬得更黑一點，個性更活潑一點，跳舞的意願更強烈一點，歌聲更加輕盈歡快一點。除此之外，語言、服飾、頭飾這些都是相互混雜的。有的人戴頭巾，奧斯曼和他富裕的家人就是例子，而其他人則有的戴毛皮大圓帽，有的戴土耳其菲斯帽。北方人則戴尖頂四角帽。孩子們逐漸接受了他們的新玩伴，來自波多里亞和來自東部的孩子們在池塘邊一起快樂地追逐嬉戲。到了冬天，他們還可以轉移到池塘的冰面上遊戲玩耍。村裏的住宿非常緊張。至今，大人們還須與子女以及他們所有的個人物品一起，擠住在狹小的寓所之中。可即便如此，他們仍然很冷，因為在伊瓦涅村，他們沒有可用於燃燒取暖的木材。早上，窗戶上的玻璃方框早已覆蓋了一層形狀各異的霜花，好像是在天真地模仿着春天的各種產物─樹葉、花蕾、羊蕨花嫩芽等等。

關注弱小與被排斥者

最後還需提到的是，朵卡萩的作品始終關注着弱小者以及被排斥者──女性、兒童、動物、少數族群、貧困人群、生存境況堪憂的人，以及那些偶爾嘗試為他們變動無常的現實帶來某種秩序上細微改變的人。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她的長篇小說《犁過死者之骨》（Drive Your Plow Over the Bones of the Dead，英文版由Antonia Lloyd-Jones翻譯）。小說講述了一名女性，在一堆被屠殺的動物旁，應對一幫獵人的故事。這部小說後來還被翻拍成了一部不錯的電影《糜骨之壤》（Spoor）。像朵卡萩其他故事一樣，這個故事發生在自然與文化，鄉村與森林，人類與動物，女人與男人等一系列關係的邊界之上，但朵卡萩仍然一如既往地穿梭於各種對立關係的中間地帶。這就是她寫作最重要的特徵。

（作者為波蘭西里西亞大學人文科學院助理教授，譯者為嶺南大學翻譯系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