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恢復交流  非因善意互動

甫確定了新一屆中央政府機構高層人事的「兩會」於三月十三日一閉幕，隨即傳來大陸宣布十五日起恢復台灣冰鮮白帶魚和凍竹筴魚輸往大陸，其他包括鳳梨、虱目魚等漁農產品也可望在近期解禁。其實，新任總理李強在「兩會」閉幕後記者會上「血濃於水」、「兩岸同胞是一家人」的溫情喊話，與二月二十一日中共常委、準政協主席王滬寧在與來訪的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會見時，清晰地強調「當務之急是盡早恢復兩岸交流正常化」前後呼應。

北京在蔡英文當局未調整兩岸關係的前提下，單方面主動定調「兩岸交流正常化」，究竟意欲何為？如何解讀與「二○二四年台灣總統大選」的關係？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台灣「九合一選舉」後，筆者返台並走訪了多位藍綠政策圈的指標性人物，本文嘗試就兩岸關係的近期觀察，包括對這些論及台灣大選及兩岸關係走向的論者之觀點的理解，分析中美競逐關係明朗化下，「大選年」國共互動與兩岸關係微妙變化的背景意涵。

儘管蔡英文於二○一六年上台以來並未推動「法理台獨」，在處理兩岸關係方面也盡可能避免過度刺激大陸的言行，然而由於蔡始終拒絕承認「九二共識」，北京也由始至終拒絕將蔡主政的民進黨政府作為對話與合作的對象。換言之，大陸在二○二三年啟動恢復兩岸交流，並非兩岸官方善意互動的結果，而是北京方面根據自己應對台海情勢變化的判斷，就短期乃至中期對台政策的調整與部署的反映。

惠台措施、以武促統效果不彰

就其背景，筆者以為主要緣於兩大動因。

其一，北京判斷過去五年來即習近平第二任期大陸所推動的「惠台措施」以及「以武促統」對台策略，其效果有限，不足以有效配合「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的落實與推進。進入習近平「新時代」的中國大陸，於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推出了由中共中央台辦、國台辦、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等部門共同發表的「惠台三十一項措施」，復於翌年十一月四日因應台灣大選，而由國台辦、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聯名發表「惠台二十六條措施」。

這些「惠台」政策，依循欲取代「兩岸和平發展」的「兩岸融合發展」方針，其目標則是「率先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以達到促進「兩岸和平統一」的目的。惟這些懷柔意味濃厚的惠台政策，充其量只惠及部分遠赴中國大陸發展的台籍青年，對絕大部分留在台灣發展的台灣人並不具吸引力，更遑論期望因此而改變台灣年輕人的國家認同。

其後疫情爆發，兩岸人民的正常往來進一步受限甚至全面中斷，疫情還觸發部分產業鏈的台資紛紛撤離大陸返台發展或到東南亞等地尋求新機遇。如此一來，要達到「兩岸融合發展」的目標，顯然其難度在疫情期間毫不留情地增大了。與此同時，因捐贈疫苗等因素，台灣與美國、日本的關係卻得以進一步拉近，也因此疫情期間蔡英文政府的對外互動包括要求參加世衛大會等一律被北京視為「以疫謀獨」，並先後推出幾波禁止台灣漁農產品、食物進口大陸的措施。

然而，如此對台灣的懲戒式「禁運」措施，其結果只促使兩岸在經濟等方面進一步「脫鈎」，不啻不符合「兩岸融合發展」的既定路線，亦與習近平於二○一九年一月二日「在《告台灣同胞書》四十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所主張的積極尋求兩岸人民「心靈契合」的努力目標背道而馳。筆者也早已指出如此政策自相矛盾，並斷言此類影響台灣漁農業者的強硬措施，將難以收到預期的效果。

阻賴清德上台、民進黨續執政

其二，因應「二○二四年台灣總統大選」，北京仍然希望影響台灣選情，目標的設定自然清晰明瞭—竭力阻止賴清德上台、阻止民進黨繼續執政。自從台灣於一九九六年開始實施總統直選以來，前後經歷了七次大選，即將到來的二○二四年則是第八次。過去七次，北京都曾摸索並採取一定的手段來試圖影響台灣大選結果，惟效果均不理想。

一九九六年台灣首次舉辦總統直選，就此解放軍於一九九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九六年三月之間陸續舉行了多次「飛彈演習」，試圖阻止李登輝勝選，結果卻適得其反，李登輝高票當選；二○○○年大選期間，朱鎔基在「兩會」後的記者會上，聲色俱厲地警告：「誰要是搞台灣獨立，就沒有好下場」，結果也無法成功阻止陳水扁上台。其後北京汲取了教訓，避免高調介入台灣大選，卻也未停止間接地或暗地裏使力，譬如二○一二年大選就傳出透過第三者鼓勵乃至資助大陸台商返台投票，又如前所述因應二○二○年大選大陸祭出「惠台二十六條措施」，希望有助於國民黨的選情。

必須指出的是，蔡英文於二○二○年高票連任，北京加持的韓國瑜敗選後，大陸一度充斥着「民進黨將長期執政」的低氣壓。而一度無人問津的國民黨主席一職在「彌補」了曾經被硬生生地「換柱」的洪秀柱（二○一六─二○一七）後，換上了「老牌本土派」的吳敦義（二○一七─二○二○），北京就開始瀰漫着對國民黨不信任的氛圍。

朱立倫訪美  國共裂痕日深

爾後成為史上最年輕黨主席的江啟臣（二○二○─二○二一）一度傾向「調整」在台灣社會極富「爭議」以及不被年輕世代普遍接受的「九二共識」，惟此舉不僅瞬即激怒了黨內大老馬英九，更得罪了大陸，使本來就對吳敦義就任以來的國民黨頗為失望的北京，更是不敢對這個「百年老店」抱以希望了。

到了二○二一年十月朱立倫重新坐上黨主席寶座之後，本以為這位曾經到過北京，也與習近平見過面的「國民黨主流派」會竭力恢復國共關係，殊不知朱立倫卻先把精力投放在修補國民黨與美國的關係上。二○二二年六月，暌違六年的國民黨駐美代表處在白宮與國會山莊的賓夕凡尼亞大道重開，朱立倫藉出席揭牌而訪問華府，期間還會見了國務院等多位美國官員及多位關注美台關係的國會議員。

不止於此，朱立倫還藉身在美國，發表了一連串充斥着「國民黨親美反共路線」的罕見言論，且在北京視為「兩岸關係定海神針」的「九二共識」的認知上，卻表明是一項「沒有共識的共識」。當「中美新冷戰」態勢日趨明朗及長期化無可避免的時空下，國民黨主席跑到美國去發表這些極盡刺激中南海之能事的「親美反共」言論，對北京而言會是何等的刺耳，不言而喻。

朱立倫當然知道他的美國行如何讓北京看得不是滋味，故從華府返台不久，就派黨內第二把交椅的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首次率團訪問北京，表面的目的是「關懷在大陸投資的台商以及在陸求學和生活的台胞」，實際上則是向北京澄清、解釋國民黨「一貫」的兩岸政策與美國政策。其中關鍵自然是朱立倫主持下的國民黨高層對「九二共識」的取態：其一、沒有不承認「九二共識」的問題；其二、在沒有更好的方案之前，沿用該方式持續兩岸交流。

「國共合作」是一把雙刃劍

儘管北京透過夏立言去年八月的第一次大陸行，得以確認了國民黨的兩岸政策包括「九二共識」的立場基本未變，惟充其量也只是一定程度消餌了對朱立倫的美國行以及國民黨兩岸思維的疑慮，並不足以讓中南海因此而決定全面恢復自洪秀柱卸任黨主席以來與國民黨若即若離的關係，更別說進一步推動超越國共兩黨的「恢復兩岸交流正常化」了。

北京之所以樂於迅速調整對國民黨的取態，除了上述大陸過去五年來所推行的對台政策效果不彰之外，主要原因還是基於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拉住國民黨」，並在此基礎上「協助國民黨奪回政權」，對北京而言都是無可替代的「唯一合理選擇」。    

簡言之，北京定調與國民黨的關係「重回正軌」，並進一步將「國共交流正常化」擴大至「兩岸交流正常化」，並非在夏立言今年二月的第二次大陸行之後，而在於去年八月的第一次之後，否則北京不會在第二次就如此高規格來款待夏立言一行的。至於中南海之所以「不計前嫌」地樂於做出此決定，並非朱立倫主持下的國民黨的「表現」如何讓北京滿意，而在於北京自身對兩岸局勢的判斷，其準則當然是如何更有效地掌握兩岸關係及台灣問題的主導權，有利於習近平第三任期根據自己的節奏有效地推進落實「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了。

誠然，北京的主要意圖是為了透過「國共合作」，阻止如假包換的「台獨工作者」賴清德上台。然而，「國共合作」是一把雙刃劍，一旦拿捏不准，就有可能適得其反。如何讓台灣選民以及華府清楚地意識到「國民黨維護台海和平」以及「處理兩岸關係的能力」，而非「國民黨全面倒向北京」？

「二○二四年台灣總統大選」將再次考驗國共兩黨的定力以及不容半點差錯的平衡感。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