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票結果，在總統選舉部分，一年多以前才剛在「九合一選舉」颳起旋風的韓國瑜代表國民黨挑戰蔡英文失利，小英不僅順利連任，且成為史上得票最高的總統當選人；在立委選舉方面，民進黨守住過半席次，國民黨則在濁水溪以南全軍覆沒，包括韓國瑜執政的高雄市。

打破定律　蔡英文浴火重生

弔詭的是，不過是十三個月之前，蔡英文率領的民進黨在「九合一選舉」兵敗如山倒，反觀韓國瑜則掀起一陣來勢洶洶的「韓流」，並奇蹟般地奪下綠營大票倉的高雄市長寶座。當時「韓流」席捲全台灣，韓國瑜氣勢如虹，新藍營共主呼之欲出；而蔡英文則因敗選，黯然辭去民進黨主席一職，聲望一度跌至谷底，主流輿論都不約而同地評論小英「連任無望」。

誠然，如此預測不僅是基於客觀現實，即不堪一擊的頹勢難以在短短的十三個月逆轉勝，也是根據過往的經驗定律。二○一四年民進黨夾同年四月的「太陽花學運」之勢，而在同年十一月的「九合一選舉」大勝，並且乘勝追擊，成功地在一年後的二○一六年一月總統大選及立委選舉獲得凱旋式的勝利。正因為二○一八年十一月「九合一選舉」中「韓流」成功帶動國民黨將民進黨打趴而贏得勝選，因此二○二○的大選國民黨理應根據定律而順利勝出。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蔡英文及民進黨鹹魚翻身，並在短短數月就扭轉局勢，並一直保持其優勢，最終竟然打破定律而成功逆轉勝，且在立委選舉也成功過半，繼續「完全執政」？

一般而論，一場大選所涉及的影響因素，無論是勝因還是敗因，都並不單純，涉及候選人的魅力及形象、所屬政黨的理念及意識形態取向、側重的政策重點及特徵、對手的強弱及資源多寡等等。

毋庸置疑，此次蔡勝韓敗原因眾多，犖犖大者包括年輕世代（含一百一十八萬首投族）的投票行為傾向投給民進黨、台灣經濟因中美貿易戰及日韓交惡而受益、美國在調整對中關係戰略下不斷出爐友台法案、擁有民粹主義形象的韓國瑜歷練不足且對兩岸及香港問題的取態搖擺不定，加上國民黨黨內在初選階段荒腔走板及最後造成郭台銘退黨的窘態等等。

然而，這些因素充其量只會局部削弱韓國瑜的能量，並幫到蔡英文止跌回穩，應還不至於具備逆轉勝的影響力。筆者以為，在此次台灣大選中擔當關鍵角色、並成功使蔡韓支持率發生逆轉效應的，其實正是──「香港因素」。此一觀點，也可以從台灣大選的民調走勢來印證。

「香港效應」　蔡逆轉勝關鍵

其實，除了「香港效應」之外，去年從年初開始，還有另一因素讓蔡英文的支持率有所止跌回穩，即一月二日習近平發表了對台重要講話，並提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北京的自信，卻「意外地」讓蔡英文「撿到了槍」，迅速以「絕不接受一國兩制」強烈回應。此舉使蔡英文在網路的聲量快速增長，還一時被台灣媒體稱為「辣台妹」。不過，此效應並不足以撼動韓國瑜，綜合各方民調，蔡英文在二○一九年的前五個月，支持度與韓相比仍然處於下風。

其實，真正讓台灣大選的選情出現逆轉現象的，正是下半年震驚世界的「香港風暴」。香港《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爭議，從三月中就已出現，不過在台灣仍未成為話題，也不影響同月下旬韓國瑜的旋風式訪問香港及澳門、深圳、廈門。直到六月九日香港的首波百萬遊行，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才開始佔據台灣各大媒體的頭條。而六月的蔡韓支持率就開始逆轉，並隨着香港情勢的持續，一直延續到投票日。

正因為有年初北京「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統一呼籲，使得台灣人民更關心已在實施「一國兩制」的香港所正在發生的一切。蔡英文政府也巧妙地利用香港社會的動盪，多次在選舉活動中提及香港的狀況，並將之與台灣的選舉進行連接：「香港年輕人用生命血淚向台灣示範，一國兩制不可行」。

另一邊廂，韓國瑜先是對香港百萬遊行以「不知道」來回應，到了十一月香港警方攻入中大，釀成「中大烽火」之後，才在臉書發表反對香港警察入校園及支持香港雙普選的聲明。

簡言之，蔡英文利用香港問題，成功地與選戰的口號「抗中保台」連接，因此在民意上得分；反觀韓國瑜在此議題上態度搖擺不定，強化了相當一部分選民對韓能否「守護主權」的疑慮，使他們產生了強烈的不信任感。

「兩岸牌」失靈　國民黨何去何從

二○二○台灣大選結果所呈現的一個重要現象，是國民黨兩岸政策的失靈。自從二○○五年黨主席連戰訪問北京，促成國共開啟和解之路以來，「穩定兩岸關係」一直成為國民黨的王牌。二○○八年馬英九勝選，奪回政權，除了其個人魅力，「兩岸牌」是關鍵。二○一二年儘管小馬哥的氣勢已經回落，仍能憑藉「兩岸牌」而連任。然而，二○一九年始料未及的「香港風暴」，使國民黨這張王牌頓時失靈，「兩岸牌」甚至因此淪為「選舉毒藥」。

筆者根據過去二十多年來台灣歷屆大選的經驗，指出台灣社會在每次選舉都聚焦在兩大價值如何選擇的議題上，究竟是要「經濟民生」，還是「政治自主」？此次大選，台灣選民顯然因為「香港風暴」，而選擇了「政治自主」。

二○二○大選選後值得觀察的一個焦點，是「香港效應」會否繼續影響今後台灣政治發展的走向？或導致國民黨難以重返執政，而造成民進黨「永續執政」的現實？

筆者以為，其關鍵在於香港目前的混沌局面是否會長期化。「香港風暴」已延續超過七個月，如今仍看不到出口。單方面呼籲「止暴制亂」，同時依靠不受主流社會支持的警方力量來處理亂局的策略，已證實效果不彰。不過，年初習近平放軟身段的談話，及新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的上任，提供了思考今後趨勢的想像空間。

取決於北京權力思維及民主派普選要求的鬆動的可能性，筆者以為倘北京未能與香港民主派在普選議題上達成妥協，香港動蕩不安的局勢將無可避免地長期化。如此一來，在二○二○台灣大選發揮關鍵作用的「香港效應」，恐怕將無止境地持續影響台灣政治發展的走向包括今後歷次大選的選情。

簡言之，「香港效應」可能使國民黨的「兩岸牌」長久失靈，加上不願意直面已無法吸引年輕選民的「國家論述」，國民黨恐怕難以憑自己的能力而重返執政之路，只能一味地期待奇蹟或民進黨把自己做爛。反觀民進黨，有了此次「香港效應」的加持，恐怕會更積極地思考如何「善用」「香港因素」來助自己達成「永續執政」的夢想。

北京對台政策的摸索與調整

儘管台灣各方民調在二○一九年下半年都顯示蔡英文持續處於優勢，且與韓的差距不斷擴大，然而中國大陸的輿論一片充斥着對韓國瑜勝選的高度期待，二○二○大選前夕尤甚。

然而，台灣政治社會的發展，正如毛澤東所言：「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蔡英文的高票勝出及韓國瑜慘輸二百六十餘萬票，無疑對北京是一記沉重的打擊，尤其發生在香港區議會民主派獲得壓倒性勝利及建制派遭遇幾近全軍覆沒的慘敗僅一個多月之後。

七十年來，北京的對台政策及對台工作，都期望能贏得台灣民心，然而卻一直不得其門而入，「一國兩制」也喊了四十年，卻效果不彰。

然而，隨着中國崛起的態勢日趨明顯，中國大陸不斷增大的整體國力，增加了北京對台統一的自信。不過胡錦濤時代與習近平時代對台政策的路線思維卻截然不同，也提供了台灣藍綠如何摸索應對的不同思路。

胡錦濤的年代，因應馬英九的崛起及國民黨重新執政，胡錦濤頗為靈活地改變過往硬來硬往的路線策略，一方面重新拾回北京自己曾經否認過的一九九二年香港會談的「成果」，願意以「九二共識」為基礎，與國民黨走向和解之路；另一方面則願意不要求馬英九必須承諾共同邁向統一之路為前提，推動「兩岸和平發展」的進程。

當時馬英九也嘗試善用北京經濟力量的「利多」，透過兩岸「經濟一體化」，一方面推動台灣經濟的發展及應對產業結構轉型的影響；另一方面，則藉此提高台灣海峽的安全指數。只是如此的戰略卻最終不被台灣社會主流民意所接受，二○一四年三月爆發的「太陽花學運」扭轉了此前兩岸關係的走向，同年十一月的「九合一選舉」國民黨遭遇滑鐵盧式的敗北，馬英九黯然辭去黨主席一職。

硬性對台政策的二度挫折

上台一年的習近平於二○一四年開始調整對台政策，也是北京對台政策趨硬的轉捩點。同年九月，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高調召見了台灣統派人士代表團，在香港社會因普選問題而氣氛緊繃的時期，大談胡錦濤時期甚少言及的「一國兩制」。二○一九年一月二日讓蔡英文「撿到槍」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其實是二○一四年以來習近平時代對台強硬路線的延續，可謂一脈相承。

習近平時期北京硬性對台政策的特徵，筆者曾以「實力主義」來分析，即無論台灣社會如何變遷，中國大陸以自己崛起後的強大力量，將台灣拉進中國的發展進程，並堅信兩岸的統一會在此一路線的過程中看到方向。

然而，習近平時代一改胡錦濤柔性的「兩岸和平發展」路向，轉而以「兩岸融合發展」取而代之的硬性路線，並未奏效。繼二○一六年蔡英文上台及民進黨成功奪回政權後，二○二○年台灣主流民意再次涇渭分明地選擇了蔡英文及民進黨，象徵着北京硬性的對台政策遭遇再次的挫折。

二○二○台灣大選結果傳來，北京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藉接受新華社訪問的機會，發表談話，既隻字不提選舉結果，亦不提及蔡英文姓名，僅以再官腔不過的口吻應對：「我們的對台大政方針是明確的、一貫的。我們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圖謀和行徑，堅決增進台灣同胞利益福祉。」

北京會如何對此次台灣大選結果進行檢討，而隨之而來的政策調整如何展開，現階段仍言之過早。不過，春節假期之後、「兩會」之前的對台工作會議，將會是觀察的重點之一。

「二○四九統一規劃」或將延後

筆者於二○一九年本刊二月及三月號分上下兩篇，發表了〈習近平「統一台灣」路線圖〉的論述，分析了北京在「兩個一百年」之一的二○四九年「完成兩岸和平統一」大業的藍圖。

根據該路線圖的擘劃，配合台灣大選的日程，必須在最晚二○四○年成功讓台灣親中勢力贏得總統選舉及立法委員選舉，否則來不及在二○四九年達成統一目標。為了達至二○四○年大選獲勝的階段性的目標，北京可能以「三軸線」來部署規劃，包括在「兩岸融合發展」的框架下，達成「兩岸經濟一體化」、在台灣重組及打造「新親中勢力」，及控制台灣媒體。

該路線圖的推進順利與否，關鍵之一是如何扭轉、引導台灣的民意走向。其中的分析，還論及不同階段的三個「『不反對』的主流化」目標，即第一階段的「不反對『九二共識』」、第二階段的「不反對『和平統一』」，以及最後階段的「不反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如此路線圖的推進，必須確保在每個步驟都順利進行，包括二○二○年北京屬意的韓國瑜及國民黨的勝選。然而，突如其來的「香港風暴」及「二○二○台灣大選」與期待相反的結局，無疑嚴重打亂了北京的部署。如此下來，以二○四九年為時間目標的統一進程，恐怕不得不延後了。

「二○二○台灣大選」影響深遠，是否如本文所揭示的，國民黨重返執政之路更加困難、「香港效應」助長民進黨「永續執政」的可能性增大，或北京對台政策如何面臨調整的壓力，兩岸三地的關係將如何演變，拭目以待。

（作者為東京大學法學博士、台灣中央研究院前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