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文《三國史記》卷四十六列傳六開頭就說：「崔致遠（韓文音譯Chóe Chíwon）字孤雲或云海雲，王京（今韓國慶尚北道慶州市）沙梁部人也。史傳泯滅，不知其世系。」根據各國學者的研究考證，推定他出生於新羅憲安王元年即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公元八五七或八五八年）。二〇〇八年十月中旬，韓國著名畫家張榮一以「思鄉」為主題在揚州紀念館推出崔致遠遺迹展時，有些慶州人士聯袂前往，也算是他們慶祝這位地方先賢也是崔氏遠祖的誕生一千一百五十周年紀念了。

　　有唐一代，長安城不但是中國的政治中心，也是跟西方的羅馬城齊名的國際文化大都會。除了大批日本的「遣唐」生外，從朝鮮半島前來留學的人也數以千計，只算唐文宗開成五年（八四〇年）那一次，歸國的朝鮮學生就有一百零五人。新羅一國，來唐求學而科舉及第者，前後計有五十八人，崔致遠便是其中最傑出的一位。

新羅「小留學生」將勤補拙

　　在唐懿宗咸通年間，崔致遠還是一個虛齡十二歲童子的時候，就離家西遊，負笈長安。他在《桂苑筆耕集》自序回憶道：「自年十二離家西泛，當乘桴之際，亡父誡之曰：『十年不第進士，則勿謂吾兒，吾亦不謂有兒。往矣勤哉，無隳乃力。』」嚴父的叮囑，他無時或忘。於是，「懸刺無遑，冀諧養志。實得人百之，己千之。觀光六年，金名榜尾。」他效法戰國時蘇秦「懸梁刺股」的精神，別人讀一百遍，他讀一千遍。從十二歲開始，經過六年的勤奮苦學，在咸通十五年（八七四年）即十八歲那年，終於沒有辜負老父的期望，考中進士（亦稱「賓貢進士」，是唐時特為新羅、渤海、大食等域外學子而設的進士類別）。用現代的眼光看來，崔致遠確是值得驕傲的「小留學生」了。

　　崔致遠學成之時，大唐「盛世」早已過去。一般文人並不像昔日那般前程似錦。這位成功的「小留學生」，並沒有受到「高薪」禮聘的優遇。而且，遇到戰亂，不得不避難洛陽，度過一段「浪迹東都，筆作飯囊」的日子。生活雖然清苦，但對他做學問與寫作，倒是一個磨練的機會。

　　唐乾符三年（八七六年），朝廷終於分配他到宣州溧水（今安徽宣城附近）擔任一名小小的縣尉。詩人做那種催租捕賊的差事，當然不是味道。根據韓文的資料，他在那時撰有《中山覆簣集》一書，但早已失傳。現存《桂苑筆耕集》中有《與客將書》一信，云：「但以某無媒進取，有志退居。以詩篇為養性之資，以書卷為立身之本。」可見也早有研究學問、專事寫作的想法。無奈「趙囊則到處長空，范甑則何時暫熱……買笑金則易求，讀書糧則難致」，只好遷就現實了。

　　兩年之後，他鼓起勇氣，致函淮南節度副使高駢自薦參加幕僚工作。高駢本人也愛好文學，經常在鎮守地揚州聚集知名之士，吟詠唱和。崔致遠加入了幕僚行列不久，很快就被擢升到高級秘書的職位，而且有緣結交了不少江淮名士。其中如楊贍、李琯、周繁、吳巒等人，都成為他的朋友。

亂世文人書檄勸賊

　　在揚州任職期間，崔致遠寫了很多牒、檄之類的文牘。其中最有名的是《檄黃巢書》。這篇檄文起首告誡道：「夫守正修常曰道，臨危制變曰權。智者成之於順時，愚者敗之於逆理。」其次，他闡明政府的寬容態度：「今我以王師則有征無戰，軍政則先惠後誅。」繼之，揭發亂軍的罪行：「包藏禍心，竊弄神器，侵淩城闕，穢黷宮闈。」然後，曉以多行不義的結局：「則乃批熊拉豹之師，一麾撲滅；烏合鴟張之眾，四散分飛。身為齊斧之膏，骨作戎車之粉。妻兒被戮，宗族見誅。」最後，動之以情，招降歸順：「與其叛而滅亡，曷若順而榮貴……勉尋壯士之規，立期豹變；無執愚夫之慮，坐守狐疑。」

　　一般人也許沒有想到《檄黃巢書》乃出自一個二十五歲異國青年之手，句句意直志勁，全文一氣呵成。韓文《燕巖集》說：「巢得檄，驚墜牀下，孤雲名遂震海內。」必定是有根據的。

學成歸國 壯志未酬

　　唐中和四年也是憲康王十年（八八四年），崔致遠將近「而立」之年，也許認為自己在做人處事已臻成熟，便提出歸國的願望。行程決定後，揚州的友好為他籌措旅費和預備行裝。他們對這位友邦的同道摯友的歸去，有離情，也有祝福。《桂苑筆耕集》收錄很多崔致遠留贈給中國友人的詩篇。《酬進士楊贍送別》一詩，曰：「海山遙望曉烟濃，百幅帆張萬里風。悲莫悲兮兒女事，不須怊悵別離中。」另有一首，題為《留別女道士》，云：「每恨塵中厄宦塗，數年深喜識麻姑。臨行與為真心說，海水何時得盡枯？」上述詩作，可見他的友輩之中，男女都有，交遊廣濶。又見其詩清逸豁達，沒有堆砌浮艷的習氣。誠如李朝名臣洪奭周為《桂苑筆耕集》作序所說的：「公之入中國，在唐懿、僖之際，中國之文方專事駢儷。風會所趨，固有不得而免者。然觀所為辭，往往多華而不浮。」「華而不浮」，實有別於當時的文風。至於在臨別依依不捨的時候，他能寫出「臨行與為真心說，海水何時得盡枯」之句，跟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可說有異曲同工之妙。

　　光啟元年（八八五年），他啟行東返。翌年春天才抵達新羅。這位「青年才俊」，立刻受到憲康王重用，聘為侍讀兼翰林學士。定康王時，受膺兵部侍郎，又出任武城太守。在真聖女王（八八七—八九八年）執政期間，他經常陳述時弊，主張改革。令人遺憾的是，他的建言，大多未獲採納。

韓國「漢詩學宗師」地位

　　無論在中國或新羅，崔致遠都趕上末世的戰亂。生不逢時、懷才不遇，因之，只是一個三十出頭的青年，他就退隱到陜川伽倻山海印寺潛心研習儒、佛、道家經籍去了。卒年五十歲左右。一百多年後的高麗顯宗十四年（一〇二三年），他才被追封「文昌侯」的諡號。

　　《新唐書．藝文志》載有崔致遠兩書：《桂苑筆耕集》二十卷與《四六集》一卷。韓文的目錄，尚有《中山覆簣集》五卷、《帝王年代曆》一卷與《文集》三十卷。流傳下來的只有《桂苑筆耕集》一種，餘者全已散佚。

　　《桂苑筆耕集》一書是崔致遠歸國一兩年後整理出來而進呈新羅國王的集子。它包括旅居中國期間所寫的詩文與函牘，共二十卷。這本書在李朝純祖三十四年（一八三四年）用銅活字印出，首度問世。不過，清道光七年（一八二七年），潘德畬所編在上海出版的「海山仙館叢書」中，已把它收錄在內。中、韓文兩版，都有洪奭周與另一名臣徐有榘兩人所寫的序文。一九三〇年代，上海商務印書館推出《叢書集成．初編》時，又據「海山仙館叢書」本排印，匯集三冊，廣為發行。二〇〇〇年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李聖愛的《桂苑筆耕集校勘》，二〇〇七年北京中華書局也出版了党銀平的《桂苑筆耕集校注》，可見台海兩岸學術界對它的重視。

　　朝鮮半島上的人自稱「東人」，國家則曰「東國」，意味着他們在中國的東邊。他們最早的詩集，乃十四世紀崔瀣編輯的《東人之文》三輯，現存二輯。除了崔致遠一人外，其餘被收錄的大多是十二世紀以後的作品。現代韓國學術界尊稱崔致遠為「東國」的「文宗」與文學的「開山祖」，不無道理。

　　《全唐詩》附加的《逸卷》，日本人毛河世寧所輯，收錄崔致遠《袞州留獻李員外》七絕一首。詩云：「芙蓉零落秋池雨，楊柳蕭疏曉岸風。神思只勞書卷上，年光任過酒杯中。」「書卷」與「酒杯」並列，正是唐代詩人生活與生命的寫照。

　　韓國出版的《東詩精選》集子，又錄崔致遠佚詩五首。其中《題伽倻山讀書堂》一詩，曰：「狂奔疊石吼重巒，人語難分咫尺間。常恐是非聲到耳，故教流水盡籠山。」伽倻山是他的「修行」之地。當一個人領悟到是非盈耳，人言可畏，乃達「故教流水盡籠山」的境界，禪意十足矣！

　　從上面兩首短詩看來，我們可以說這位韓國「詩宗」，似乎兼有中國「詩仙」與「詩僧」的遺風了。

傳奇一生成民間故事

　　韓國小說傳奇集《太平通載》，收有長達二千六百多字的《崔致遠》神怪故事。它的內容，敍述當年崔致遠前往溧水任職時，途中巧遇女主角張八娘和張九娘姐妹，三人「幽靈」神會，以詩唱酬。這種故事裏穿插著大量詩詞的體裁，已成為韓國傳奇小說的一個特徵。另一方面，這篇《崔致遠》作品，已被公認為韓國傳奇小說的嚆矢，也是民間傳說《崔孤雲傳》的濫觴。如此說來，崔致遠不但是韓國漢詩的先驅者，而且成為民間故事的主人翁了。

　　韓國學者李家源在他的《朝鮮文學史》（一九九五年漢城太學社出版；沈定昌、李俊竹中譯本，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出版）一書上說：「新羅在統一三國後，屬於俗文學的鄉歌成為主流，因而漢文學的初步確立在新羅末期才顯現風貌……與此同時，羅末的賓貢諸子依靠漢文學迅速登上了當時的世界舞台——中國文壇，一面作為中國的旗手活躍在文壇上，同時起到了開創高麗早期文學的作用……尤其是崔致遠，他是朝鮮漢文學界的開山祖，朝鮮漢文學也正是在他之時確立了自己的地位。」這一段話，實有助於我們了解崔致遠在韓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作者是定居美國的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