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是必須有閨蜜的。男人可以有朋友，但大多不至親密到無間。古所謂君子之交淡如水，男人之間很難做到無話不談。因為男人遇到事情，總會把情緒感受壓在自己心底，不肯輕易對外吐露，生怕表現出自己軟弱。男人常常嘲笑別人的一句話是：你怎麼跟娘兒們似的。女人不一樣，女人本來情感比較細緻，心理也比較脆弱，大多難以獨自承受情緒的煎熬，總要找個地方傾瀉。而她們身邊的臭男人，理解不了女人的心思，也不願聽女人絮叨，所以女人只好找別的女人訴說，一把鼻涕一把淚。因此女人必須有閨蜜，可以隨時隨地吐露心事，尋求慰藉。

我的母親一生中，有幾個閨蜜。母親上小學時候，中國正處於極度戰亂時期，常年逃難，東奔西跑，每所學校讀不過兩三年，很難交到朋友。抗戰爆發之前，外祖父在北京大學做教授，母親小學到初中在北京連續讀書幾年，生活比較安定，交了第一個閨蜜。母親幾十年後還記在心裏，對我講過幾次，她叫姜碩賢。可是沒多久，姜碩賢跟隨她的男友，雙雙奔赴延安，參加共產黨。母親後來給姜碩賢寫過好幾封信，一直接不到回音，不知是姜碩賢在延安收不到母親的信，還是她不能給母親回信。母親一直忘不掉她，心裏也一直很難過。

母親高中在香港讀書，高二時候，以同等學歷，報考西南聯大獲得錄取，離開香港，到昆明去讀大學。她在香港的兩年高中期間，交到一個閨蜜黃泳薺，我們稱她黃阿姨。黃阿姨是香港人，老老實實讀到高中畢業，才考上西南聯大，比母親晚了一年。而黃阿姨到昆明的時候，母親為與家人團聚，已經轉學到重慶中央大學去了。

除了初中時代北京的姜碩賢和高中時代香港的黃阿姨，母親的其他幾個閨蜜，都是在大學裏交到的。

陳璉與父親的青春交往

母親的閨蜜中，第一個要說的是陳璉，因為最具中國特色。在我看來，所謂中國特色，即人與人的一切關係，都受到意識形態的種種污染，人性和友情，都被政治立場所傷害甚至泯滅。

據父親母親描述，陳璉臉圓圓的，常常帶笑，言談舉止文靜中含着活潑，嫻雅中透着聰慧，即是大家閨秀，又平易近人。上世紀五十年代，母親與陳璉同在北京生活和工作好幾年，卻因為政治原因，一直未能見面。我也從未見過陳璉，沒有當面叫過她一聲阿姨，很是遺憾。

雖然陳璉是母親的閨蜜，但她與我的父親相識更早，而且兩人曾有過一段甜蜜的初戀。陳璉是陳布雷先生的小女兒，布雷先生是浙江慈溪人，與沈家是同鄉。嘉興沈家，上溯五代之祖，於明末年間，由浙江慈溪沈師橋故居遷到嘉興。布雷先生的兩位女公子陳琇和陳璉，與我的父親在杭州師範同學。陳琇與父親同班，讀高中師範科，陳璉比父親低一班，讀幼稚師範科。父親說，布雷先生的夫人因生育陳璉難產故世，布雷先生十分悲痛，給小女兒起名憐兒，意思是每每看到她，便會涕淚漣漣。

當時杭州師範學校管理非常嚴格，父親和陳璉雖然相互認識，見面講話並不多。但父親對美麗的陳璉，一直很仰慕。他十六歲，讀高二那年，冒險給陳璉寫了第一封信。不想很快接到陳璉的回覆，於是兩人開始青春的來往。父親高中畢業，回鄉教書。同年陳璉叛逆家庭，拒絕做幼稚園老師，轉學到杭州高級中學讀書。陳璉轉學，父親不覺驚奇。陳璉曾經對父親說過，她絕對不學做飯縫衣這些傳統女人的事情。第二年父親到上海參加普通文官考試，被錄取，分發上海市教育局做實習員，繼而考入上海暨南大學歷史系。而陳璉則跟隨家庭，內遷陪都重慶，讀完高中。期間兩人繼續保持着密切通信，陳璉並開始表露對父親的愛意。之後，陳璉考入昆明西南聯大，接觸到中共西南聯大學生支部書記袁永熙，投身革命，她的少女柔情和人性溫馨逐漸淡漠乃至消失，與父親通信也開始斷裂。

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暨南大學內遷福建，父親後又跟隨親戚，輾轉到達重慶，轉入中央大學外文系。陳璉的姐姐陳琇也在重慶中央大學外文系，可是父親因為在嘉興上海工作一年的關係，比陳琇低了一班。命運弄人，同一年陳璉也從西南聯大轉學到重慶中央大學歷史系，與父親再次同學。父親後來說，他看得出來，陳璉對於與父親重逢，起初十分興奮，經常來往，還常常隱晦地對父親講些革命道理，試圖把父親引上與她同一的人生道路。還曾借着幫父親找人補課賺些收入，介紹父親與中共地下黨會面。可是父親當時比較麻木，對政治毫無興趣，不為所動，陳璉終於明白父親跟她走不到一起，便與父親斷絕了來往。據一本名為《兩代悲歌》的書中記載，陳璉一直保存着父親寫給她的情書，用粉紅色的絲帶綑綁着，壓在箱底。

西南聯大的兩類人

正是陳璉選擇革命人生而逐漸淡漠與我父親戀愛的這段時間，她與母親相遇了。母親與陳璉同年考入昆明西南聯大，母親在中文系，陳璉在歷史系。我的外祖父陶希聖與布雷先生，同事多年，布雷先生長外祖父幾歲。兩個女兒家庭和身世都比較相近，來往自然密切，又曾一度同過宿舍，遂成閨蜜。後來兩人又同年轉學到重慶中央大學，繼續同學，一直保持友情。

當時的西南聯大，由兩類學生組成。一類是埋頭讀書的人才，像楊振寧李政道先生，還有我的母親和舅舅陶鼎來先生等等。這批人中有許多，後來都成了中國科技學術界的大腕，甚至獲得諾貝爾獎。母親最喜歡給我講的西南聯大故事，是她如何聽朱自清教授講課，她的作文如何經朱自清教授批改。每次提起，眉飛色舞。西南聯大另一類是進步學生、革命青年，陳璉乃其中之一。這批人中有許多，後來成為中共的領導者，北京政府的高官。雖然當時陳璉和母親志趣不同，接觸的人也不同，但是涉及到個人隱私的話題，比如談論杭州師範的經歷，與父親的親密通信等，陳璉自然無法與她的革命同志分享，便只能找母親私語。所以母親在西南聯大時，還沒有跟父親見過面，便已經從陳璉那裏，經常聽到父親的名字，也知道父親出身世家，是個英俊博學的翩翩君子。

西南聯大當時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學生運動活躍，經常開展讀書會、歌詠會、朗誦會，辦牆報、印小報、上街宣傳、募捐、演戲，風起雲湧，甚至抗議教授上課，趕走校長等等。母親偶爾講到這樣的故事，我總會很覺吃驚。就我自己的親身所見所聞，上世紀五十年代，北京乃至全國各間大學，所有學生都是乖巧的綿羊，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學生運動，更絕對沒有學生敢公開抗議教授講課，甚至群起而把校長趕出校門。六十年代，中國爆發文革，確實也打倒過教授校長，但那場動亂跟西南聯大的學生運動南轅北轍，性質根本對立，不可同日而語。西南聯大的學生運動，目標明確，就是推翻國民政府。而文革時期的學生運動，則是響應偉大領袖號召，奉旨造反，目的恰恰是強化個人崇拜的政治威權。

母親對我講過，在重慶的時候，布雷先生和外祖父同在委員長侍從室工作，布雷先生是外祖父的頂頭上司。外祖母一家到達重慶之前，外祖父就住在上清寺布雷先生的樓上。母親轉學到中央大學之後，每到周末，總要迫不及待從中大所在的沙坪壩趕往重慶，與外祖父團聚。好幾次約陳璉同行，都被婉言謝絕。母親覺得奇怪，以為陳璉與布雷先生不大和睦，當時並不知道，陳璉那時已經是中共黨員，要跟自己的反革命父親劃清界限。我想，布雷先生那麼智慧的人，一定早已覺出女兒的背叛，只是愛女之情篤篤，不肯點破而已。

利用父親做臥底

人性遭到政治的侵蝕，便一定釀造悲劇。雖然陳璉極力躲避布雷先生，但中共卻要盡可能地利用她這層父女關係，從事政治軍事等等秘密活動。抗戰勝利之後，陳璉大學畢業，到北平教書，然後與黨內上級袁永熙先生結婚。根據延安的指示，他們在北平舉行盛大婚禮，利用布雷先生的地位，聯絡大批國民黨政要，開展地下工作。

很快事發，陳璉和袁永熙夫婦被北平警局逮捕，因為涉及到布雷先生的身份，二人被移送南京關押，交由國府處置。儘管政治立場對立，畢竟父女情深，布雷先生徵得蔣介石許可，出面將女兒保釋出獄。之後陳璉回老家慈溪，隱居一段時間。袁永熙出獄後，中共安排他在南京臥底，於是陳璉回到南京，繼續利用布雷先生的關係，從事地下工作。父親告訴我，在南京期間，陳璉多次開動布雷先生的座駕，為中共輸送機密情報，車子掛了特別牌照，軍警不敢阻擋。布雷先生自殺後，失去了利用價值，陳璉夫婦便接受指示，離開南京，轉移蘇北中共根據地。

父親回憶，陳璉在北平被捕，他和母親聽說了，十分吃驚。這時父親才明白，當初陳璉為什麼跟他斷了戀情，而母親也才知道陳璉為什麼不跟她一起去上清寺見父親。北伐戰爭的時候，母親六歲，見識過湖北農民運動殺人放火，也有過共產黨到家裏來逮捕外祖父的親身經歷。父親和母親無論如何不能相信，溫文爾雅的陳璉竟然會做了共黨。然而對於母親，陳璉還是陳璉，她的大學閨蜜。所以陳璉從南京轉移蘇北，途徑上海，母親仍舊招待她在狄斯威路自己家裏，小住幾日。

但是從陳璉離開上海之後，同母親再沒有見過一次面。

父親與陳璉　觀禮台上的重聚

時局驟轉，國民黨兵敗，外祖父跟着南撤台灣，中共隨即建政。陳璉和袁永熙雙雙進京，成為中共高幹。陳璉任共青團中央少兒部長，袁永熙做清華大學黨委書記。

一九五三年秋，父親獨自一人從上海調入北京，參與籌建外文出版社。為了表示對知識分子的重視，外文社發給父親一張票，請他十一那天，到天安門觀禮台，觀賞閱兵和遊行。同一個觀禮台上，人滿為患，父親卻偏偏與陳璉相遇。一個是中共的高官，一個是被限制使用的舊知識分子，地位懸殊，已如天壤。父親事後感歎，當時他看出陳璉初見他，瞬間露出喜悅之情，隨即收起笑容，寒暄幾句，匆匆離開。父親那時已稍稍懂些政治，能夠斷定陳璉迫於巨大的壓力，不得不努力擺脫歷史糾葛，拉開同父親的距離。母親聽了，表示同意，說是就像當年在重慶，陳璉有意與布雷先生盡量少來往一樣。

有了父親在天安門觀禮台上的遭遇，母親搬到北京之後，再也不敢去找陳璉聯絡。父親母親帶着我們，到北大清華去看望他們當年的教授，幾次提及想到袁永熙家去看看陳璉，終於一次都沒有去過。雖然見不到面，母親還是一直很關心陳璉的情況。母親在《人民日報》上讀到一篇有關陳璉的報道，大受鼓舞，便動手給周恩來總理寫了一封信，從而獲得特殊照顧，能夠在最封閉的年代，同台灣外祖父通信聯繫。僅此一點，我必須對陳璉阿姨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這篇報道說：一九五六年二月六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政治協商大會上，陳璉發表了一個講話。她講話之後，周恩來總理頭一個站起來鼓掌，於是受到中央關注，在《人民日報》上刊出陳璉講話全文：

我想以自己的經驗，對於知識青年，特別是社會主義敵對陣營裏的兒女們的進步問題，說一些意見。也許在座的有的同志知道，我是陳布雷的女兒。十幾年前，我也是一個懷抱着熱情和苦悶的青年學生，為了尋求抗日救亡的途徑，我找到了共產黨。黨把我引導到革命的道路上來，使我不但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前途，也看到了社會解放的前途，我的苦悶消失了。我聽黨的話，工作着、學習着、前進着，我感到無比的溫暖和幸福。十幾年來，由於黨的教育，我獲得了一定的進步，我現在是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的委員，並擔任着青年團中央少年兒童部的副部長。

從我自己走過的道路，我深深地感覺到：正是因為黨是以國家和人民利益為依據的，因此，它對於一切有愛國熱情的人，不管他是什麼人，都是歡迎和愛護的。可是我聽說，目前還有一些出身剝削階級和反動家庭的青年，為自己的出身感到煩惱，說什麼恨只恨閻王爺把我投錯了胎，我認為這是完全不必要的。假如說在解放以前，一個出身剝削階級和反動家庭的青年還比較不容易認清黨的話，那麼在今天，黨就像太陽一樣，普照着大地，撫育着我們每一個人。我們沒有辦法選擇我們的出身之地，但是，我們完全能夠選擇自己要走的路，只要我們認對了方向，而且肯於努力，在我們每一個人的面前，都是有寬廣的道路和遠大的前途的。

話雖然是如此講，掌雖然是這樣鼓，現實卻終究沒有這般美麗。

後來的陳璉

陳璉和袁永熙夫婦，曾為革命出生入死，甚至背棄自己的親生父親，但他們最終還是遭到中共內部的清洗。一九五七年袁永熙被劃為右派，撤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之職，鋃鐺入獄。陳璉因此被迫離婚，離開北京，南下上海。母親聽說後，曾經難過了很長時間。

那個時候，母親在全國總工會編譯處任職，全總主席劉寧一在黨委會上宣布：陶希聖的女兒，不可能不是右派。只此一句話，母親成了右派分子。幸得編譯處同志力保，沒有被趕到甘肅勞改農場去送死。母親在辦公室每日忍辱負重，心頭壓抑的冤屈和憤怒，可想而知。但她為了保護我們三個孩子，終日不聲不響，維持着生活。多少個夜晚，母親忍耐不住心中的委屈，待我們都睡了之後，便朝父親傾訴。有時兩人會爭執起來，直到大吵，然後雙雙穿上大衣，跑出門去辦離婚。我們哪裏還能睡覺，都縮在床上等待父母歸來。我們曾經討論，如果父母分家，誰該跟隨父親，誰該跟隨母親。結果父親母親跑出去幾趟，到底沒有離婚，我們的家庭保存下來。

有兩次他們在吵架之中，我聽到母親哭訴，父親現在不得意，都是因為她，她的家庭出身，她對不起父親，她必須離開父親。母親說，如果當年父親堅持跟陳璉要好，最後能夠跟陳璉結婚成家，現在父親一定會過上好日子。每次聽見這個話，父親就會說那是無稽之談。陳璉在中大時候，已經是共產黨，直接受袁永熙領導，哪裏可能接納別人。

陳璉回到華東以後，消息越來越少。文革期間我借串連之便，到上海重訪故居。臨行前，母親特別囑咐我，設法打聽一下陳璉的消息。我在上海，曾到華東局去看大字報，可惜沒有什麼收穫。後來從小道消息聽說，陳璉在上海屢遭批鬥，不堪屈辱，同其父布雷先生一樣，自殺絕世。那時我父親關在牛棚裏，消息傳不進去，倒免了他傷心。

可母親獲知惡耗，許多天默默無語，神若有失，不可終日。我想母親一定是回想到她們各自的父親、她們兩人的同學生活、她們遭到政治污染的閨蜜友情，以及她們共同的不幸。

（作者為旅美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