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剛走時，不僅中國百姓傷心，地球也陷入悲哀。世界衛生組織為他發悼詞，CNN用Breaking News加以報道。他走了，肯定走不好，又怎能走好！從武漢發端的疫情大面積蔓延，不單是佔領了整個中國，而且奔向了世界。如果那時重視了一線醫生的敏感觀察，如果那時允許醫生自由發表他們的見解，如果那時沒用國家機器去封他們的口……我們今天會落入這樣的困境嗎？時至今日，因為隱瞞實情，有多少人為此喪生，有多少家庭被撕裂，有多少痛苦的傷疤永遠無法彌合……誰來承擔這些責任和後果！

一個健康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

二○二○年二月六日一早開始，北京就下雪，而且越下越大，一直下到中下午。當天上午，筆者在朋友圈裏發了一組雪景照片，配的文字是：「帝都的雪，下個不停，淒白蒼茫，肅穆沉默，好似祭奠那些在疫情中遠去再無歸的人們……悼念！」​原來，是他要走了，老天提前在這個國家的首都為他飄灑漫天肅穆。

年少時，我們在語文課上都讀過魯迅；成年後，我們這一天卻突然讀懂了魯迅。魯迅曾寫到：「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着，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近百年前，魯迅就認識到，學醫救不了中國。時至今日，依然如此。到底什麼才能救中國！李文亮生前的二月一日，曾經接受《財新》媒體專訪，當時他說了一句振聾發聵的金句：「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這個響亮的聲音尚言猶在耳之際，他卻不得已撒手人寰了。他主張「一種聲音」之外的聲音，永遠消失了，然而餘音未消……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在北京紀念魯迅時，詩人臧克家寫下了一首有感的永恆詩句：

有的人活着

他已經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還活着。

有的人

騎在人民頭上：「呵，我多偉大！」

有的人

俯下身子給人民當牛馬。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頭，想「不朽」；

有的人

情願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燒。

有的人

他活着別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着為了多數人更好地活。

騎在人民頭上的，

人民把他摔垮；

給人民作牛馬的，

人民永遠記住他！

把名字刻入石頭的，

名字比屍首爛得更早；

只要春風吹到的地方，

到處是青青的野草。

他活着別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場可以看到；

他活着為了多數人更好地活着的人，

群眾把他抬舉得很高，很高。

李文亮醫生沒能等到平反就匆匆走了。在他生前就有無數的國民呼籲為李文亮等八位說出真相而被訓誡的醫生頒獎立功。但是，他沒有等到。他帶着遺憾走了，再也不會「造謠」了，嘴巴永遠沉默了……《人民日報》海外版所屬的俠客島，也忍不住發出了鏗鏘而沉重的感慨：「他們欠你一個道歉，我們欠你一句謝謝。」為眾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凍斃於風雪，我們沒有做到！為自由開路者，不可使其困頓於荊棘，我們也沒有做到。

對於李文亮醫生算不算英雄，在他離世之後的幾天引起了爭議。有人說，他在醫療中看到風險後能率先預警同學注意，實屬難能可貴的品質，但就這個舉動卻讓他遭遇了「訓誡」。公安「訓誡」，是藏在每個內地人心中的恐懼，李醫生在訓誡之後還能堅守崗位，最終被他所擔心的病毒感染喪了命。這樣的人就是英雄。有人質疑他不是英雄，甚至詆毀他沒有資格為吹哨人。說他不是呼吸科醫生，沒資格發布疫情，對他訓誡是正當合理的，甚至說他被人利用反現有體制，與境外勢力勾結，進行顏色革命。

在十七年前的SARS和這次新冠病毒中最負眾望的鍾南山院士，接受路透社採訪時用英語流淚述說李文亮醫生是英雄，他為有李文亮這樣的醫生而驕傲。為什麼大家會在朋友圈和微博裏為他掀起國葬、封他為英雄？除了人們對有關方面隱瞞病毒實情導致疫情肆虐外，還因普羅大眾對濫用的「造謠」懲戒抱有極大的不滿。

維穩反被維穩誤

中國歷來把維穩當做頭等大事，當初恐怕就是為了維穩，避免引起民眾恐慌，所以封鎖真實消息，營造一片「可防可控」的安詳局面，結果導致一千四百萬人口的武漢封城，患病人數數萬，死亡人數成千，病毒在全世界蔓延開來。這是典型的維穩反被維穩誤。真正的穩定，應該讓公眾有知情權、防備權，絕對不能誤導公眾，只有這樣才能將災難和損失降到最低。從李文亮醫生的殉職到大量小人物的不幸離世，朋友圈裏的國葬，充滿了悲哀、沮喪、憤懣。這場信任危機，弄不好會落入「塔西佗陷阱」，讓政府部門失去公信力，今後無論說真話還是假話，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

在李文亮醫生「網絡國葬」第二天，也就是二月七日十三時左右，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了一句話新聞：「經中央批准，國家監察委員會決定派出調查組赴湖北省武漢市，就群眾反映的涉及李文亮醫生的有關問題作全面調查。」其後，被民眾廣泛詬病的湖北省和武漢市領導紛紛被撤換。上海市長應勇去湖北接任湖北省委書記；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調到武漢接任武漢市委書記。

待疫情結束後，中國在管制和治理方面會發生怎樣的變化，現在還難以預測，但不可否認的一點是，疫情前和疫情後的國民，對政府的要求和期望會有所不同。

（作者為本刊特約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