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從微信上讀到杜莉的好幾篇遊記，才知道她的散文頗得好評。

讀者說她的〈俄羅斯印象記〉：用流暢的文筆帶回了值得欣賞的異國風情和莫斯科美景，用精湛的攝影作品展示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及聖彼得堡各大教堂古典建築的壯觀，細膩的敍述給讀者帶來了賞心悅目的記憶！讀這篇文章，就像與知己朋友圍爐而坐，聽她娓娓而談，在你面前慢慢展開一幅瑰麗的畫卷，讓人產生身未動，心已遠的衝動，恨不得馬上踏上奔赴俄羅斯的旅程。

說她的〈在水一方〉，觀察入微，以樸實無華的語言，把台灣之行的旅程娓娓道來。讀了她的遊記，彷彿又一次徜徉在青山綠水之間，和團友們歡快地在日月潭、阿里山、高雄愛河河畔、墾丁海濱放飛我們的不老之心。

說她的〈古鎮小宿〉，通過細膩的筆觸，把人帶進江南水鄉，徐徐展開的是一幅淡雅的水墨畫。小橋、流水、人家，江南小鎮的秀美旖旎，當地百姓的天真淳樸，古跡名勝的厚重深遠，如詩如畫，果然是夢裏的水鄉，讓人無限神往。

說她的〈幽蘭雨生香〉，如行雲流水，字裏行間讓讀者對蘭蘭如見其人，如聞其聲。這是一首深情呼喚人們熱愛生活、珍惜生命的讚歌！

還有人評價她的散文以人寫物，以物狀人，情景交融，跌宕起伏，攝人心魄，具有參透生命的藝術張力！

類似評價，還有很多，茲不一一列舉。我認為都很中肯，十分認同。

最近，杜莉給我來信，說要編輯自己的散文集，約我寫一篇序言。恭敬不如從命。我只能從讀者的角度，談一點粗淺的感受。

杜莉是中山大學外語學院法語教授，現居廣州，寫散文是她的業餘愛好。二十年前，她將自己負笈瑞士期間撰寫的散文結集成冊，出版過一本《瑞士之戀──一個中國留學生的親歷》，受到讀者好評。再編第二本散文集，已是二十年之後。按說，她感受人生十分敏銳，文筆流暢優美，敍事抒情得心應手，散文又是她的鍾愛，應有更多的文集付梓，不知是在職期間教學過於繁忙，還是散文在高校不算科研成果，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到論文寫作，或是家務負擔沉重，讓她沒有更多餘暇創作？

以上只是猜測。因為我和杜莉女士交往有限。認識她，全因她的父親。她的父親杜導正今年九十六歲。三年前夫人續志先病逝，她們姐妹四人輪流陪伴年邁的父親。我是杜導正主政《炎黃春秋》期間的最後一任編輯，曾與杜老共事一年半，最後與杜老共進退，由此而與從廣州來北京陪伴父親的杜莉女士相識。

杜莉的散文中，遊記佔了相當的比重。中國雖有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古訓，但旅遊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百姓的日常生活，只有三十餘年。更早的幾十年，百姓為溫飽掙扎，旅遊是談不上的。當時規模很小的旅遊業，面向的是外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老百姓出國旅遊，在那個年代更是夢想。杜莉有機會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到歐洲留學，算是有機會嘗試旅遊的第一批共和國公民。旅遊開闊了她的視野，豐富了她的人生。因而，她直到今天，仍然樂此不疲。

專寫異國之美

杜莉的遊記，不論記述國內國外，都側重美的感受。

專寫異國之美，我想原因有二。一是客觀原因。她參加的多是團隊旅遊，旅行社當然要選擇異國自然風光和歷史文化的亮點，否則無法吸引遊客。二是主觀原因，杜莉關注的重心是異國的優點和長處，而非短處。從當年公派留學，到後來自費旅遊，她一直保持了虛懷若谷的學習態度。這種心態十分可貴。有一些國人出國旅遊，專以本國之長，挑剔外國之短，盲目自大。這不是民族自信心的表現，而是暴發戶虛驕之氣的流露，並不可取。

近些年國內旅遊業爆發式增長，同時問題叢生。從業者為了牟利，設置各式各樣的陷阱，讓遊客中着，衝突時有發生。旅客和導遊之間關係緊張，不得不小心提防。杜莉正視國內旅遊的亂象，對此直言針砭，但更多的筆墨仍然側重記述旅遊中的美好感受，講述路遇的美好心靈。按說，參團旅遊，與導遊只是萍水相逢，接觸幾天而已。但杜莉仍然能從導遊身上發現人性的亮點。這種選擇，顯示了作者目光的暖意。以暖意看旅遊，有可能收穫暖意的回報：以暖意看人生，也會結交更多善良的朋友。

展示人在世間的複雜命運

杜莉散文的另一些篇什，記述的是家人和朋友的命運。有哲人說，文學是人學。還有哲人說，比大地更遼闊的是海洋，比海洋更遼闊的是天空，比天空更遼闊的是人的內心。散文寫人，比寫景空間更大。散文的最高境界，在於展示人在世間的複雜命運。散文寫人的份量，往往和作者與之交往的長度成正比。書中描述的人物，交往時間最長，命運相關度最高的，自然是作者的父親和母親。最有份量的篇什，也是講述父親母親命運的篇什。

杜莉的父親杜導正是一個傳奇人物，也是公眾關心的人物。本來，杜莉在學校，對自己的家世保持低調。某次大學同事偶然知道她的父親是杜導正，當即請她轉達敬意。杜老聽說此事，頗為感動。

我想，公眾對杜導正的關注，主要不在於他有較長的革命資歷，做過較大的官。在中國，比他資歷更老、職務更高的人，數以萬計。但在現行體制下，官員到了規定的年齡，必須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高官退位，往往意味着事業的休止，以後就是頤養天年了，至多是發揮一點餘熱。而杜老的人生軌跡卻不同，他是離休以後，才開始向輝煌攀登。一九九一年，他六十八歲，蕭克將軍委託他創辦《炎黃春秋》。到二○一六年，他九十三歲，主持《炎黃春秋》長達二十五年。二十五年間，這份月刊脫穎而出，最後成為中外矚目、中國志士仁人追求真理和良知的象徵。杜老晚年立德立言立功，已經遠遠超出了他在新華社供職的幾十年，超過了他擔任《羊城晚報》總編輯、《光明日報》總編輯、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等要職的總和。這種情況，在當今中國的離退休高官，似乎找不出第二例。現在對離退休官員活動約束更嚴了，短期內也不可能出現第二例。

家庭的視角，女兒寫父親

朋友同事記述關於杜老的文字已經不少。這些文章視角不同，份量不一，都是把他當作公共人物來寫。杜莉筆下的父親，除了公共的視角，還有家庭的視角。女兒寫父親，那些公眾看不到的大量家庭生活細節，自有外人無法取代的意義，尤為寶貴。杜老晚年的奮鬥，既是輝煌與榮耀，也是風險與擔當。對家人來說，更是無法回避的精神壓力和兩難選擇。我想，背後還有更多的故事，尚未見諸筆墨。

杜莉的母親續志先，也是一個三八式老革命。她三姐是閻錫山的堂弟媳，解放後房產被沒收，失去了生活來源，只得經香港去台灣找丈夫，走之前曾和續志先見過一面。因此續志先成了肅反對象，多年被內控使用，在科長的位置上徘徊了幾十年。其實，與她更近、對她影響更大的親屬，是抗日名將續范亭將軍。可能因為父親的社會影響大於母親，所以杜莉更多地着墨於父親，我想，她母親的命運，可能還有更多的內容值得挖掘。當今中國的文學創作，小說、新詩、劇本都不景氣，唯有散文仍在不屈地掘進。章詒和、野夫、趙越勝等人以散文狀寫國人命運，仍在刷新漢語寫作的美學高度。杜莉的散文，如果繼續向歷史和人性的深處開拓，將會大有可為。

（作者為前《炎黃春秋》編輯、內地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