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想到二○二○年，最難熬的卻是春天。

一月三十一日，兩個中國人在約克確診，一個留學生，一個家長。大概沒有任何東西會被遺漏在全球化的大潮之外。資本是，人是，病毒也是。中國內地和香港在英國有十二萬多留學生，佔英國學生總數的四分之一。

二月，病情在國內肆虐，我們身在異鄉，心繫家鄉。一方面，身邊不少朋友在積極籌款、捐款，想辦法運物資送回國。另一方面，防疫的警鐘讓部分亞裔開始冒着「被打的危險」戴口罩。我們一邊悼念着李文亮，一邊極度氣憤地讀着《衛報》上關於中國的「不自由」和疫情爆發的因果論。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新冠、口罩還是口罩下「黃色」的臉掀起了那沉寂在白色面具下的黃禍。我戴着口罩路過餐館想買一個漢堡，老闆問我：「It’s for take away, isn’t it?（外賣，對吧？）」一個來自醫護家庭的語言學博士上完課後，懊惱的跟我說，她以後再也不會跟自己的外國同學交流中國的情況了。中國的不自由是一個值得討論的話題，但是中國的人命則不是。

牛津的「非常低下」

三月初，玉蘭花、杏花和梨花都如常地綻放了。病毒也隨着春天一起在歐洲遍地開了花。三月七日，牛津大學有了第一例。然而學校卻發郵件告訴大家，「PHE(Public Health England)have advised that the risk to other students and to staff is very low and that university and college activities can continue......PHE do not consider individuals infectious until they develop symptoms.（英國公共衛生部門認為其他學生和教職員工感染的風險非常低，大學和學院的活動可以繼續進行……英國公共衛生部門認為在出現症狀之前個人不具有傳染性。)」看着「隔壁」哈佛有了一例之後就關閉校園，不少同學意識到學校在這個時候似乎失去了自己的判斷力。在牛津出版社旗下醫學期刊不停的發文更新病毒的強傳染力的同時，牛津的官方話語居然還以政府部門為綱。一個就讀政治、經濟和哲學的本科朋友打電話告訴我，她有同學跟確診學院的導師要求視頻上課，結果卻被導師勒令必須來學院。轉述的時候，她已經買了回國機票，並且在逐個規勸身邊的中國同學回家。最後她淡淡的補充了一句：「早知道牛津是這樣的，當時就不應該選擇來這裏讀書。」我看着學校官方郵件裏的「very low（非常低下）」，頓時覺得「very low」的可能不是病毒的傳染力，而是我的學校。

三月八日，當我上社交網路分享女權讀物的時候，發現在米蘭學習工作的朋友上傳了她的第一篇〈米蘭封城日記〉。三月十日英國健康部部長確診，晚上有同研究生社區的朋友問我家樓下是不是有救護車。隨後這位來自武漢的動物學博士用了半小時跟我用非常科學的語言嚴謹地說明了一下為什麼英國「要完」。病毒傳播途徑、疾病實際危害、英國醫療水準和承載力、學校反映態度到我們社區的水管、排氣管設計──她條條攻破，有理有據。「總之，在英國重症一定上不了呼吸機。」跟她聊完天我就下單了一百卷廁紙，十五公斤大米和二百英鎊的食物。貨是可以囤的，生命則不。躺在床上，半夢半醒之間，生平第一次清楚的看見達摩克利斯之劍。

「怕新冠，更怕政府」

三月十二日，另一個關鍵詞來了──「群體免疫」。讓大部分人都得病，該死的人死，該康復的康復，然後整個國家就自然免疫了。八百年前的《大憲章》奠定了現在我們稱為普世價值的自由、平等和人權。在同樣也有八百多年歷史的古老校園裏，我第一次發現原來生命這麼無足輕重。一瞬間，這個詞在世界範圍內炸開了鍋，學者、網民、世界衛生組織都出來呼籲英國政府不要放棄自己的人民。跟我一起隔離的兩個劍橋留學生的家長和我自己的家長都紛紛打電話進來。淚水和汗水浸濕了歐亞大陸兩端的手機：「不管怎麼樣，一定要回國。」「現在政策瞬息萬變。不管怎麼轉機，早幾天飛都是好的。」「回來了就算是確診了也可以治療好。在英國真的不知道要怎麼樣。」「不管花多少錢都要回來，在生命面前什麼都不重要。」隨後我們就進入了訂票、買票、失敗、再訂的循環。在中國開始減少航班，網民開始譴責留學生「千里投毒」、「添麻煩」的日子裏，我的兩個朋友飛走了，而我卻在深思熟慮後退了機票，留在了牛津。

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英國博士問我怎麼想，我說：「我很怕新冠。」她回：「我更怕政府。」七十年代末開始，新自由主義讓英國名正言順的走向私有化之　路──教育私有化，醫療私有化，警力私有化。在新自由主義成王敗寇的邏輯裏，一切都要靠個人的努力。有能力的人能在短時間內就飛去「安全」的地方，有能力的人能及時買到物資、甚至找私人醫生花巨資檢測，有能力的人可以安心的在家工作，至少做到衣食無憂。有趣的是，英國確診的，也不乏這些個別有能力的人。查理斯王子、英國首相約翰遜等。尖銳的網民指出，在只有重症才能確診的國度，輕症確診已然是一種特權。

崩塌還是改變？

現在已經確診了的帝國理工大學教授弗格森說按照群體免疫的路線，英國要死五十萬人。三月十七日，在多方壓力下，英國政府終於改變風向，說要盡其所能（whatever it takes）來幫助英國渡過新冠危機。財相蘇納克對着各大媒體鏡頭宣布三千三百億的經濟援助計劃，給疫情期間無法工作的人支付百分之八十的工資。中國網民開玩笑說：「英國簡直快步走向共產主義。」三月二十日，英國理論上開始封城（lockdown）了。娛樂場所全部關閉，除了生活必須以外，每天每人只可以在安全社交距離範圍內出門運動一次。而實際上，誰都知道這些年被裁剪到可謂是「衣衫襤褸」的警力又怎麼能阻止想上街的朋友呢？我問一個天天堅持去辦公室工作的歐洲青年學者她怕不怕被警察罰款，她俏皮的回答：「他們才沒有足夠警察來抓我。」

三年前的聖誕前夕，她的信箱被小偷撬開，丟失了自己買給家人的貴重禮物。她打電話給警察局，卻被警察不耐煩的掛了電話：「你這麼一點小事就不要來煩我們了。我們每天都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處理。」兩年前她進了醫院急診，分明是一個小手術，但是卻因為等待時間太長，傷口腐壞，最後要全身麻醉取出壞死組織。不管是醫療還是警力，英國政府在新自由主義的引領下已經裁員到基本運作都難以保障。一位歐洲的人類學家私底下跟我戲稱過這裏為「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正在崩塌的城堡。」現在新冠來了，這座城堡到底會徹底的崩塌，還是徹底的改變呢？

世界以後會怎樣？

對於法國思想家福柯來說，去擁抱加州的性自由和愛滋病的危險是一種他對於生命和健康論述規訓的反抗。但這樣的反抗，或許在疫情過去後，也要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了。三月二十八日，一位古稀之年的英國作家打電話來關心我的情況。我跟她說了我周圍的中國朋友「進退兩難」的回國故事。沒想到她語氣輕鬆的說，其實她有兩個朋友得了，但是又康復了。老太太建議我可以去家旁邊的泰晤士河跑步。我站在窗邊遠眺，幾乎不見人影，但心中總有餘悸：「還是不必了，我在英國就一個人，就算大概率輕症，也真的很不想得。」

在掛電話之前，她問我覺得這個世界以後會怎麼樣？

二月的時候，我也不是沒有幻想過，如果武漢的事情發生在自由主義當道的西方，是不是疫情就不會在瞞報和對「吹哨人」的懲戒中發酵了？結果三月一到，不同制度中管理層令人髮指的相似就給了我答案。三月二十九日，我聯繫上了兩年前在急診認識的一名護士，希望把手頭的一點防護物資給她。我依稀盼望着她會拒絕我，但沒想醫護的防護不足不僅是新聞頭條，更是困擾他們的事實真相。「我的上司說如果是捐贈的話，必須走正規流程。他們要檢驗口罩。對不起，我也覺得很荒謬，因為她居然告訴我這是對我們的保護。但說實話，我們現在真的物資緊缺。」「那如果把這些當成是自己買的私人防護用品的話，可以用嗎？」她沒有正面回答，只說：「謝謝，我剛剛連續上了七天夜班。我們怎麼交接？」核對物資需求時，她唯獨沒有向我要兩樣東西：手套和紙尿布。我心裏有些發涼，但也沒有多問，腦海中閃過這名護士沒穿防護服、沒戴口罩、護目鏡，但偏偏墊着紙尿布無休止工作的樣子。她說疫情剛開始的時候，醫院甚至不允許他們戴口罩：「上司根本不在乎我們的死活！我們沒怎麼被檢測。同事問她我們把病傳染給了其他病人怎麼辦？她甚至說：『反正人人都要得。』」拿到物資後，她說感覺我比她的上司還要更在意醫護人員的健康。我試圖說一些鼓勵的話：「你要相信我。現在世界上的每個人都只希望你們能好好的。兩年前在急診的時候，我哭成淚人，你偷偷給我塞了一把你從兒科順來的糖，現在就當我把糖還你好了。」我們都只不過是試圖繞過冰冷的制度給對方送去一點溫暖的異鄉人罷了。我來自東亞，你來自東歐。或許對於體制來說，我們都可有可無、無足輕重。但此時此刻，你在前線保護這個國家，而我只是盡了一點微薄之力來保護你。

看到市中心西門購物廣場裏的廣告板換成了「感謝NHS（國民保健署）員工」，我覺得既感動，又荒謬。三月三十日，一名護士回家被丈夫謀殺。四月三日，兩名三十出頭的護士在英國死於新冠。四月二十日，在英國五十五萬一線醫護人員中，僅僅有一萬六千多名接受了新冠的測試，其中五千七百多人確診，二十七個醫護死亡。英國的防護設備呢？更是從開始到現在都遠夠不上世界衛生組織的要求。「感謝醫護、保護醫護」這種口號，到底是為了醫護人員在喊，為了政客的支持率在喊，還是為了隨時可以變成國族主義的集體主義而喊的？給我塞糖的護士朋友，我求你一定要好好的。

左派的共同觀察

回到老奶奶的問題，我說可以確定民主、自由這些普世價值可能真的要崩塌了，全世界或許都要唱響中國管理模式的讚歌。她說希望人們可以意識到讓自由主義價值崩塌的不是新冠，而是新自由主義。這是左派的共同觀察，沒錯。但是現在一切的話語都不如給口罩和免房租來得實在，不是嗎？正如德國新生代思想家韓炳哲的觀察所說，這次的防疫完全看到了亞洲信息化全景監控管理模式的勝利。一個月前，持自由主義觀點的人還在嘲諷中國官僚系統的面子至上問題；一個月後，中國就成了世界的防疫楷模，並且大規模出征來幫助歐洲各國。或許新冠過後，我們要再想去選擇做福柯，也會在進夜店之前就被紅色的健康二維碼堵在門口。

與其去想新冠過後的世界，不如還是把注意力放回當下吧。對每個人來說，新冠都或多或少打亂了我們的規劃—畢業、工作、搬遷、又或者是一次旅行。那麼既然時間在這場激蕩之中不再線性了，或許當下就成為了我們唯一可以把控的東西。突然間，做飯、吃飯、清潔、彈琴、歌唱、吟誦、煲劇、點香、甚至睡眠，都成了抗疫的正經事。

這樣一想，這個春天似乎也沒那麼難熬了。

（作者為牛津大學東方研究博士在讀（中國社會學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