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不是傳染病學學者，在討論傳染病學及公共衛生層面自是更為外行，但世衛以至各國在面對疫情時乏力，民間社　會─特別是台灣及香港─種種「自救」行為，卻成為當下公共衛生的全球治理，以及全球化對國家能力及地緣政治的一面明鏡。思考得宜（假如人類沒有因此而滅絕的話），或可成為重構國際公共衛生體系的契機。

框架早已跟不上時代

世衛現時處理跨國公共衛生危機的框架，源於二○○五年修訂的《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而《國際衛生條例》作為一條國際條約，自然是針對國家在公共衛生的責任，以及強化世衛成員國面對全球傳染病及公共衛生的能力，例如成員國有責任向世衛即時通報可能構成「國際公共衛生緊急狀態」（PHEIC）的傳染病及公共衛生事故，成員國也有責任在出入口岸訂定相關處理傳染病及公共衛生的政策及程序。而世衛轄下多個專家小組，就負責評估當前危機，提供資源、培訓及支援予成員國等工作。

然而，何謂一個國家面對疫情的能力，在今天這個全球化社會而言，有兩個根本問題︰第一，以國家為單位是否合乎當下公共衛生面對的挑戰；第二，如何評估一個國家的「國家能力」及其承擔的風險？雖說有部分病毒及細菌會因不同自然環境或宿主特質有着不同的感染率及病發率，但總體而言傳染病幾乎是無分國界地襲擊人類，而過去十數年有增無減的跨境流動，對傳染病流行而言風險其實是有增無減。以這次疫情爆發的「重點地區」鑽石公主號郵輪為例，在日本橫濱停留期間對日本公共醫療系統帶來多少額外壓力及風險，本來就難以預計。而鑽石公主號那七百多宗確診個案中，有部分更是下船回程後才被確診，那當中的責任屬誰，又有哪些國家有十足的把握應付突如其來的「輸入個案」？事實上，頻繁的跨境流動，加上對人流走向不了解，正正是世衛面對所謂的疫症流行進退失據的其中一個原因。筆者現時在大學任教，早在年假前在辦公室「預言」這個學期已經結束，原因是內地的「春運」、國外留學生及民工，以及「旅遊避年」的心態，正正是將病毒由武漢這個首輪爆發地，轉到其他地方及國家的「最有效途徑」，特別是這次新冠肺炎的重症病徵並不明顯，病毒潛伏期至今仍眾說紛紜，不少國家根本來不及反應就可能有超級傳播者入境，造成第二波爆發。事實上，在歐洲、日本及韓國等地，一方面不時傳來有人以退燒藥強行壓下病徵降溫入境，另一方面也傳來因接觸曾到訪主要爆發地區而受感染人士的個案。世衛單以國家為審視單位，忽視國家對內及對外流動人流對疫症的影響，以為只是單一國家及周邊地區爆發而延誤對邊境處理的判斷，實因制度理性未能追上時代，忽視跨境人流對新病毒傳播的深遠影響。

如何評估應對疫情的能力

另一方面，即使以國家為單位實屬無可奈何的權宜之計，但如何定義一個國家應對疫情的能力，也是一大學問。當然，最基本的因素包括政府的治理能力、經濟條件、醫療制度投放、國民教育程度等。但在這些常設條件以外，國家面對的外在因素，例如在一些「門常開」的國家或地區，會否因為「過境醫療」、「跨境勞工」情況，令原來被評估為有能力的國家因面對大量的「輸入個案」而變得無能為力？政治及社會文化之間的差異，例如對口罩使用的取態，或是「相信政府就好」的態度，是否也應納入評估一個國家有沒有能力應付某類疫症？舉例來說，假如一些國家視握手、吻面為基本的社會禮儀，或是對使用口罩嗤之以鼻，即使她們的宏觀政治及經濟條件甚佳，但要應付一些以飛沫傳播的傳染病能力，卻可能比一般國家及地區為差。而不同地方的醫療史，例如台灣因有着二○○三年SARS的陰影，在疫情爆發初期官民早已各有共識，要雷厲風行地打這場抗疫戰，反而令台灣至今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社區爆發，這些社會文化及歷史記憶卻是抗疫能力的一些難以量化的指標。而在追求數字管理、科學優先的世衛官僚邏輯及制度，這些非量化的指標及評估機制自然難以反映其中。

防疫政策真的合乎科學精神？

先要指出一點的是，筆者不是不相信科學分析及數字管理，甚至仍視以科學態度來作為分析疫情發展、制訂政策的基礎，更是長遠有效處理傳染病的方法。然而，世衛要追尋科學實證，但依賴的卻是成員國「自行上報」的疫情制度，卻少不免違反「科學求真」的精神，也太相信政府在處理疫情外沒有其他政策及政治考慮。在現時的《國際衛生條例》框架，除《國際衛生條例》內列明的數種病患及當疫症成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狀態」後，成員國必須如實申報外，其他情況是否申報由成員國自行決定。以這次新冠肺炎為例，早前《金融時報》報道有世衛專家指北京在湖北兩會期間隱瞞疫情的嚴重性，最終令病毒由湖北傳至世界。而事實上，昔日世衛也不時批評中國處理公共衛生的手法，如處理「毒奶粉」問題上沒有對外開誠布公。其實，疫情早期有個別官員打壓提出疫症有可能大規模爆發的醫護及媒體，亦令國際媒體質疑北京官方公布的數字的準確性。另一方面，在疫症爆發後不少國家因為種種原因放棄檢測，或是中途改變數據資料的定義，這些情況都會令世衛以及其他科研機構欠缺準確的數據、個案去作科學分析及評估。先不說收集數據需時所衍生的滯後效應，單是數據欠缺嚴謹、資料欠缺透明的情況下所進行的「科學研究」，從而「聲稱」所制訂的防疫及抗疫政策符合「科學精神」，本來就是自相矛盾及自打嘴巴的表現。

真相早已追不上時間

當然，在面對未知的疫情下，「尚未完美但可接受」的數據及個案分析，對處理疫情仍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當下的世界與二○○三年不同的是，今天資訊的傳播量及真確程度，遠較沙士年代即時及複雜。「後真相年代」的資訊世界並不以真確先行，而是以「快」、「搶眼球」、「情感判斷」為優先。即使資訊內容本身是何其荒謬，但只要有足夠的comment、like、share，它就是一條可以在社交媒體流傳很久，甚至可以掩蓋疫情及事情真相的「農場訊息」。而社交媒體的匿名文化，更令有意散播假消息的人有恃無恐。可以想像的是，假如今天在你我的社交媒體收到「世衛宣布香港成為疫埠」或「某某特區政府官員確診」的假訊息，大部分香港人的第一想法大抵不會是思考事情的真偽，而是因應事情對其的影響作一些非理性的「情感消費」──是「香檳」還是「紙巾」則見仁見智。一些玩笑或是無傷大雅，但在處理疫症的問題上，訊息的真確直接影響政府對疫情的判斷，影響民眾對政府政策及社會體制的信任，也直接影響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滯後的科學真相最終也屬無補於事，成為資訊爆炸時代的犧牲品。而一旦官民欠缺互信，即使世衛及各國政府有再好的疫情處理能力，面對疫情其實也無力回天。而世衛在這次資訊戰的表現如何，相信讀者心裏有數。

（作者為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