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翟煖暉在《廣角鏡》（一九九五年八月）悼念李少雄的文章，頗為感慨，竟為此徹夜難眠。二人當時被港英控告協助與教唆刊登煽動性文字，投入黑獄三年。港英的處理手法是卑鄙的。為什麼不查抄《大公》、《文匯》、《新晚》及控告費彝民、李子誦、羅孚，卻去逮捕翟煖輝、胡棣周等人並封閉他們的報刊？若論言論之激烈，《文匯》、《大公》、《新晚》恐怕十倍於《香港夜報》。港英分明欺弱懼強，擇人而噬。若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簡直是騙人的鬼話。

　　港英立法局可以在一夜之間三讀通過《緊急法令》，於是，兩個人在街上相遇晤談，可以被控非法集會，攜帶指甲刀（鉗）即屬攜帶攻擊性武器，不少人因此無辜入獄。這確實與法西斯並無分別，難怪某先生的文章字裏行間仍然憤恨難平。從《緊急法令》制訂之急且速，其內容之荒謬絕倫，簡直是明目張膽以法西斯手段鎮壓反對者，面臨九七政權移交，港英卻又急不及待將這見不得人的條文取消，可見其卑污與作賊心虛的一面。法律既不公平，也無公義，豺狼要打扮成救世主，除了口中說說外，恐怕仍是詭計。

　　使人痛苦的是，世上有比豺狼更可怕的野獸，我們往往無法逃避其爪牙。某先生盼望九七後能有真正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不要隨便抄家——不知是指港英抄他的報館，還是指紅衛兵抄知識分子臭老九的家。無論如何，我相信他痛定思痛，言出腑肺。但願如此。

五月風暴的傷痕

　　一九六七年五月風暴前因後果是複雜的。有說是「港澳工委」負責發動群眾運動，我的看法是，絕大部分外圍群眾是基於兩個原因投入這場漩渦的：一是激於百年遭辱的民族大義，二是當時香港社會確實太黑暗了。這場鬥爭從一九六七年五月新蒲崗大有街人造花廠罷工事件開始，發展成為港英和「港工」對抗，波及全港，大約維持了兩年半時間，最後不了了之。雙方都付出沉重的代價，左派一方損失尤其慘重。我不隨右派稱之為「港共」而云「港工」，「港工」可以解釋為「港澳工委」、「香港工聯」（記得反英抗暴組織的主任委員曾經是工聯會理事長楊光）、「香港工人」等等，除了幕後指揮者，參加者大部分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

　　在這場鬥爭中死亡的人數不少，很多人的死因仍然撲朔迷離，例如：煤氣廠罷工事件，工人黎松和曾明死於煤氣鼓旁，究竟是被射殺，還是自己跌死？被捕的工人徐四波在警署中被打死，涉事警員初則被控謀殺罪成，上訴後就無罪釋放，死者如何死亡？北角清華街有一對小孩因觸及土製炸彈喪生，放炸彈的人屬於港工還是港英？——政治是骯髒的，港英蓄意放真彈來殺傷無辜巿民以集怨於左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據說，「六四」前夕，一輛滿載武器的軍車棄置路旁，無人管理，好讓學生工人輕易拿走槍械，事後可誣以搶劫軍火，造反叛亂，這不同樣是虛則實之，實則虛之的策略嗎﹖

錯誤政策帶動下的鬥爭

　　那些聽信左派呼籲而毅然罷工的工人，包括電車、汽車、煤氣等業的工人，白白失去職位和公積金，在當時經濟不景氣（港幣一再貶值）的情況下也是很可憐的。因為工人罷工，當局只好找來大專學生充當電車、汽車售票員，不知日後如何評價這些學生的行為。至於出於義憤而參與鬥爭的熱血青年，很多都是成績優良的學生。記得曾到赤柱監獄探望同學楊君，會考放榜時，他身在獄中，成績卻是不錯的。他們都喪失了青年時代的學習良機。

　　香港大部分巿民都是逃避戰禍或逃避迫害而南遷的，他們極盼望安定，一九六七年的風暴使廣大巿民感到恐懼，這對左派日後的統戰工作造成很大的影響。

　　對於處身漩渦的群眾來說，這是一場不公平的鬥爭：原來北京早已訂下方針，不能趕走港英，於是鬥爭只能捱打，白白送死。總括而言，這是一場在錯誤政策帶動下的鬥爭，發動者左搖右擺，鬥爭目標不明確，導致大量無辜者蒙受損失，代價不小，奇怪的是，只有港英能從中吸取教訓，改變統治政策。

港英吸取教訓　　改鎮壓為懷柔

　　為什麼左派能一呼百諾——記得當年一度傳聞要十萬人抬棺大遊行，後來疑因遭北京方面制止而作罷，以左派方面的組織能力，以及低下階層對港英的怨恨，我認為原來並非虛張聲勢恫嚇——港英應該反省。結果是三十年來，港英政府逐步改變政策，社會逐漸走向公平公義，這其實是眾多犧牲者用鮮血換來的成果。反而想及「六四」前夕，北京和香港，上街的人均以百萬計，有些人只簡單地視為顛覆、反革命，卻從不稍微反省一下：為什麼是百萬人！實在不可思議！

　　五月風暴之前，港英的殖民統治是非常黑暗的，官場長期貪污舞弊。我有一回到銅鑼灣馬山木屋區去探望一位姓李的同學，沿途看見很多癮君子在光天化日下吸白粉，那位同學的父親也是道友，全家就倚賴其母親在建築地盤做苦工為生，非常可憐。至於故老口中有說不完的大小「故事」可見社會之一斑：曖昧者，如某消防員為了升級，被迫親自將盛妝的老婆送往旅店與上司度宿一宵，如某教育官員利用職權漁色下屬，出賣考試卷（那時考試局未成立），後來終遭天譴；彰顯者，如創興大廈無入伙紙卻讓居民住了十幾年，警官黑白黃俱包的「傳聞」（因為反貪污部附屬於警局、總是查無實據）則是數不勝數，哪個「不識性」的跑去告發—— 踏出差館半步，可能已命歸黃泉；至於葛柏、韓義理之類貪污罪狀之揭發，不過是冰山碎粒而已。

　　港英事後大概做了檢討，明顯改變了統治策略。

搶奪青年行動與教育政策改變

　　當時鑑於很多青年被人「煽動」參與非法集會，港英立即展開搶奪青年的行動。有人獻策，在卜公碼頭上開黑燈舞會——廣邀青年男女摸黑跳舞，由官方免費供應場地音響茶水，並出動大批軍警保護。這種舞會開了幾場，欲導青年於何所，惡毒的用心，是昭然若揭的。獻策的人扶搖直上，後來位至局長，這也可算是時勢造「熊」罷。最有意義的是，此後當局每年花費大量公帑，大搞暑期活動。學校中平日更注重課餘活動，又逐步在學校設立社會工作人員，以輔導學生成長。關心學生成長，什麼青年政策一類東西不斷拋出來，這在以前是沒有的。

　　教育制度也開始轉變。首先是會考制度改變，以往中學會考，中英文以外，必須有一科文科，以及一科理科或社會科學，如此組合共五科合格，才會獲得頒發「畢業證書」。會考不及格的人，都不會獲頒證書，年輕人的怨氣自然多了。當局迅速作出改變，只要參加考試，即使一科，也頒發證書，任何五科戊級，即算完成中學學歷。雖然換湯不換藥，似乎也能減輕了一部分人的會考的壓力。以後教育制度不斷變革，大方向是以學生利益為重心以及政策民主化，顯然吸收了教訓。

　　對於大學生，當局提供助學金及免息貸款，貸款在畢業後分五年清還，使家境不好而肯用功的人也有出路。

用血的代價換來的政策

　　石慧和傅奇（傅明憲的雙親）因為涉嫌抗爭，被港英遞解出境，但卻留在深圳橋頭露宿，向來往旅客解釋港英的人權政策。於是港英接回傅奇夫婦，送往摩星嶺集中營。以後除了非法入境者外，對政治犯不再施行遞解政策。七十年代初期，專上學生聯會成為冤情大使，幾乎每日都有巿民前往學聯投訴，這種情形如果發生在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初期，相信學聯諸君只能等待坐牢或遞解出境了。可見港英政策已有很大改變。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期，敢於站出來講人權，講公義，而不受迫害的，只有一個人——先施公司的公子馬文輝。他利用聯合國香港協會的招牌說長道短，因為出身世家，不是勞工階層，港英也拿他沒辦法。你看一九六五年反對天星小輪加價，帶頭示威的兩個人下場多麼悲慘：一個被迫自殺，另一個長期失業，每次找到新工作，總有政治部人員去搗亂，因而無以為生。從港英容忍專上學聯不斷支持巿民投訴示威，到港英自己設立行政立法兩局議員辦事處調查投訴，且容許行政申訴專員獨立工作，港英的政策是越來越「民主」，不要忘記，這是當年用血的代價換來的。

　　為了塑造親民形象，港英在各區設立「民政司署」，代替舊華民政務司署，以方便巿民詢問和辦理宣誓一類的瑣務，後來改為各區政務署。

　　七十年代初，英國政府從外交部調來職業外交官麥理浩，代替戴麟趾出任港督。以前港督都是殖民地部官員，從馬來西亞等地調來，使用的行政策略總跳不出壓迫殖民地人民的慣技。這次顯然是英國政府政策的一大改變，目的是要起用新人新政策治港，一改之前高壓手段。為了有效管治香港，麥理浩着手推行一系列新政。首先，他以清潔香港運動為試點，初試啼聲後，隨即展開艱巨的反貪污運動。這成效是有目共睹的。不過港英還有暗的一手，如師範招生也要政治審查——它也重視意識形態影響，以防範未然；還有跟蹤風頭人物等行動，大家初時並不察覺，後來才知道。

　　不懂政治學的人，憑個人觀察和了解，也會認為，一九六七年那一場風暴儘管刮得不合時宜，受傷害的人也很多，但換來港英政策轉變，得益的除了港英外，還有廣大同胞，也不能說是毫無意義。二十多年來香港的經濟發展不錯，巿民能普遍享受豐盛的果實，並非像以前般慘受欺壓盤剝，港英官員和警員再非高高在上，比從前開明和氣得多，這一切，六七風暴都佔一定因素。

佔中引起的六七回憶

　　回憶當時曾在同學的帶領下參加兩次示威。現在想起來，依然驚異負責人（至今不知是誰）的高度組織能力。幾千個來自五湖四海互不認識的學生，原在人行道上、商店裏逡巡，一聲暗號，突然從四面八方湧入馬路中間，迅速形成隊伍，手拉手唱歌，高呼口號，通衢大道霎時水泄不通。隊伍維持二十分鐘，即依約定時間解散。真是來如風去如霧，等待港英大批軍警開到時，示威人群早已不知去向，頗有打游擊的味兒。

　　二○一四年九月底，催淚彈鎮壓學生事件發生後，我茫然大驚。想起一九六七年，曾經兩次參加示威，其中一次在彌敦道三育圖書公司門外。當時逃避追捕，跑進三育圖書公司，所以印象深刻。金文泰中學師生都知道我有所參與。中四班主任戴榮鉞先生有一天在走廊遇見我，說：「你看得見，絕大多數香港同胞都沒有興趣參與這場運動，這樣下去是沒有前途的。你好好讀書罷了。」說完揚長而去。自此，我開始反省，對政治事務逐漸失去興趣。中五畢業後，金文泰中學拒絕錄取我。幸而司徒宜儉同學約我去巴富街官立中學申請，恰巧在校務處碰見從金文泰中學調過來的董婉珍老師，我們說明來意，梁燕桐副校長恰好出現，董婉珍老師向梁老師介紹我們，她們說歡迎我們來巴富街官中。這樣我就順利升讀中六。四十五年後，麻省大學物理學退休教授王樸仁同學，無意中在電郵裏透露，黃志鴻老師曾親自打電話給巴富街官中另一位女副校長（已忘記其名）為我疏通。黃先生是半個訓導主任，一向對同學很好，他與那位副校長都屬基督教會友，大概是慈悲之心行事吧。可惜四十五年後，我才得知此事；我一生欠了很多師友的人情，都無從稱謝。從此我踏上學術之路，離開政治。平生唯一一次到赤柱探監，是隨金文泰中學的鬥委（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謝鏡添探望楊宇杰同學和謝鏡添的弟弟（當時只見過其中一位，有一位因早前有親友探過已無探訪額），兩人皆因運送傳單被捕。楊宇杰和梁中昀（後來組織東區家長教師聯誼會，為回歸鋪路）後來都進了新華社工作，但是我再沒有跟他們聯繫，各自走自己的路。此刻中夜想起，忽覺心驚，當時附近若有港英特務，萬一不幸被跟蹤遭逮捕，含辛茹苦的老母必定淒酸痛苦，說不定因此悲愴而死。這一套示威策略不知是否四十年代對抗國民黨的老辦法。時移勢易，諷刺的是，譴責、抗議別人是法西斯的人，如今往往卻成了人民控訴的對象。

　　更諷刺的是，朋友之中，有些當年奮不顧身參加運動，貼標語、派傳單，被港英殘暴隊毒打並坐牢，絕不低頭，然而九七回歸前夕，卻黯然移民遠去。港英雖然窮兇極惡，畢竟沒有使用坦克車把學生碾成肉醬，也沒有出動機關槍掃射人群。這固然反映了殖民主義者的偽善，但對於思想單純、手無寸鐵的學生，還有千千萬萬的無辜者來說，無論如何，港英的鎮壓比起解放人類的大救星那種心狠手辣的招數畢竟實惠得多。猶記得當時鄉議局、宗教界、教師會之類團體的頭頭，帶頭聲明擁護港英，都被視為漢奸，若干年後卻搖身一變，成為國慶酒會上的貴賓。世事滄桑變幻，令人癡迷莫測。

左派才是佔領始祖

　　那晚在電視機前，看到警察施放七次催淚彈的場面，使我憶起當年滋味，頗感激動和感慨。粵語片電影故事，很多年輕媳婦遭家姑欺凌，但自己做了家姑，欺凌的手法更起勁。第二天，我回學校上班，在紅磡天橋遇見一群警察，我對為首的一位警官說：「我是大學退休教授，一九六七年曾參與示威，我希望您和部下，對年輕學生手下留情。」那位警官說：「不要這樣說，不要這樣說。」我一直走向火車站入口，眼淚奪眶而出。我是不適宜參與政治的人，對生命亦感悲觀，但是總覺得，這樣走下去，跟台灣「二二八」，跟一九六七，一點沒有分別，將是世世代代永無止息的仇恨和紛爭。北愛爾蘭和蘇格蘭的武力抗爭，晚清外交官薛福成就有很生動的描寫。

　　說起佔領，始祖其實是一九六七年左派諸君。只要翻閱當年報刊，就可了解。總督府前，連續很多天，皆有佔場示威之場面。作為旁觀者，這些場面一直留在我腦海裏，偶然會讓我惶惑，我們這一代發生什麼事。

　　茫然重溫舊夢。二○一四年終，看見佔中諸君黯然銷魂，他們將踏上謝鏡添小弟和楊君的路，能夠從中得到什麼教訓？虎豹與豺狼，何擇焉！

　　初稿寫於一九九五年十月，一九九七年十月略修訂，二○一○年十月再修改，二○一五年一月補訂。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