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這裏過上一輩子嗎？

大豐農場是上海在江蘇的一塊「飛地」，又稱上海農場，屬於上海市勞改局管轄，如今改名海豐農場。這裏原是一片長滿茅草和蘆葦的草蕩和鹽鹼地，人煙稀少。一九五○年，上海市政府把一批國軍戰俘、黑社會分子、無業遊民、妓女安置到這裏墾荒，建立了勞改農場。我們是第一批到此安家的知識青年。儘管離上海不算遙遠，但當年的交通十分不便。十四日晚，我們在十六鋪碼頭上船。十點鐘，開船的汽笛鳴響時，船艙內和碼頭上一片哭聲，似乎此去就像生離死別。次日清晨六點半在南通慶生港下船，轉乘長途汽車。我要去的川東分場地處東台和大豐兩縣交界處。那時的蘇北還沒有一條像樣的公路，汽車在塵土飛揚的土路上顛簸了十多個小時。越接近農場越是荒蕪，一眼望去只有無邊無際的黃土和遍地枯黃的茅草，沒有一點綠意。車越往前開，車廂裏的哭聲越大，先是女孩，後來男孩們也放聲大哭起來。我沒有哭，但腦子裏一片茫然，難道我真的就要在這裏過上一輩子嗎？

傍晚時分，才到達我們虹口區六百多名知青聚居的目的地─川東第四勞改大隊。四大隊的村子四周有圍河，村口有崗哨。村外是一排做辦公室和幹部家屬宿舍的磚房。村內是一排排土房，蘆葦和泥做牆，茅草蓋頂。原先是勞改犯住的，現在騰出來讓我們居住。每個連隊住一排打通的茅草房，男生住東頭，女生住西頭，中間用蘆葦蓆隔開。大家都睡在墊着厚厚茅草的地鋪上，沒有電燈，每一排地鋪的兩頭點着一盞煤油燈。沒有飯廳，要在十一月的刺骨寒風中排上個把小時的隊打飯。下鄉的第一頓飯還有肉吃，以後就是長年累月的胡蘿蔔和南瓜。直到今天我看到吃胡蘿蔔仍然害怕。每人每天憑票可以在老虎灶打一瓶熱水，洗臉、洗腳、喝茶、漱口全靠它了。當晚，茅屋裏有人哭哭啼啼，有人唉聲歎氣，有人嚷着要打道回府。我則因旅途的勞累而倒頭大睡。

十七歲指揮生產

在經過了一個月的混亂之後，這一批知青重新編隊。男女分開，六個連隊整編成三個男中隊，三個女中隊。我們六連和一連的男知青合併成一個中隊，留在四大隊，其餘的知青中隊分散到各勞改大隊去了。此時居住條件有了改善，每人有了一張木板床，也不用在露天吃飯了。撤走的勞改留場人員回到了原先的單位。每個大隊由一個知青中隊和三個留場人員中隊組成。我們和場員的待遇並沒有多少區別，只是他們假日外出需要路條，知青則可以自由走動。勞動是很費衣服的，不久以後，知青們光鮮的衣服變得破破爛爛，冬日出工時在破棉襖上繫一根草繩，風吹日曬的臉龐變得粗糙黝黑，看上去和留場人員已差不了多少。所以後來聽傳達林彪在《「五七」一工程紀要》裏說「知青下鄉是變相勞改」，大家都特別有共鳴。當然此是後話了。

川東分場主要種植棉花，每塊棉田用數字編號，長一公里，一條大路將它一分為二；寬五百米，中間有基幹路分開。棉田的盡頭有防風林帶。田與田之間有排水溝分隔。種植棉花是件技術活，播種、間苗、除草、整枝、殺蟲、施肥都大有講究。時值「文革」高潮，大部分農場幹部都被關押或靠邊了。我這個只有十七歲的城市青年居然要指揮起生產來。上百號人、近千畝地的責任壓到了我肩上。我只能讓家裏寄來種棉花的書，一邊看書，一邊請教場員，一邊安排每天的農活。最艱苦的是每年冬天挖河挑泥修海堤的活。當年和我一起到大豐農場的「老知青」、後來當了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長的李源潮曾回憶說：「工棚就建在海堤邊，有時夜裏會突然漲潮，海水一直漲到床邊，被子全濕了，人要趕緊往堤上跑。」儘管我沒有過海水漫到床邊的經歷，但記憶猶新的是刺骨的寒風。氣溫在攝氏零下二十多度，吃飯時碗裏的飯菜湯水會結冰。為了搶在漲潮前加固堤壩，需要有人跳入海水中用裝滿泥沙的草包堆填。我幾乎每年都被指定為修海堤知青的領隊，常常不得不帶頭跳進冰冷的齊腰海水中。工地上勞動強度大，知青們又年輕氣盛，各連隊之間常常發生鬥毆。我的身邊有一幫特別能打架的義氣弟兄，所以每每充當平息群架的「大佬」角色。後來南懷瑾大師說我是個有匪氣的文人，也許和這段經歷不無關係吧！

知青歲月的食與色

當然，知青生活也不全是單調無趣的。收工回來，大家在一起唱歌、聊天、講故事、吹口琴打發時光。我還學會了騎馬，在大路上策馬揚鞭，好不神氣，吸引了很多女孩子的目光。不過，揮之不去的飢餓感使我們把大部分業餘時間花在尋找食物上。春天在桑園裏飽食一頓桑果，雨後到防風林裏採集野蘑菇，秋夜在屋簷下掏麻雀，蟬的背脊還可以在油燈上烤來吃呢。孔夫子說：「食色，性也。」知青們十七八歲、二十出頭，正處在青春期，沒有浪漫的花前月下，那些戀愛的男女不敢公開地出雙入對，只能躲在蚊帳裏說悄悄話。在那個禁欲的年代，談戀愛被說成是「流氓行為」。大隊部組織了群眾專政隊，隔三差五去各處查夜，凡被查到的就要寫檢查。情竇初開的少男少女忍不住試嘗禁果，也時有懷孕被迫打胎的。記得有一次，有女孩懷孕的消息傳出，弄得人心惶惶。一對戀人坐在一起，女孩對男孩說：「你坐得離我遠點，不小心會懷孕的。」缺乏性教育的這一代人居然連怎麼會懷孕都不懂。

飢渴的學習勁頭打下基礎

長長的冬日是農閒季節，北風呼嘯，大雪紛飛，沒有辦法下地，大家就整天賴在屋裏。多數人以睡懶覺和打紙牌消磨時間，我們幾個人就找來各種書籍交換着閱讀。當年那種如飢似渴的學習勁頭，為我們這些沒有讀完初中的知青打下了後半輩子治學的基礎。我的搭檔、連指導員鍾德浩在「文革」後考取上海財經大學，擔任過上海市城市規劃局黨委副書記、城市規劃展示館館長。我手下有兩個排長張欣和蔣洪。張欣考取了復旦大學中文系，但他的興趣卻在經濟學上。應付中文系的課程後，大部分時間都在世界經濟系聽課，幾乎修完了全部的經濟學課程。大學畢業後，張欣隨即去美國留學，在密西根大學師從計量經濟學大師鄒至莊教授。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後，擔任托列多大學亞洲研究所所長、經濟系終身教授，先後出任留美經濟學會會長與英文《中國經濟研究》雜誌共同主編。他曾在世界銀行研究中國經濟改革和東南亞國家融資政策，是美國很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蔣洪現在是上海財經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也是全國政協最敢言的委員之一。他在擔任兩屆政協委員的十年中，幾乎每年都會大膽諫言。他們都是大豐知青中的佼佼者，但這樣的人畢竟只是鳳毛麟角，大部分知青如今都已下崗退休。

整整半個世紀過去。有人說起知青生活表示青春無悔，但更多人則不以為然。其實，悔不悔都是因人而異。無論如何，這段知青歲月對我來說是難忘的。黃海邊上的那片荒漠始終是我魂牽夢縈的地方。

（作者為資深傳媒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