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成凋謝：民主派後繼乏人

李銳先生逝世的次日，有關部門來電話，指責我接受外媒的訪問，要求我不出席李銳的追悼會。我說：「我是李銳的朋友，他逝世了，為什麼不能去悼念？請說出不能去的理由。」對方無言以對。

我回想了一下對外媒的發言，大意是：一位中共老幹部，敢於公開地表明自己對中共現任領導人的批評，這是前所未有的。接下來要看的就是，領導人會不會給李銳送花圈，或者出席他的遺體告別儀式。觀察氣量和態度的時候到了。我還提及，李銳說過死後不蓋黨旗。

李銳雖然在病榻上批評過領導人，但領導人也說過「要容得下尖銳批評」，追悼逝者，展示「雅量」，此其時也—我這提示亦不為過。既然有關部門給不出缺席的理由，那麼我就有理由去追悼。

二月二十日上午，我按預定時間去了八寶山殯儀館。想去看看有沒有關鍵的花圈，遺體是否覆蓋黨旗—我要見證歷史時刻。

一路上碰到的熟人，都提醒我警察在盤查。離八寶山越近，警察就越多，我偕夫人坦然前行，未受阻攔。

告別儀式在八寶山殯儀館官民通用的東禮堂舉行。中共黨內等級森嚴，李銳先生曾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卻未安排在高官專用的大禮堂（原第一告別室），也沒按慣例懸掛悼念逝者的黑布橫幅。

迎面遇上蔣彥永大夫。他是趕在第一撥進去告別的，未被允許拍照。禮堂那時暫停入內，門外的高台上排起了長隊。門口立着「謝絕拍照」的牌子，沒有發放逝者生平的文字，一些外媒和港媒記者，被便衣精確地清出隊伍。排了半小時隊進入禮堂，頗感氣氛詭異。門內有工作人員收繳弔客自帶的鮮花，禮堂內沒有奏哀樂。鞠躬後凝視逝者，李銳先生安臥在鮮花中，遺體還是被覆蓋了中共黨旗。仔細掃視眾多花圈，僅看到劉雲山、賀國強、田紀雲等人的名字。

李銳先生表達過「不開追悼會，不進八寶山，不蓋黨旗」的遺願，但「黨是領導一切的」，既然無法佔有其靈魂，也只好掌控其軀殼了。所謂「生是黨的人，死是黨的鬼」，與李銳先生同輩的朱厚澤、于光遠、何方等人，雖在不同程度上被認為是黨內異議者，只要逝者還有黨籍，遺體都毫無例外地被覆蓋黨旗。逝者意願得不到尊重現象，體制內也頗為常見，最著名的先例就是毛澤東。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曾親自在火葬倡議書上簽字，表明身後火葬的意願。如今簽字人中唯一還躺在水晶棺裏的，就是毛自己。

慰問家屬後走出禮堂，有不少熟人在交談，得知習近平、李克強、朱鎔基等也送了花圈，可能是被工作人員遮擋起來了，搞不清是「低級紅」還是「高級黑」。送別者中包括《炎黃春秋》雜誌的作者、編輯和讀者群，郭道暉、杜光、姚監復等老先生均有出席，還有些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的受難者，皆垂垂老矣，更多的是體制內退休者及紅二代，與我年齡相仿，鮮見有年輕面孔。據港媒估算，約一千五百人出席了今天的告別。我的總體感覺是—這個群體年齡偏大。

李銳之銳：性格決定命運

李銳先生是我認識的前輩中，性格最為特殊的一位。

最早見到李銳，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九日在《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雜誌聯合舉辦的悼念胡耀邦座談會上。我們這些與會者的發言，《世界經濟導報》曾以五個版面發表，導致該報被永久停刊。

本世紀初，我成為《炎黃春秋》雜誌的作者之一，與李銳先生和其他前輩作者，不時在一些聯誼活動和座談會中相遇。

李銳口才極好，出口成章，他這一代學運出身的人物，與當下那批脫稿說不了話的官僚，不可同日而語。就我記憶所及，他在一些公開場合，對一些事件、人物的評論，總是直截了當，態度鮮明，不留情面。

例如二○○四年七月，李銳出席《長河孤旅—黃萬里九十年人生滄桑》一書的座談會，他批評一九四九年之後向蘇聯「一邊倒」以及左的影響，導致中國有幾十年時間不尊重科學，不尊重知識。他說：「黃萬里的遭遇是最典型的。黃萬里的命運是個人的悲劇，也是中國的悲劇。我覺得他就是中國水利界的馬寅初、陳寅恪。」

李銳先生指名道姓地談到：八十年代力主三峽工程上馬的，除了錢正英、張光斗一對老「搭檔」，還有兩位姓王的前封疆大吏對此最為積極，一是王震，一是王任重。方案上報到陳雲那裏，陳沒有明說反對，批示要求水電部調研。當時李鵬代表水電部，提出水庫移民問題難辦，算是說了一句明白話。「主上派」又跑去遊說鄧小平，稱工程完工以後，萬噸輪船可直達重慶，把鄧小平說動了。但工程上馬以後，他們就改口說「萬噸船隊」了。這後半段的發言，在發表時被「和諧」了。

記得我發言時引用的數據不準確，李銳快人快語、當面提出糾正。會後他私下對我提及：「一九三八年在武漢，我與令尊見過面，那時我還是一個學生。」聚餐時，我注意到，李銳先生不大掩飾個人好惡。他耳朵有點背，即便坐得遠，只要他想聽你說話，會用手掌攏起耳朵聽；某人就坐在他身邊纏着問話，他卻毫無反應。

李銳一生的命運，與他這種鋒芒畢露、剴切透闢的個性密不可分。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寧會議上，他與時任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主任的林一山，就三峽工程當着毛澤東面折廷諍，過後又受命撰文各抒己見。當時毛氏「高峽出平湖」的狂想幾成定局，由此被擱置了三十四年。設若這項好大喜功的方案，乘着「大躍進」的東風大幹快上，後面的那場「人禍」（大饑荒），為害之烈不知還要翻上幾番。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李銳以其口才文筆，推遲了一場經濟和生態的雙重災難，由是獲得毛澤東的青睞，成為御用「兼職秘書」；但「伴君如伴虎」，一年後的「廬山會議」上，李銳因批評「大躍進」及議論「斯大林晚年」賈禍，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開除黨籍公職下放改造，「文革」入獄八年，直至一九七九年復出，二十年間遍嘗盛衰榮辱，皆因以天下奉一人。

李銳之真：秉筆直書黨史秘辛

在我的經歷中，親見二人衰年變法，「破門而出」成為史學家。一位是《墓碑》的作者楊繼繩先生，由新聞記者變「舊聞記者」，以翔實的數據和記錄，將共和國史上慘烈的大饑荒展現給世人。另一位就是《廬山會議實錄》作者李銳先生，他以親歷者的現場實錄，首次披露了中共高層圍繞「大躍進」的鬥爭和決策過程，成為研究中共黨史的必讀書，同時也是解析大饑荒成因的一把鑰匙。《廬山會議實錄》與李志綏大夫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從政治層面，一從生活層面，以不同角度立體解讀了毛澤東其人，是對中共黨史的重大貢獻。

李銳先生能夠完成這部力作，有其得天獨厚的優勢：

一、除了毛澤東兼職秘書的身份外，他既是廬山會議的親歷者，又被指定做現場記錄人。

二、復出後曾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離職後又主管《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的編纂工作，有搜集查閱資料的便利。

三、八十年代的體制內外政治氛圍及黨內高層的支持推動。

說到第三點，就不能不重提胡喬木。這位與李銳兩度共事的毛澤東「文膽」、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主持者，一生有其多面性，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一九九二年增訂版後記中，證實了胡的幕後推手角色及其在資料上提供的支持。這也令我對這位被稱為「左王」的人物，有了較為立體的認識。當然，胡喬木支持李銳寫書的用意，除了信史存真，還包括總結歷史教訓、維護中共執政地位的長遠考量。反觀當下以禁言禁書為能事的文宣主管，若有胡喬木一半的見識，也不至於如此諱疾忌醫。

李銳的廬山會議筆記本，一度曾被陳伯達掠走。從另一角度證明當時的中共高層，懂得歷史檔案的重要性。記得有一次《炎黃春秋》座談，李銳先生談及他在中組部常務副部長任內，親歷的一次銷毀周恩來檔案事件。當時鄧穎超找到楊尚昆，說是恩來有一批檔案，必須銷毀。楊推說需要請示鄧小平，鄧穎超說那你馬上請示，我就坐在你這裏等。楊電話請示小平，同意把檔案運過來，當場銷毀。李銳作為組織部門負責人，被召到現場監督銷檔。他說自己曾拿起一份卷宗看，是某某某（章注：名字我忘記了）的專檔。

我立時想起：曾有紀念文章提到，周恩來臨終前與鄧穎超有一段對話。周說：「我知道很多事，但我不說。」鄧說：「我也知道很多事，我也不說。」李銳所述，印證了這一說法。小超（鄧穎超）履行了與恩來的約定，將很多見不得光的黨史秘密，付之一炬。

理想主義：「兩頭真」尋覓初心

關於中共一批老幹部的「兩頭真」，我寧可認為這是一種歷史現象，不希望它變成一種社會現象，因為畢竟中間有一段失真了。不幸的是，當下體制內外「兩面人」比比皆是，「雙重人格」已成社會常態。

以《炎黃春秋》為旗幟的中共黨內民主派，被認為是「兩頭真」的群體，李銳先生亦為其中翹楚。這批人中多數是在「一二九」運動前後加入中共，確曾懷有救國救民和自由民主的理想，且對國民黨的腐敗和對日政策感到失望。二十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是一個全世界知識分子趨向左傾的時代。中國全面抗戰爆發前夕，中共為擺脫困境，大力宣傳抗日統一戰線，吸引了大批學生和知識青年投奔中共，這些人與在「打土豪分田地」口號召喚下加入中共隊伍的農民，素質完全不一樣。整個抗戰時期，毛澤東和周恩來等在很多場合大講新民主主義憲政，主張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承諾實行三民主義，建設美國式的民主國家。那一時期《新華日報》等中共媒體宣傳自由民主和普世價值的文章，相當一部分出自這批知識分子之手。

然而這批人的命運，與歷史上加入農民起義隊伍的知識分子們雷同。要麼成為新王朝的輔佐，要麼成為祭壇上的犧牲。李銳經歷延安整風，遭受過政治和家庭生活的雙重打擊。中共建政後，李銳作為中共革命幹部，參與過建政時期的左傾，寫文章宣傳過土改。但作為體制內的文化人，他保護了曾國藩故居，發現了重要史料《唐縱日記》；他從一九五二年就開始搜集整理毛澤東的史料，並於一九五七年出版了《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儘管有參與「造神」的成分，但也成為李銳研究毛澤東的開端。

如果沒有廬山會議，李銳也會成為「兩頭真」人物中的一員，但中期的迷失在所不免。親歷「大躍進」和廬山會議，使他看到中共體制的弊端和陰暗面，醒悟得比別人早；近二十年的流放和監禁，更積累了深刻的認識。這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幸運。

這批「兩頭真」在改革開放之初，確實想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和「黨主立憲」，使中共在憲法在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推動國家走上憲政之路。不過，這種主張既有早年自由民主的理想，也有維護中共執政地位的考量。李銳在中組部常務副部長兼青年幹部局局長任內，主抓「第三梯隊」建設，考察推送了兩位後來擔任總書記的人物。八十年代中期，中共實行幹部新老交替，李銳等「一二九」群體因年齡原因退居二線，而大佬仍在掌握實際權力，中國的改革形成「爸爸已經退休，爺爺還在管事」的局面。這段工作的功過是非，只好留待後人評說了。一九八九年學潮期間，李銳、李昌、于光遠和杜潤生四位中顧委委員聯名，「呼籲學生與部隊雙方無條件撤退」。

炎黃春秋：一代人其鳴也哀 

「六四」事件後，政治體制改革停擺。杜導正先生創辦了《炎黃春秋》雜誌，成為黨內民主派的主要發聲平台。李銳作為中堅人物，呼籲民主憲政不遺餘力。他的歷史貢獻有目共睹，我就不再詳述了。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權貴利益集團形成，政治氛圍日趨保守，言論空間收窄，李銳的書也無法在大陸出版了。他們這批老人家在體制內處境日艱，仍堅持保住話語權。

記得李銳曾談到：二○○七年十月，中共召開「十七大」，九十歲的他作為特邀代表參加，分組討論時跟李源潮一個組。李銳發了一次言，李源潮過來對他說，從現在起到會期結束，你都不要發言了。李銳覺得深受侮辱，真想拂袖而去。考慮到自己存在的價值並保持話語權，才強忍着繼續與會，直到「十七大」結束。

二○一二年中共「十八大」，特邀代表李銳在書面發言中重提政治體制改革：主張從黨內民主和差額選舉做起，實現黨政分開；黨組織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範圍內活動，各級黨委不得干預司法；允許黨內公開表達不同意見和批評領導人及黨的政策；領導人離職後取消特殊待遇、不得干政；他質疑中國模式，重申「憲政大開張」和普世價值，清算蘇俄模式，反對一黨專政。這恐怕是他在黨內會議上最後一次公開表達。「十八大」閉幕後，《炎黃春秋》雜誌社和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聯合在京舉辦了「改革共識論壇」。李銳與會，介紹了自己在「十八大」小組會發言，指出：從中央到地方黨組織，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許可規定的範圍內活動。「政法委統管國家的公、檢、法執法機關，同『依法治國』的方針相抵觸」，主張儘快廢止各級黨組織的政法委。何方、高放、杜光、郭道暉、江平、陳光中、資中筠、宋以敏、高鍇等前輩也在會上發了言。會議最後提出一份《改革共識倡議書》，有七十一位與會者聯署。

此時我對政治改革已不抱希望，在發言中有明確的表達：「我想重新解釋三個名詞：什麼是舊中國？憲政中國出現以前的中國是舊中國。什麼是舊社會？公民社會出現以前的社會就是舊社會。什麼是改革開放？改革是要改革政治體制，開放應該開放黨禁、報禁。」「可能很多人跟我沒共識，我也不追求這種共識，因為在座很多老同志的心情我也理解，你們懷着革命理想風風雨雨幾十年走過來，走到今天，可以說，你們的理想已經破滅了，但不願意承認，還希望救黨，我相信你們的真誠。」我坦承自己的心情是「死馬當作活馬醫」，能救就救，救不了就算了。

此後的劇情發展，一如我所預感，李銳先生和《炎黃春秋》老人們的期盼，不僅沒有實現，而且朝着相反的方向倒退。甚至《炎黃春秋》雜誌自身，也在風刀霜劍下被劫奪，被迫結束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哀莫大於心死」，深刻反思之後，李銳先生真正大徹大悟。他沒有出席二○一七年的中共「十九大」。其病榻遺言擲地有聲，成為這位世紀老人的絕響。

李銳先生逝世後，我曾作小詩二首送別。茲錄於此為奠：

　　一

空將遺蛻裹紅旗，心路雲泥哪得知。

七十年來一台戲，劇終誰是好男兒？

　　二

回首塵寰事不空， 百年大願眾心同。 

中華憲政開張日， 俎豆馨香告銳翁。

（作者為內地近代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