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出香港傳媒界十多年，平日已幾乎不看新聞。有一天，友人傳來一篇奇文指控《明報》左傾，證據是十多年前擔任主筆的魏某人曾在上海巿委宣傳部工作。如此幼稚的推論實在令人啼笑皆非。然而，這也使我回憶起當年在宣傳部的激情歲月。這是我人生中最有意義的一段日子。
一九八五年春，我即將完成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的研究生課程。此時改革開放正在中國大陸如火如荼地進行。然而，保守勢力的阻力仍很大。記得當時在蘇州河畔的上海大廈樓頂剛豎起一塊東芝電器的廣告牌，馬上遭到喪權辱國的指責，說是讓日本人佔領了上海的制高點。諸如此類的事情幾乎每天都有發生。可見保守的傳統習慣和社會心理，已成為改革進一步深入發展的阻力。改革者必須到思想文化領域去尋求推動改革前進的動力，以文化和政治的變革來保證經濟改革的深入。市委宣傳部的老部長、著名學者王元化提出了這個課題，但沒過幾天就退休了。新上任的代部長潘維明是個三十出頭的年輕人，擔任過北京大學的學生會主席。他把制訂文化發展戰略當作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並為此招兵買馬，網羅了一批有理想有抱負的年輕人。我就這樣被借調到宣傳部思想研究室，籌劃制訂上海文化發展戰略。後來就留在那裏，走上了從政之路。
最初的研究室主任吳雲溥是位才子型的老革命，寫得一手漂亮的雜文。隨着大軍進入上海後就長期在宣傳部任職，思想活躍，卻官運不佳。直到離休前還是個處級幹部，調到上海地方誌辦公室，創辦了曾經一紙風行的《上海灘》雜誌。最後因屢受打擊鬱鬱而終。他在宣傳部內是少數支持我們年輕人的老幹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