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知道許先生，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一個地方師專念書的學生，何以會對許先生感興趣？容我多說兩句。

　　那個時候，中國的學術環境和今天不能同日而語，交通和信息傳播是傳統社會的末期，那時中國個人沒有電話，聯繫的基本方式還是書信。我雖然在師專念書，但比較關心政治、思想和文學，我上學主要是看書看報。一九八三年畢業後，我留在晉中師專編校刊。由於怕麻煩，不喜歡到圖書館看書，所以只能自己想辦法。我當時不懂任何學術方法，一個地方師專，哪有人教你這些東西？我想到一個簡單辦法，就是訂閱全國各類期刊，然後了解思想和學術動向。那幾年，我長期訂閱的報紙雜誌有近三十種，學校收發室的人都覺得很奇怪，其中有一本《自然辯證法通訊》，經常刊登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文章，都是關於科學史、科學思想和思維方法的，直到九十年代末我才停訂。當時比較喜歡的報紙是《世界經濟導報》和《經濟學周報》。那個時候的學術中心不在大學，而在社科、報界和作協。八十年代影響人們思想的主要人物和雜誌與大學聯繫並不緊密，比如金觀濤、李澤厚、劉再復、劉賓雁、嚴家其、戴晴、蘇曉康等人，都不是大學裏的。

　　大約在一九八六年，《自然辯證法通訊》刊出許良英先生一篇文章，是批評查汝強的。文章我當時也未見得就看懂，但感覺上許先生講得有道理。當時在人們的思維中，馬克思主義及方法是什麼事都能管得了的，你只要學了它幾乎無所不能，而且它什麼都可以指導，科學也不例外。幸而許先生文章告訴我不是這麼一回事，世界上根本沒有這樣的知識。我看了文章，當即給許先生寫了一信，內容已無記憶，但肯定是表達自己受到文章啓發之類。想不到，許先生不久後真的回了一短信，大意是鼓勵我好好學習。信保存下來，可惜我人在厦門，無法抄出了。

不是討論民主缺點之時

　　因為家父過去有右派經歷，我在八十年代有一種偏向，凡右派都敬重。我以為他們都是好人，都是極有才華的人，凡他們的書，都熱衷閱讀。後來年紀稍長，才發現不能這樣看問題，不能把自己的身世帶到對歷史的認識中去。在當時知名右派中，許先生是最不知名的，但他和劉賓雁、方勵之提議召開反右三十周年學術討論會的事，卻讓中國知識界更多人認識了他，而且他對自由民主的認識，在老一輩知識分子中最堅定。有些人可能還反思民主的缺點，但許先生則只講民主的好處，只講民主對中國十分重要和迫切，他晚年始終在探索這一問題。我認為，「現在還不是討論民主缺點的時候」是許先生留給我們最寶貴的思想遺產，在中國，這不是一個純粹學術問題，許先生在這方面最清醒，也最有勇氣。

　　人生還真有些奇遇。二○○四年，許先生早已退體（我不使用離休概念），他所在的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恰好由劉鈍先生出任所長。二○○一年春天，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心查資料，曾和劉先生有一面之緣。後來承蒙劉先生關照，為我謀得了一個在所裏訪學的機會，那一年在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我度過一段非常愉快的時光，認識了不少朋友，從他們身上學到了許多東西。其間，我寫了一篇《一九四九年前相對論在中國傳播及對知識分子的影響》，曾和所裏的張藜和熊衛民探望過許先生一次，那時許先生身體康健、思維活躍，而且保持了一向鮮明的直爽風格。言談中我剛流露想寫這麼一篇文章的計劃，許先生馬上說「你懂什麼愛因斯坦相對論」，我趕忙說：「不是相對論，是相對論傳到中國的歷史。」

　　我在山西有個朋友，十多年前，在北京潘家園買到一批上世紀七十年代商務印書館檔案，其中有一部分是許先生編輯《愛因斯坦文集》時和出版社的往來書信，數量相當可觀。我建議就此寫一本專書，還提了一個思路和體例，可惜朋友不在學界，終日忙於公務，沒有完成。去年夏天，我回太原，重提此事，他還希望能一起拜訪許先生，可惜這個願望無法實現了。不過材料保存下來，日後一定能以合適的方式披露給學界，也是對許先生的最好紀念。

　　當年建議召開反右學術討論會的三位右派，都已經去世了。許先生年紀最長，最後離開。他的存在，讓時間將一份歷史遺產鮮活保存在真實記憶中；他的離去，會讓我們更加珍惜這份思想遺產。在中國，許先生和他另兩位朋友，注定是悲劇人物，因為他們有真實的生活經歷和完整的知識系統，發現了真實，並勇敢地表達了真實，不因個人一時得失，放棄對真理的追求。從丁酉之劫到己巳之難，一生兩次有悲劇命運者，必會在歷史中發出他們永恆的光輝，套用尼采的話說，他們的時代還沒有到來，他們死後方生！

　　（作者是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