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士嗰時，上下一心，共同抗疫……」

「沙士嗰時，社區爆發，傷亡慘重……」

「沙士嗰時，董太叫人『千祈，千祈，千祈，洗手，洗手，洗手』……」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爆發以來，無論是輿論抑或政府官員都經常將其與二○○三年的SARS疫情比較。十七年前，筆者還是個中學生，對SARS印象不深。除了記得停課了好一陣子，那段時間要經常戴口罩外，還有謝婉雯醫生的名字，和特首夫人去探訪牛頭角下邨時所穿的PPE（個人防護裝備）。董太當年的PPE有帽、眼罩、N95口罩、手套與兩層保護衣，似乎比今年二月初急症室分流站醫護的裝備更精良。

政府多次降低前線醫護裝備規格

由二月六日到三月四日，急症室分流站醫護的防護裝備指引出現過五個版本，防護裝備一再降級，N95口罩更一度在三月三日被剔出，然後一日後又再次出現在最新版的指引中。醫管局解釋箇中可能出現「內部溝通問題」，以致N95口罩一度被剔除。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劉家獻醫生表示，裝備降格是因應疫情發展與裝備存量等因素而決定，同時強調制定指引一定以科學為先。言猶在耳，醫管局於三月十日公布N95口罩存量只剩一個月，因此要「痛下決心」只准涉及霧化程序（例如為病人抽痰、插喉入氣管等會引致咳嗽或產生氣霧的程序）才可使用。

歸根結底，政府終於承認未能確保防護裝備的供應，因此一再降低前線醫護人員裝備的規格。如果有醫護人員因為防護裝備不足而染病，所謂「針拮到肉」就知道痛，不知道是醫護「痛」抑或「痛下決心」的管理層更「痛」？

醫護PPE短缺，既「患寡」，更「患不均」。分享近日一件關於PPE的趣事。

話說近日遇到一位在某大地產商旗下商場做物業管理的病人，因為上呼吸道症狀來求醫。他所到之處，均引來我同事的艷羨目光，皆因他穿着全套名牌生化保護衣。筆者於一間大醫院服務已經好幾個寒暑，滿以為經歷過天災人禍。曾經見過滿身鮮血的江湖大佬，在手下簇擁下前來看「跌親」，又見過全副武裝的綠衣防暴警在急症室執法，算是「見過世面」。當看到病人穿着全身白色保護衣連帽緩緩步入診症室，筆者不禁「打個突」，忍不住多看了他胸前的歐洲名牌標誌幾眼。

診症完後，我好奇問：「先生，你件DuPont好靚啵，喺邊度買㗎？」（DuPont：杜邦公司，美國化工巨企）。他眼神有點靦腆：「唔係買㗎，呢啲嘢公司有提供㗎嘛……」筆者隱約聽得出或帶調侃與同情之意，因為不少病房的同事穿的「保護衣」其實是病人袍外加一個白色膠圍裙，手感與常見的垃圾袋類同。當他離開診症室，又聽到護士在外面問他：「你件衫好靚啵，你做邊間公司㗎？」

政策朝令夕改　醫護疲於奔命

SARS距今十七年了，政府究竟汲取了什麼教訓？

SARS後，公共衛生界發表了不少關於疫症大爆發如何影響醫護人員的研究。其中香港大學一篇名為"The Impact of Work-related Risk on Nurses During the SARS Outbreak in Hong Kong"的論文可堪玩味。研究人員在SARS疫情期間訪問了超過一千五百位分別在八間公立醫院工作的護士，並分析工作環境如何影響他們的生理與心理健康。受訪者分為高、中、低風險三組。高風險者需要在SARS病房或深切治療部工作，中風險者需要接觸SARS疑似個案或有機會調到高風險病房工作，低風險者則無需接觸SARS疑似個案。按這種分類，近日應付武漢肺炎的急症室醫護大概屬於高或中風險之間，而相當一部分其他部門的前線醫護，如急症醫院的臨床部門、普通科門診等則屬於中風險。

研究發現屬於中風險的護士心理壓力最大，覺得自己健康良好者亦為三組之中最少。研究人員歸納出原因是「Dirty Team」以外醫護的防護裝備不足，加上SARS病人早期可能未有症狀，以致中風險護士經常暴露於被病毒感染的危機中，因此承受巨大壓力。遠因則歸咎於公營醫療體系長期人手不足，疫症突襲更顯人手短缺，令醫護壓力百上加斤。防疫政策朝令夕改，也令人無所適從。

面對武漢肺炎，政府防疫進退失據，醫護疲於奔命，卻又（防護）衣不蔽體，瀕臨壓力爆煲。筆者落筆之時剛好是本港確診病例打破單日紀錄之日，第一波疫情未平，第二波又起。種種跡象顯示，SARS慘痛的歷史正在重演。弔詭的是，當年撰寫上述論文的第一作者（first author）正正就是當今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如果不知者不罪，那麼所知甚詳者，又該當何罪？

（作者為香港公立醫院急症室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