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人怎能當文化局長？」
我最早看他的戲是在一九七九年。當時他根據上海知青張泉龍冒充李達兒子的新聞創作了六場話劇《騙子》，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院長黃佐臨建議改名為《假如我是真的》，試演後一下子風靡全國。各地的話劇團紛紛排演。我觀看的是太原話劇團的演出。打倒四人幫以後，老幹部紛紛復出掌權。一些人在文革中吃了苦頭，恨不能加倍地撈回來，其特權行徑引起社會日益強烈的不滿。這齣戲，借劇中人物之口，傳達了百姓的心聲：你們不和人民同甘共苦，憑什麼要求人民和你們同舟共濟？這齣戲引起了衛道者的警覺。他們想重操「反右」的邏輯，給作品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最後驚動了政治局。胡耀邦提議召開劇本座談會，並出席講話，勸作者修改。同時當作典型的還有另外兩個劇本：《在社會的檔案裏》和《女賊》。因為都是電影文學劇本，在大陸沒有機會拍攝，所以不像《假如我是真的》影響大。儘管胡耀邦想以此法化解幾個劇本點破的官民衝突，但無奈這些劇本代表了民心所向，不讓上演大家並不服氣。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經胡耀邦提議，沙葉新入了黨。經單位民間測驗，一九八五年，他又接替黃佐臨出任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院長。
沙葉新的獨立人格是深入骨髓的。黨票和官位不能讓他停止思考。一九八六年，上海市委宣傳部在沙葉新不知道的情況下，提名他出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長。這時沙葉新在《世界經濟導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出「離經不叛道，崇洋不媚外，犯上不作亂，自由不氾濫」四句話。恰巧這時候一位中央領導在上海，說：「這樣的人怎麼可以當文化局長？」於是沙葉新與文化局長的官位失之交臂。

跟體制內格格不入
胡耀邦看了劇本《假如我是真的》後，曾說沙葉新很有才華，說不定這位作者成為我們「四化」時期的莎士比亞。當時，胡耀邦這句話或許是出於勉勵。但從歷史看，迄今為止的中國當代劇作家，如果說誰有資格和莎士比亞一比，還是非沙葉新莫屬。就題材而論，莎士比亞的戲劇從帝王將相到癡男怨女、販夫走卒，可謂應有盡有，而在沙葉新的劇本裏，也不只是耶穌、孔子、馬克思、陳毅，從毛澤東、江青、林彪、鄧小平、胡耀邦等當代政治人物、到蔡元培等近代文化鉅子，再到市民、工人、農民、知青乃至罪犯，無不登堂入室。題材之廣泛，語言之幽默，思想之活躍，找不出第二人。但他又沒有成為莎士比亞，主要不是因為才華不足，而是因為沒有生活在伊麗莎白一世女王的時代，不可能像莎士比亞那樣自由地對王室盡情調侃，嬉笑怒罵。時代只給他提供了一個限制重重的舞台。他的戲本來是為中國大陸的觀眾而寫，卻不得不到香港、美國去演出。越到晚年，越沒有機會和中國觀眾見面。《江青和她的丈夫們》是這樣，《幸遇先生蔡》是這樣，《良心胡耀邦》乾脆就沒有機會搬上舞台。
對於體制內的文化生態，沙葉新越來越格格不入。二○○一年，他赴京參加第七次文代會。臨行前，太太對他說：「葉新，求你一件事情，你到北京千萬不要發言，你說的不是大家不懂，你看出的不是大家看不出，而是大家都在演戲，你幹嘛那麼認真呢？」但他在小組討論中聽了一位代表的發言，還是忍不住插話：「你拍馬屁怎麼拍得這麼噁心？」會場尷尬，於是大家催促沙葉新：「你說！你說！」沙葉新說：「這次我到北京來，醫生囑咐『你心臟不好，凡是激動人心鼓舞人心的地方你不要去。』所以開幕式我就沒去。但是領導的講話我在報紙上看了。我認為很重要。因為領導的講話都是很慎重的，當然重要。但是我今天看到報紙上登了一些著名作家學習領導講話的文章，我感到我很落後，甚至懷疑我是不是陰暗。文章說，這次領導的講話是綱領性的、劃時代的。有的說，這次領導講話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鄧小平同志在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上的講話一樣，都是里程碑。領導講話當然重要，但是不是每次講話都是劃時代的，都是綱領性的，都是里程碑呢？還有的作家在文章中說，聽了這次領導的講話就像一股暖流流入心中。咦，奇怪，我怎麼就沒這種感覺呢？我們不是作家嘛，而且是作家的代表，假如我們在這個全國的會議上都不能說，那這會有什麼開的呢？我們能對得起那些選舉我們的大多數沒來開會的作家嗎？真正愛這個國家，不害這個領導，就應該把真話跟他說。不要老是『一股暖流流入心中』。」

從沒放下手中的筆
沙葉新的戲劇生涯過早地枯萎了，但他卻沒有放下手中的筆。小說、散文、隨筆、評論，〈「檢討」文化〉、〈「表態」文化〉、〈「宣傳」文化〉、〈「腐敗文化〉，一篇篇犀利的文字仍然從他筆下不斷地流出，給讀者以思考，給讀者以笑聲。我最早評論沙先生的書，是讀他的日記《精神家園》，我發表了一篇書評，題為「沙葉新的謎語」。後來，我參與《社會科學論壇》雜誌策劃，到上海組稿，首先就想到沙先生。當時他家住在淮海路。他和作曲家陳鋼，詩人白樺等朋友一起開辦了三十年代大飯店，他邀我去吃飯，感受掛滿了老照片的餐廳裏那種三十年代大上海的藝術氛圍。承蒙他的美意，邀陳鋼先生共晉晚餐，讓我這個音樂的門外漢，和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的作者有了一次近距離的接觸，終生難忘。
以後我每到上海，只要有時間，就去拜訪沙先生。他的家從淮海路搬到莘莊，我多次受到他的熱情款待。有一次他告訴我，不久前上海市委宣傳部長請他吃飯，說上海的劇本創作很薄弱，想請他出山，辦一個劇本創作研究中心，想設在哪所大學都可以，市里可以先給你撥幾百萬，沙葉新說：「我可以寫劇本，也可以給新人看劇本，但市里的錢我一分不要。」他很清楚，官方是想拿錢堵住他的嘴。

最後一次見面
二○一一年，朋友趙國君牽頭主辦藝術獨立論壇，邀請我和另外幾位學者組成七人評委會，評出首屆藝術獨立論壇獎，獲獎者是戲劇家沙葉新、畫家李斌、雕塑家高氏兄弟、紀錄片導演徐星和歌手周雲蓬。趙國君又請江平為沙葉新頒獎。沙先生專程來北京領獎。獎金很菲薄，他主要是以此表示對民間文化活動的支持。
他最後的居所離中潭路地鐵站不遠。我和邢小群一起到他家拜訪。那天在小區門口的流動書攤上看到有多種盜印的港版圖書。我驚訝這裏的開放。試探地問：「有沒有《邱會作回憶錄》？」小攤主說：「你想買，就有。」他聽我們北方口音，臉不熟，就問：「你們是不是找沙先生？」我們說：「是啊！」他說：「沙先生在家，我剛剛看到他回去。」可見沙先生的人緣和氣場！連小販都能聞出氣味。邢小群是第一次見沙先生，喝着剛剛沏好的碧螺春，說：「好清香！」沙先生一定讓她把新開封的盒裝茶葉拿上，說：「今年的新茶！」喝着新茶，總覺得有說不完的話。然後沙先生和夫人，又請我們到附近一個菜館吃上海本幫菜。
最後一次拜訪沙先生是二○一五年十一月一日。那天上海下着雨。我和小群從中潭路地鐵站出來，來到沙宅。當時他已經做了胃癌切除手術，身體很消瘦，但精神很好。夫人得了柏金遜症，幸好手術成功。我們送他一本近作，他送我們《張大千》、《良心胡耀邦》、《閱世趣言》、《我的回族文化基因》四本書，其中三本是在國內出的。他說，簽合同時，格式合同都有書稿不能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字樣，他拒絕接受，出版社只好專門給他做合同書。他當時正在家裏寫自傳體小說。聊天有如天馬行空，從一個話題跳到另一話題，不覺中便暢敍了兩小時。誰能料想，這就是和沙先生的最後一次見面！

（作者為內地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