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後，我調職到伊利諾州，盛先生也選擇了令人羨慕的三藩市灣區作為他們的退休養老之地。每次到西部旅行，我總想辦法到灣區的南灣去探望他們。一九九○年秋季，我們從伊州搬到加州橙縣，我們的兒子也住在南灣。於是，我們到盛家的機會更多了。

　　四十多年來，我一年一度寄出的賀年卡，第一張總是先送給盛先生這位長輩的。他每年都有回卡，而且時常附來信函。記得有一次他告訴我﹕「今年你們輸了。」接着，幽默地解釋道，「我每年接到的第一張賀年卡都是你們寄來，第二張才是中國駐三藩市總領館寄來的。但是，這次總領館比你們早一天！」大家相視而大笑。

　　原來，自從三藩市的中國大陸總領館發現盛先生竟是莫斯科訓練出來的「老革命」後，總領事每年都寄賀卡給盛老，並且派人登府致候請益。

回憶錄包含了中蘇史料

　　盛先生「老革命」身份的「暴露」，要從他的英文回憶錄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ersonal Account說起。該書在一九七一年由肯州大學出版社出版，委託紐約的派拉貢書店獨家發行。當時還是文革期間，除了在國外研究近代史的學者之外，很少人知道這本書。直到二○○四年出版了中文譯本《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收錄於由北京東方出版社出版的「現代稀見史料書系」叢書中，而且在扉頁注明「內部發行僅供研究」，才引起廣大讀者的注意。二○○四年《湘潮》、二○○五年《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二○○七年《黨史文苑》及《中學歷史教學參考》等刊物，均曾介紹或引用過此書。

　　讀畢《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我就向盛先生報告讀書心得。他在那年（二○○四年）的賀年卡上寫道﹕「（本書）追述於一九二六年奉派赴俄取經，留俄六載始末，平鋪直敍，有如回憶錄……。」其實，此書不僅是個人回憶錄，同時也是獨一無二的完整的蘇聯中山大學校史。此外，它對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的特殊背景與幕後隱情，以及「大革命時代」（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與續後的「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前期（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四年）黨內托派的形成與路線鬥爭的深化，也有具體的敍述。這一段歷史，是毛澤東處於反對地位的年代。難怪這本書被歸入書中《前言》所說的「稀見史料」的「灰皮書」了。

夫妻合寫回憶錄

　　盛先生的書，應該說是與盛太太合寫的。盛太太原名秦曼雲，又名秦梅影，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由於政治的因素，中共官方文件中找不到盛先生的名字，秦曼雲卻被列為第六次代表大會的四十九名「指定參加及旁聽代表」之一。

　　盛先生寫稿時，經常跟太太互相切磋、彼此印證。書中的行文與附注，隨處可見，正像我們跟他們談話聊天一樣，每次提到往事，他總會問她「對不對」，「是這樣的嗎」，偶爾還有一番「爭議」，這意味着當時兩人都在場，只是各人的記憶有些出入而已。他倆有超過一個甲子的美滿生活，當盛太太二○○一年冬先走一步時，盛先生在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給我們的回信中，沉重地說﹕「老伴秦梅影與我皆年逾九十，她九二，我九五，正喜白頭偕老，詎知變生不測，她因心臟衰竭，於去冬十二月十七日猝死捨我而去，六十餘年患難夫妻，遽爾永別，悲懷難抑！」盛先生跟盛太太既是老同學，也是老同志。而且，兩位更是共享「期頤偕老」的終身伴侶，豈不令人羨煞！

為台灣與中東加強關係

　　盛先生留俄六年，包括一九三○年秋離開中山大學遠赴蘇聯遠東區實習兩年，後來又調回莫斯科，終於在一九三二年年底學成歸國。國民黨「清黨」以後，魯迅領導的「左聯」在上海相當活躍，國、共雙方的鬥爭亦甚劇烈。一九三一年初，大批左翼作家及共黨分子犧牲了。接着，中共中央特科頭目顧順章和第一號人物、政治局主席向忠發先後被捕而叛黨。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遷往江西蘇區，中央上海局於當時成立，由李竹聲任書記。翌年，上海美亞綢廠工人罷工五十天，中共中央兩次發表支持宣言，以致上海中央局遭受多次搜查與破壞。六月二十六日，李竹聲被捕，由盛先生繼任上海局書記，四個月後，他的身份也被發現，無法不步李竹聲後塵。

　　盛先生說自己是一個「跨黨分子」。加入國民黨後，先在「中統局」工作。他才思敏捷，又通曉俄、英等國文字，外交事務才是他的適才適所，因此，在抗戰期間，他一直駐紮蘭州的中、蘇航空站，負責與蘇聯方面聯絡。一九四三年，他以少將的軍階一度受命輔助駐印度新一軍鄭洞國軍長處理印度與緬甸交界烽火中的政工任務，打通了中緬公路。一九四九年九月進行「控蘇案」時，他曾被蔣廷黻大使請到紐約，起草控訴案文件，並在聯合國會場上參與辯論。結果聯合國於一九五一年二月通過譴責蘇聯案及判決《中蘇友好條約》無效，台灣也就不必承認外蒙獨立。自一九五○年起，他在巴格達住了四年，以參事職位代理駐伊拉克公使館館務。當時台灣推行「三七五減租」政策，他就有關資料找人譯成阿拉伯文出印成書，由公使館分贈各友邦政府。這個宣傳工作，正面影響了台灣與中東各國之間農耕農產各方面的合作。

　　他的事業巔峰，是一九五四至六○年出任台灣外交部亞西司司長那段日子。他展開與沙地阿拉伯的建交工作，邀請伊拉克王儲和伊朗、約旦、沙地等國國王及土耳其總理等人訪問台灣，敦睦邦交。今天台灣跟中東各國的友好關係，都是那時他打下的基礎。

為兩岸破冰發其端

　　盛先生的最後一個外交部職務，是駐烏拉圭的全權公使。說到這裏，我想起他講過一個小故事﹕被外放南美洲那年，他準備了一大堆有關烏拉圭的資料，希望能在老總統的「面試」中對答如流。結果，老總統出乎意料地一直問他巴拉圭的情況，害得他尷尬不堪。他說﹕「接見時沒有部長或次長陪同，有好處也有壞處呀！」

　　一九八四年，當時國家軍委會副主席楊尚昆曾以莫斯科中山大學校友的身份，邀請盛先生訪問大陸。台灣海峽兩岸關係的破冰與融化，實自彼時啟發其端。

　　我們收到盛先生最後一張賀年卡是二○○六年。他只能簽個名，再也沒有寫什麼字了。信封還是別人代寫的。他生於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仙逝，堪謂百齡人瑞了。我家後院的枇杷樹，樹苗是他送的。如今，正是枇杷成熟時，緬懷長者，欷歔不已！

　　（作者是退休旅美文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