勵之給人的印象，臉色紅潤、嗓音洪亮、身體健壯。「六四」以後，中國政府的通緝名單上，描繪方勵之的特徵是「走路抬頭挺胸，步伐較快」。十足是一副氣宇軒昂的樣子。上帝的召喚，點錯名了吧？

五行山，壓不住

　　苦了李淑嫻。前幾年，他們家老二方哲因車禍不幸身亡。淑嫻接連失去兩位親人，可以想見，痛何如之！我給她發了一個郵件，悼念勵之。我還說：「你們家老二出事後，勵之在回我的郵件中說：『請相信，我們是堅強的。』現在輪到你一個人再說一遍了。」她表示，她一定要像勵之那樣堅強，不管多麼艱難。願淑嫻節哀，漸漸走出悲傷的幽谷，平靜地面對現實。

　　方勵之的音容笑貌在我腦海裏翻滾，數日不得安寧。

　　我和方勵之是北大五十年代的校友。我雖然比他年長四歲，由於上大學比較晚，我讀歷史系一年級的時候，他已是物理系四年級。他在學生時代就有點名氣，名氣來自他的特立獨行的風格。北大在辦公樓禮堂召開團員代表大會。主持會議的是團委書記胡啟立。歷來，通過報告的時候，主持人問：「大家有沒有意見？」總是沒有意見，照例一致通過。這次，卻有一個人從老遠的地方咚咚咚地跑上主席台，全場向他行注目禮。他提了一通意見，要點是：「究竟要把我們培養成什麼樣的人？」在培養「螺絲釘」的年代，方勵之的言論是驚世駭俗的。會議冷場。大家都在打聽，這個人是誰？他就是物理系的方勵之。

　　像他這樣另類的人，一九五七年是很難過關的。他的同伴李淑嫻、倪皖蓀在北大被打成右派。方勵之是「同案犯」，所幸此時他已離開反右風暴的中心北大，到了近代物理研究所。雖然沒有扣上右派帽子，還是被開除黨籍，經批判後下放到河北贊皇縣勞動改造。在輿論中，他是「有問題的人」，這就成了無形的帽子。右派還可以摘帽，無形的帽子卻是摘不了的帽子。

　　六七十年代，我們兩家都住在北大朗潤園十公寓，是鄰居。我見到他的時候，老是心事重重、滿懷愁緒。直到八十年代，我已被貶到南京，他到處演講，造成轟動效應。我為他叫好，對人說，壓在五行山下的方勵之終於衝出來了，這才是他的本色。

衝天一鳴天下聞

　　八十年代，方勵之作為一位啟蒙思想家，登上歷史舞台。他的出現，起了承前啟後的作用。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的潮流席捲中國。一九八○年，波蘭發生了團結工會事件。鄧小平認為，團結工會的背後是一批自由化的知識分子。這一年十二月，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重提反自由化，形勢逆轉。一九八一年以後，進入反自由化的周期，打出強權探照燈，搜索自由化分子。反自由化就是反思想解放。在思想解放運動中，被胡耀邦稱之為「闖將」的一批人物，紛紛中箭落馬，調動工作、撤銷職務、開除黨籍、發配外地等等不一而足。

　　「江山代有才人出」。正當鄧小平對文藝界、理論界施行高壓之際，不料科學界冒出一個方勵之。方勵之獨力抗拒反自由化，發出自由的吶喊。自由化和反自由化互相拉鋸，魔高道高，不斷攀升，終於爆發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運動。方勵之是天安門一代的啟蒙導師。他的歷史作用在於：接過思想解放運動的火炬，點燃民主運動的聖火。

　　思想解放運動的「闖將」是一批人，而方勵之是一個人。思想解放的一批人被剝奪了發言權，能夠發言的方勵之一個人頂替了一批人。他是孤獨的，需要更大的勇氣；正因為如此，他一個人的聲音涵蓋了一個時代。一九八七年，胡耀邦下台後，方勵之也被撤銷職務、開除黨籍。有關方面將他的言論編成《方勵之謬論匯編》，作為反面教材供批判用。小冊子發下去以後，人們爭相傳閱，將反面教材正面讀，反而擴大了他的影響。有關方面發覺後要求全部收回，誰知收不回來了，部分小冊子已被有心人珍藏。

　　方勵之發出的最強音是民主的呼喊。他有一句名言：「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給予的，而是從下到上爭取的。」這句話改變了中國人關於民主的觀念。人們常說「發揚民主」，以為民主是從上至下發揚的。這是祈求開明專制下的仁政，不是實行近代意義上的主權在民的民主。方勵之任科大副校長時，與校長管惟炎密切合作，提出大學生應培養「科學、民主、獨立、創造」的精神，好像與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唱反調。《人民日報》上「民主辦學在科大」的欄目不斷連載。在他們當校長、副校長期間是沒有黨委書記的，一時之間，科技大學又成為民主大學，氣象萬千。

　　當時方勵之有一個著名的口號：「東風吹，戰鼓擂，現在誰也不怕誰！」激勵人們去爭取民主。直接受他影響的科大學生，成為全國學潮的帶頭羊。

　　方勵之將民主引向人權，這是他的思想的深刻所在。一九八九年三月，在《新啟蒙》創刊發布會上，他作了一次演講，題目是「人權是民主的核心問題」。遺憾的是，這一點並沒有為天安門一代的年輕人所理解，他們把自己的事業叫做「愛國民主運動」。不僅是他們，從遙遠的五四以來，中國人往往將民主附麗於愛國，以愛國為最高範疇。人本身是人的最高價值，因而人的一切活動應以人權為最高範疇。民主和愛國是沒有必然聯繫的，當權者還可以用愛國來壓制民主。真正的民主是通向人權，不是通向愛國。以愛國民主運動求民主，是思想上的迷誤，也是民主不得實現的癥結。今後，中國的有志之士應當發起的是人權民主運動。

以科學家身份進行思想啟蒙

　　方勵之首先是科學家。他所受的科學訓練，養成獨立思考的習慣，他的徹底性在於，運用獨立思考，特別是宇宙大尺度的眼光，來觀察社會、觀察人生。方勵之是有科學精神的科學家。科學家並非都有科學精神。對於有些人來說，科學只是謀生的手段，不是人生的態度。一九五八年，有的科學家揣摩上意、迎合風向，為糧食畝產幾萬斤、幾十萬斤作論證，就是沒有科學精神的表現。方勵之繼承了哥白尼、伽利略、布魯諾的傳統，不為偏見所束縛，不為權勢所屈服，一貫堅持科學精神。科學精神和民主精神是相通的。追求科學真理和謀取人民利益也是一致的。方勵之又是五四啟蒙先驅的傳人，以科學和民主為旗幟在八十年代進行新的思想啟蒙。

　　中國從來不缺起義首領、造反好漢、革命英雄、政治領袖，缺的是伏爾泰、狄德羅式的啟蒙思想家。方勵之以科學家的身份進行思想啟蒙，這就是他在歷史上的角色定位。每個人都有權選擇和確定自己在歷史上所擔當的角色，不必服從別人的意志。對人物的評價，應當符合他本人的角色定位。許多好意的頌揚和惡意的攻擊，大多不符合方勵之的角色定位。

不符合角色定位的苛求

　　一九八九年前，他鼓吹自由和民主，起了動員的作用。有人就稱他為「民運領袖」、什麼「領導人」、什麼「領軍人物」等等。中國官方又稱他為製造動亂的「黑手」、「後台」等等。這些，都是強加於人的角色錯亂。

　　一九八九年四五月間，方勵之每天都到北京天文台去上班，指導研究生，還發表了幾篇學術論文。他忙於自己的事情，根本沒有時間「插手」運動。他對民主運動是支持的，但長期佔領天安門廣場，無休止地絕食，以至有的學生領袖聲言「期待流血」，都不符合他的理念。他在中國科技大學就曾勸阻學生上街。「六四」鄧小平大開殺戒，鎮壓民主運動，並以方勵之為首惡。這是毛澤東、鄧小平處理群眾鬧事的一貫格式，鎖定和嚴懲一兩個「黑手」、「後台」，以嚇退和驅散眾人。方勵之當然不能對這場並不完全符合自己的理念、實際上也沒有「插手」的運動負責；更沒有必要為此結束生命。所以他和李淑嫻進入美國大使館避難。一年後，經中美兩國談判，離開中國，轉道英國到達美國。二○○五年，我們相聚在普林斯頓的林培瑞家。林是陪同方、李進入大使館的。事後憶當年，方說：「當時不知道鄧小平殺人的勁頭究竟會瘋狂到什麼程度，真以為有掉腦袋的危險。要說怕死，也可以……。」我就說：「應當詛咒的不是怕死，而是為什麼要叫人去死？不怕死又怎麼樣？問題是，當時是否值得你去死。」有人批評方勵之，為什麼不能像葉利欽那樣，登上坦克，振臂一呼？為什麼不能像譚嗣同那樣，為變法殺身成仁？從主觀願望和客觀條件來說，方勵之都不可能扮演葉利欽、譚嗣同的角色。這不是方勵之的過錯，而是不符合他的角色定位的苛求。

　　還有人批評方勵之躲進美國大使館是喪失民族氣節。按國際慣例，因逃離政治迫害、保護生命而尋求避難是合乎正義的。人類正義高於民族原則，無可責備。在中國，也有先例。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梁啟超在外國使館的幫助下，逃出中國。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慘案後，被段祺瑞政府通緝的李大釗，躲進了東交民巷的蘇聯大使館。一九四六年，李公樸、聞一多遭暗殺後，民主人士楚圖南、潘光旦、費孝通躲進了美國駐昆明領事館。所以這種批評至少是不了解歷史。

他為人的原則是前後一致的

　　方勵之是在一定條件下升起的啟明星，條件變化了，啟明星也將隱退。啟明星不是「不落的紅太陽」。在美國，方勵之的角色轉換了。有人批評他，為什麼淡出民運？為什麼不站出來統合海外各種異議勢力？不是淡出，而是本來就不符合他的角色定位，他不能按照別人的意志強迫自己成為政治活動家。還有人問他，為什麼他不能以自己的號召力把在北美的各個政黨統一起來，像孫中山一樣，組織一個類似當年國民黨的海外反對黨？方先生本人應該是當然的領袖。他在一個訪問中說，當年孫中山的做法，按照現代社會的標準，實際上是恐怖主義活動，包括暗殺、政變、暴動等。方先生希望中國走非暴力的道路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溫哥華吳偉在ＢＢＣ「你眼中的方勵之」論壇之言）

　　方勵之原來的角色也難以為繼了。自由的西方不需要他來啟蒙，而專制的中國雖然需要啟蒙，但它築起了「防火牆」，海外人士又無法進行啟蒙。方勵之恪守本分，成為獨立知識分子。科學上，任何命題都有邊界條件，越過邊界條件，真理就變為謬誤。歷史上，角色定位，怎樣做人也是有邊界條件的；在邊界條件以內發揮的正面作用，越過邊界條件，可能會成為負面作用。方勵之的科學精神用在自己身上就是嚴格執行做人的邊界條件，做應該做、也能夠做的事情。不像有些人不知自己做人的邊界條件，奢望成為「中國的瓦文薩」、「中國的曼德拉」、「中國的哈維爾」，結果不但毀了自己，也阻擋了真正的「中國的瓦文薩」、「中國的曼德拉」、「中國的哈維爾」的出現。我有時就某些重大事件約他寫評論文章。他說，我理論上不行，這種文章寫不好。他寫的散文，夾敍夾議，相當精彩。他清醒地知道自己什麼行、什麼不行。

　　在美國流亡的二十多年間，他傾力於心愛的科學事業，屢有所獲。但也不是鑽進象牙之塔。他一貫支持天安門母親的訴求和國內的維權運動。十多年間，方勵之是「中國人權」組織的理事，還曾擔任共同主席。「中國人權」是於一九八九年由一批懷有理想主義和獻身精神的人在紐約創立的。第一年籌得的經費不足五千美元，參與者都是沒有報酬的義工。後來事業發展了，年收入四百萬美元。物質上脫貧，精神上墮落。主要工作人員領取高薪，義工也不來了。更為嚴重的是財務混亂、行為違規、人權理念異化。從二○○四年到二○○五年，經過一年的內部鬥爭，事實證明無法挽救，方勵之先是辭去共同主席職務，又帶頭與其他十一人一起辭去理事職務。辭職是蔡元培常用的鬥爭手段，不能改變現實，至少也不與之同流合污。有人認為，不應辭職，有問題在內部解決，一致對外，反對共產黨。共產黨的思維方法是首先劃清延安和西安的界限：只要是延安，一切皆好，不好也是好；只要是西安，一切皆不好，好也是不好。海外流亡人士中也有類似的思維方法，只要反對共產黨，就能掩蓋一切。方勵之不論扮演什麼角色，他為人的原則是前後一致的。他反對共產黨的腐敗，也反對與共產黨對立的人的腐敗。

　　勵之，你走得真不是時候。現在，中國的上空彤雲密布，暴風雪就要來臨，終將沖刷潑在你身上的污水。你等不到這一天了。

　　一九九三年一月，我到美國不久，與先期到達的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相聚於華盛頓，留下了合影。照片上的四個自由化分子，走了三個，剩我一個，煢煢孑立，黯然神傷。天公青睞，我必長壽。總有一天，我將代表你們，跑到天安門前大喊一聲：「自由化分子回來了！」

　　二○一二年四月十八日於美國奧馬哈

（作者是哈佛大學法學院資深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