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我們還在台大外文系念書的時期，我們創辦了《現代文學》，戴天（本名戴成義）是我們創刊的一員。所以常有機會聚在一起。戴天是毛里裘斯的僑生，毛里裘斯以前是法屬地，所以戴天的法文有底子，《現代文學》介紹法國作家首先要諮詢戴天。其實戴天寫詩，戴天是他的筆名，早期在《現代文學》上刊登了好多篇他的詩作。戴天本人也是一個道地的詩人，他有詩人赤子天真、浪漫不羈的性格，他淡泊名利，懶與人爭，是個極可親可愛的人。那時我們還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文藝青年」，整日做着「文青夢」，為了文學，我們可以奮不顧身拋下一切。一九六一年，我們畢業了，戴天要離開台灣到香港去另闢天地，去找他的阿姨、中文《讀者文摘》主編林太乙女士。我們在台北替他餞行，大家吃喝了一輪，送他到機場，那曉臨上機前，才發覺他把護照弄丟了。他在台北又多待了一個星期，於是大家又再吃喝一輪替他餞行。戴天很開心，因為可以多跟我們混幾天。他離開台灣前，張愛玲張姑奶奶駕臨台灣，美新處處長麥加錫請客，請在台北西門町石家飯店，麥加錫把《現代文學》幾個年輕作家請去作陪，戴天也在其中。若干年後，我在一篇文章中寫到當年張愛玲訪台灣，美新處宴請《現代文學》青年作家，我把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王禎和列了出來，獨獨把戴天漏掉了，戴天在香港向我發出強烈抗議，以戴天大咧咧的脾氣，沒想到那次他竟那麼在意。也難怪，那是張愛玲唯一一次訪台，是歷史性的一次聚會，是我一時疏忽，把我們的詩人名字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