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行憲以後，停止每周一次的總理紀念周，改為每月一次的動員月會。董事長張道藩在動員月會上告訴大家，他當初上任時曾和董顯光約定，董何時離開中廣，他也同時離開。

結束黨營廣播時代

　　眾所周知，黨營事業的董事長和總經理，一定分別屬於兩個對立的派系。張道藩受陳果夫培植任用，屬於所謂C. C.，董顯光受蔣夫人信任，屬於所謂官邸派。抗戰時期，董顯光主管國際宣傳，常常怪罪C. C.掌握的廣播電台不肯配合，董是個老實人，他把當年的嫌隙寫在回憶錄裏。國民黨遷到台灣，C. C.失勢，董顯光「佔領」中廣，張道藩對他非常尊重，兩人沒有墜入「權力鬥爭」的俗套。

　　一九五四年六月，魏景蒙接任總經理，梁寒操接任董事長。梁氏黨國先進，長期追隨孫科，聲望很高。魏是董顯光的老部下，兩人「情同父子」，他和蔣經國也非常接近，常常參與機密，他的年齡和人事關係正好承先啟後，接過老人的棒子，為新生代做開路先鋒。梁魏之來，象徵黨營廣播事業的「C. C.時代」結束了。

　　中國廣播公司實行「總經理制」，魏景蒙當家負責，他面臨許多難題。第一，他必須提高員工待遇，可是中廣沒有錢。待遇低，士氣也低。前任總經理用他生澀的中國話慢吞吞的說過：「前線的士兵待遇更低！」新任董事長是詩人，書法家，三民主義理論家，他手書舊作《驢德頌》展示中廣同仁：「木訥無言貌肅莊，一生服務為人忙。只知盡責無輕重，最恥言酬計短長。任意人憐情耿介，獻身世用志堅強，不尤不怨行吾素，力竭何妨死道旁！」

　　那時大家更願意閱讀的是，台灣省政府發行愛國獎券開獎，各報刊登中獎號碼，同仁眷屬常常省下菜錢，買個夢想。

　　第二個問題是，中廣設備老舊，發射電力不足，理論上收聽範圍的半徑多少公里，實際上大打折扣，即使在有效收聽的範圍內也聲音微弱，雜音很多。

　　工程部一再解釋，那是因為收音機的性能太差，或者天線沒有架好，或者附近有工廠干擾。可是到魏景蒙上任的時候，台灣地區已有多家廣播電台，每天晚上八點鐘各台有個聯播節目，大台北地區收聽節目的人，往往把波段轉到警察廣播電台，那裏的聲音好。有一年，美國空軍交響樂團到台北演奏，那是托斯卡尼尼指揮過的樂團，名氣很大，中廣參加聯播，北部地區的聽眾就多半把波段轉到空軍廣播電台。

　　那時對外遠距離廣播用短波，對內廣播用長波（後來改中波）。長波沿地面傳送易受地形阻隔，所以台灣山地有多處死角，各地分台轉播台北總台的節目也很困難。依傳播理論，國家有責任把廣播節目送入每一戶家庭。依當時情勢，這是中廣的責任。

與中共波段相抗

　　還有更緊急的情況。中共重視廣播宣傳，許多波段對台灣定向發射，台灣各地可以清晰收聽。國民政府對暗中收聽中共廣播立法重罰，常常聽說有人因此坐牢。可偏偏中共電台的那些波段和台灣電台的波段緊挨在一起，聽眾收音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實在不勝困擾。中廣公司工程部曾經派人環島測試，我看見他們繪製的圖表，紅線代表中共的廣播，藍線代表台灣的廣播，線長線短代表電力強弱，只見藍線又少又短，紅線又多又長，紅線簡直把藍線密密圍困了。

　　依專家的意見，最好的辦法是中共有多少波段，台灣也有多少波段，一個對一個，同一時間在同一頻道上播音。這樣台灣的聽眾只能聽見台灣的節目，聽不到或聽不清中共的節目，中廣公司必須增加工程設備和節目人才。

　　「財政為庶政之母」，魏總經理必須開闢財源。中廣公司組織龐大，分為對國內廣播、對大陸廣播和對海外廣播三大部門，魏總接任時對大陸廣播剛剛獨立，尚有兩大部門百廢待興。對國內（也就是對國民政府治理的地區）又分國語廣播、方言廣播；對海外又以十餘種語言對華僑和外國人士廣播。任務如此繁重，而偌大公司卻像是一隻嗷嗷待哺的小雞。那時黨營事業的董事長用以酬庸元老，他不能和員工共患難。這位新上任的總經理才是四處奔波覓食的母雞。

領導文化工作文彩煥發

　　起初，我們對魏景蒙這個名字等閒視之。聽說他英文極好，能在英美外交官群中說「黃色笑話」，不失雅趣，滿座鬨堂。聽說他酒量好，整個晚上和美國記者拼酒，進退自如。聽說他善與人交，尤其擅長贏得紅粉知己。這些都是過人之處，但是憑這些條件來領導文化工作，並且要振衰起敝，怎麼夠？我們在大陸上都見過許多只有人事背景並無學養能力的首長，料想今日亦復如是？

　　他上任後我立刻發現不然。那時台灣各電台聯合辦了一份雜誌為廣播節目宣傳，匡文炳總編輯派我訪問魏總，向廣播界作一次文字介紹。我發現魏總中國文化的底子很厚，見解很高。例如他說：

　　教育不僅是辦學校，教育是增進人類的生活。

　　文藝是「國風」，也就是國家的風儀風度。

　　三十年來，中廣生於憂患，所經歷的不是戰爭就是國難，她能長得這樣大，不知渡過多少難關，嘗過多少辛酸，以前歷任負貴人的辛勞可以想見。

　　我一看，他為人好像挺忠厚嘛，談話誠懇樸實，既沒有官僚的含混空泛，也沒有新聞記者的油腔滑調。我當時就思索，他這番話還有誰能說得出來？

　　他坐上了那個位子，總會有人請他演講寫文章，他極其忙碌，能夠推辭的都推掉了。有一次他對我說，新上任的國立藝校校長鄧昌國找他，要他出席音樂教育座談會，他沒有空，但是必須有一份書面意見，囑我筆記下來派人送去。這是一個熱門話題，那時中樂西樂門戶之見很深，中廣節目部有個音樂組，其下分國樂科和西樂科，彼此積不相容，西樂指揮王沛綸戲稱之為「中西大藥房」。魏總說：

　　中國音樂和西洋音樂的分野，不在樂器而在音樂的內涵。用提琴演奏《二泉映月》仍是中國音樂，用胡琴拉出《藍色多瑙河》仍是西洋音樂。（他用商量的語氣說）中樂西樂都是寶貴的藝術，今後在音樂教育方面，是否可以強化兩者互通共濟之處，淡化兩者的歷史分歧？

　　後來鄧校長對我十分稱讚魏先生的高見。限於師資和教材，鄧校長那時能做到的很少，五十年後回頭看中國音樂的發展，大致符合魏先生的願望。

　　魏總有一份自辦的英文報紙，他進入中國廣播公司以後，同時具有報人和廣播事業主持人兩種身份，出國開會或考察的時間更多。有人說他開會是個藉口，實際上藉機會替政府辦一些外交部辦不到的事情。我們看到的是他遍訪世界各大博物館，拍遍了世界各地的名花異卉，涉獵有關著作，他的知識可以和專家對話。

跨越亡國之恨的識見

　　新聞界元老卜少夫在香港辦旅遊雜誌，一定要他寫篇文章，他送去一篇以色列遊記，也是由我筆記而成。德國在希特勒當政的時候，據說殺害了六百萬猶太人，以色列立國以後，特地為死難的同胞修建了一座紀念館，以色列接待外賓，必定引導大家參觀這座紀念館。我永難忘記魏總怎樣描述他的所見所感。

　　紀念館的位置在大衛王的陵墓旁，彷彿「昭告列祖列宗在天之靈」。紀念館建在地下，使人想起「九泉之下」。館內光線幽暗，陰氣森森，你可以看見百萬以上死者的照片，沒留下照片的有遺物，眼鏡、鞋子、日記本，沒留下遺物的有紀錄片，堆積的裸屍，飢餓寒冷的集中營。館內還有用猶太人皮做成的鼓，猶太婦女的頭髮編織的手工藝品，當然還有集體殺人的毒氣設備。高潮是參觀者環立在受難者的公墓四周，這是一個象徵性的西式墳墓，墓面平鋪，大家俯首致哀，一個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朗讀祭文。魏總說，我們聽不懂他們的語言，但從聲調節奏裏充分感受到那種不可化解的憤怒和仇恨，令他「毛骨悚然」！魏總作此描述的時候，他的語氣充滿了悲憫，我不覺為之肅然。

　　最後魏總很懇切的告訴我，以色列立國未久，需要鎔鑄國魂，他們要讓每個猶太人牢牢記住民族的仇恨，記住仇恨才會堅忍不拔，奮發圖強。但是——

　　亡國之痛不可不記，亡國之恨不可永記。

　　他對我清清楚楚連說兩遍，好像唯恐我忽略了，又好像在叮囑以色列的執政者似的。他這兩句話有智慧，我對魏公的認識又深一層。以後我一再引用詮釋他的這兩句話，至今無人反對，可是也未見有人贊同。

　　慢慢的，我聽說了一些事情。

中共韓戰戰俘奔台灣

　　一九五三年七月韓戰結束，下一步是遣送戰俘。中國志願軍（共軍）官兵被俘者二萬零七百三十九人，由中立國的部隊看管。聯軍首先送回傷病戰俘一千零三十二人，此外一萬九千七百零七人，依國際公約要按各個戰俘本人的志願送往他們指定的地區，於是北京和台北展開了對這一大群人的爭奪。

　　一九五四年一月，一萬四千零六十七位戰俘選擇了台灣，佔百分之七十以上。這是台灣的一大勝利，具有多種象徵意義，蔣介石總統十分高興，論功行賞，陳建中、魏景蒙、黎世芬由此出線。

　　據說魏景蒙精通滬語，又有口才，由他向蔣介石當面報告戰俘歸心的細節，蔣氏一再開懷大笑，「自一九四九年撤出大陸以後，蔣公從未這樣笑過」。魏景蒙除了出任中國廣播公司的新職，還得到一枚勳章，授勳一事，他要求政府不發新聞，他也從未拿出勳章向朋友展示，直到他逝世後，我們才知道他曾經得到這一份榮譽。

　　抗戰時期，世界各國的新聞記者齊集重慶，他們的新聞報道常常損害中國的國際形象。魏景蒙接待他們，替他們服務，常常和他們混在一起，適時提供資訊影響他們報道新聞的角度。他要適應這些洋記者的生活習慣，陪他們吃喝玩樂，台北《自立晚報》因此說他是「酒色之徒」，惹得他發了好大的脾氣。

蔣介石知人善任

　　實際上魏景蒙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是為工作而生活的人，國際宣傳處的工作使他必須在自己的生活中附加某些東西，工作改變了，那些附加的東西可以去掉。以蔣介石考核幹部之密之嚴，應該知道魏景蒙有這一份修養，戰後那些跟魏景蒙有交情的美國記者，大都有相當的社會地位，可以幫助發展中華民國的對美關係，也有利於中廣公司爭取美援，蔣氏更該了然於胸。後來魏總奮鬥十年，成績斐然，蔣總統還是知人善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