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同盟取代中美合作

俄烏戰爭爆發初期，中國一度處於尷尬位置，理由是俄羅斯擴大佔領烏克蘭東部甚至派兵進攻基輔，有違中國反對侵犯別國領土主權和主張不干涉別國內政兩大原則，但隨着戰事曠日持久，俄羅斯在烏克蘭頑強防守下不但久攻不下，隨着烏克蘭獲北約不斷增加軍援，俄羅斯在戰爭初期攻下的部分戰略位置，甚至被烏克蘭反攻收復。俄羅斯在戰事中曝露了戰備、士兵訓練和後勤支援追不上時代，前線只能倚靠與總統普京關係密切的華格納集團（PMC Wagner）以人海戰術與烏軍長期戰鬥，再配合伊朗提供的無人機反擊烏軍使用的土耳其製無人機，財政上主要有賴中國和印度大舉購入原油和天然氣，突破西方的經濟及金融制裁措施。俄烏戰爭導致俄羅斯國力嚴重耗損，一旦普京的管治合法性被質疑，對中國而言並非好消息，原因是中國無法保證（現階段也沒有能力介入）接替普京權力的下任俄羅斯領袖能否繼承普京的管治威信，而假如發生政變並出現了親西方（或起碼不主張與西方對抗）的俄羅斯政府，中國便會登時陷入地緣政治被圍堵的局面。習近平與普京此刻唇齒相依，而俄羅斯國力衰退將使中國主導日後中俄關係的話語權，故此當習近平在第三度出任國家主席後，旋即到訪俄羅斯與普京會面，向外界宣示中俄同盟對抗美國，並正式為中國在俄烏戰爭中表明立場。自鄧小平以來主張的中美合作外交路線，就此終結。

台灣及南中國海主權互不退讓

台灣主權問題一直是中美兩國最敏感的議題，多年來雙方分別透過「九二共識」和「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建立迴旋空間，避免引發衝突。可是，台灣總統蔡英文把握了習近平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四十周年演講，以及二○一九年香港《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示威風波合共所引發的反中情緒，成功擊敗藍營及主張友中的韓國瑜，連任總統一職，進一步削弱了國民黨及紅統力量的聲勢，同時鞏固了對美關係，導致台灣與中國越走越遠，與美國越走越近。身為反中急先鋒的美國民主黨資深大老佩洛西（Nancy Pelosi），在二○二二年卸任眾議院議長（並不再尋求擔任此職）前夕，首次官式訪問台灣，是繼一九九七年的金里奇（Newt Gingrich）後，再有美國政壇權力第三號人物到訪這個中美雙方兵家必爭之地。北京最終沒有辦法阻止佩洛西到訪台灣，但中國也日益加強軍事干擾及威嚇台灣，向美國表明不會在台灣主權問題上退讓。至於美國方面，軍方、國會、情報官員，以至與華盛頓關係密切的智庫，均陸續預測中國何時派兵攻佔台灣，甚至為可能發生的台海戰爭做沙盤推演，包括估算美國和日本如何支援台灣、戰爭的歷時長度，以及不論成敗對中國政府的影響力。

南中國海主權問題也是中美的重大分歧，但由於涉及東南亞、澳洲和太平洋島國的立場，擦槍走火的程度不及台灣問題，中美雙方至今仍在合縱連橫，透過經濟及外交手段盡力拉攏大小國家支持，因此東南亞、澳洲和太平洋島國的政局變化近年成為外界焦點。對這些國家而言，同時保持對中美友好或不靠邊，一直以來均是最佳選擇，可減少被捲入大國政治紛爭，但由於中美一旦為台灣問題發生衝突甚至全面戰爭，雙方對峙的範圍必然擴展至南中國海，因此東南亞、澳洲和太平洋島國日後對中美的態度，是決定台灣問題方向的關鍵因素。

美阻中國建立強大軍工複合體

美國國力至今一支獨秀，背後原因是獨特的軍工複合體制度，確保美國在軍事、科技、經濟和外交實力上保持優勢，助美國控制全球不少戰略資源和地緣位置。繼蘇聯後，中國是唯一有條件發展軍工複合體制度抗衡美國，但由於制度基礎建立需時，非一朝一夕可達成目標，中國在鄧小平至胡錦濤主政期間，縱使外交政策論述上由「韜光養晦」變成「和平崛起」（後來官方改成「和平發展」），期間亦發生過「六四」事件、台灣海峽導彈危機、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被北約空襲、南中國海軍機緊急迫降海南島、王立軍事件等風波，但大致上遵從對美合作（甚至忍讓）方向，不主動（或只是暗地裏）挑戰美國霸權地位，箇中原因是中國一黨專政下的軍工複合體模式，相比經過多次大小戰爭考驗的美國，不論在質量和運作上仍有所不及。

習近平執政後，開始不避嫌對內對外「亮劍」，一方面是加強黨內集權，另一方面是向美國展示實力，逐漸導致美國朝野陸續意識到，中國不單再沒有可能發展西方民主制度，甚至在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及意識形態方面均在動搖美國霸權地位，特別是中國的超限戰（unrestricted warfare）策略。自從中國全國人大修憲廢除國家主席的連任限制，實際上確立習近平終身執政後，美國亦開始實施針對中國的各種政策，並游說盟友合力阻止中國擴展政經及軍事實力。新冠肺炎於二○二○至二○二二年在全球肆虐，期間展示了中國在全球供應鏈掌握了重要的戰略位置，使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擔心，導致美國加快游說盟友合力阻止中國擴展政經及軍事實力，當中成功說服台積電到美國設廠，以及制定一連串涉及半導體製造技術的法律，期望透過加強控制美國及其盟國的半導體產業發展方向，扼殺中國發展抗衡美國軍工複合體的能力。對此，習近平選擇了更加集權，更快換走經歷了中美合作年代的大小官員，更進一步利用國企或國有化措施，取代民企或外資，牢牢掌握各個涉及國家安全或可用作對抗美國的軍民兩用產業。

爭奪戰爭與和平話語權

兩會結束後不久，沙特阿拉伯與伊朗在中國的最後階段斡旋下，於北京簽署中沙伊三方協議，沙伊兩國恢復自二○一六年斷絕後的外交關係。沙伊兩國會否因此緩和彼此多年來的衝突關係，固然是一大疑問，尤其是雙方沒有理由或動機在也門內戰中退讓，同時單憑中國對於中東的穩定能源需求，能否確保沙伊兩國不把衝突升級，筆者也不看好，但對於中國來說，沙伊復交協議在俄烏戰爭仍然持續下誕生，絕對是宣傳「中國締造和平」和「美國鼓吹戰爭」的黃金機會。事實上，中國在俄烏戰爭一周年前夕先後發表《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和《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也是衝着美國自二戰以來主導的戰爭與和平話語權，嘗試說服西方以外的亞非拉國家甚至美國的盟國，不要輕易隨美國起舞，不要屈服於美國霸權而犧牲了主權利益獨立自主發展的空間。只要一日未發生台海或南海戰爭，中美將持續在公開場合，間接為托爾斯泰（Leo Tolstoy）的名著宣傳。

俄烏戰爭不但打破了世人對俄羅斯軍事實力的設想，也改變了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毛澤東無獨有偶促成、歷時近半個世紀的大國秩序。至於中美是否終須一戰，即使只是在台灣外島發生小規模衝突，筆者一如以往，認為一切只是時間問題。

（作者為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