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時代　形影不離

而當時母親結交的閨蜜，除陳璉之外，還有一個理學院化學系的許湘蘋。許湘蘋阿姨是江蘇無錫人，小小的個子，總是喜眉笑眼的。她在西南聯大跟母親同宿舍，睡上下舖。母親曾經說，她和許湘蘋兩人，除了專業課，幾乎形影不離，特別總是一起去上體育課。母親說，西南聯大的體育課由馬約翰教授主持，規定每星期兩節，每節兩個鐘頭。學生可以根據自己其他課程的時間安排，要麼每星期按時上兩節，要麼幾星期不上，然後連上幾天補足。甚至可以一天連上四節，兩天上夠一個月的體育課學分。

女生體育課，除練習一些基本運動技能之外，大部分時間就是玩貓捉老鼠的遊戲，一班分兩隊，一隊是貓，一隊是老鼠。老鼠逃，貓追。追趕一陣，再換過來，老鼠變貓，貓變老鼠。因為每節課上課學生不同，所以每節課都是貓捉老鼠。母親和許湘蘋每次一起上體育課，都要連上四節，玩四個鐘頭的貓捉老鼠。下課時候，都累得呼呼直喘。

每天到食堂吃飯，也是兩個人同行。西南聯大的學生飯廳很大，中間隔幾步放一個圓形木飯桶。每逢開飯時間，學生們衝進飯廳，都圍到飯桶邊，搶飯勺給自己盛飯。抗戰期間，物資緊張，糧食不夠，大學生們吃飯眼要快，手要快，嘴也要快。到得快，搶得快，吃得快，也許能再添一碗。到得慢，搶得慢，吃得慢，就可能吃不飽。

許湘蘋個子小，擠在人群裏搶飯勺，總是吃虧。母親個子大，嗓門也大，總是能夠從男生手裏奪過飯勺，搶先給自己和許湘蘋的飯盒裏盛飯。許湘蘋後來給我們講，母親發明了一種快速添飯法，所以兩人每頓飯都能夠吃飽。

一般人怕吃不飽，盛第一盒飯的時候，總想拚命多盛，然後快吃。其實大家吃飯都是差不多的速度，所以差不多同時開吃，又同時吃完第一飯盒，同時趕去添第二飯盒，那就看誰手快，誰力氣大，才能添得到。稍微慢一點的同學，便吃不到第二盒了。母親的辦法是，第一飯盒不盛滿，別人吃一滿盒飯的時間，她和許湘蘋只吃大半盒，就能早些吃完，趕在別人前頭去添第二飯盒。添的時候，則拚命添滿，然後坐下來慢慢吃，這樣每頓都可以保證吃到將近兩盒飯。許湘蘋給我講這故事的時候，非常神秘，說母親這個辦法秘不傳人。後來母親轉學走了，許湘蘋多年繼續採用，還把這辦法教給香港來的黃阿姨黃泳薺，兩個人都可以不餓肚子。

有一次學生們正在吃飯，忽然響起防空警報，日本人轟炸。飯廳裏的學生都爬起來，端着飯盒，一路破口大罵，一路擠擠撞撞跑出飯廳，去鑽防空洞。母親不慌不忙，對許湘蘋說：「我在北平南京和武漢，聽防空警報聽得多了，沒那麼可怕。聽起來，那些飛機還遠得很。」兩個姑娘，先到飯桶前，滿滿盛了兩盒飯，才走出飯廳，進防空洞。

母親在西南聯大出名，很多高年級男生努力追求她，經常請母親吃飯。母親覺得有些不好意思，決定回請一次。她跟許湘蘋商量，買了一隻雞，在宿舍裏請客。西南聯大女生宿舍在文林街一座大廟裏，遭過日軍飛機幾次轟炸，殘破不堪，文理學院的女生們仍然都住在裏面，說是女生集中居住，便於管理。那天母親有課，許湘蘋沒課，就由許湘蘋在宿舍裏看鍋燉雞。結果，許湘蘋中途睡着了。母親下課回宿舍一看，雞已經燒焦。許湘蘋急得掉眼淚，買個雞不容易，她們買不起第二隻，怎麼辦？母親想了半天，只好把燒焦的雞改成紅燒，遮住燒焦的顏色。幾個男生來了，在宿舍裏說笑，吃燒焦的雞。許湘蘋陪客，一直道歉，那些男生口口聲聲說好吃。母親覺得自己能夠轉危為安，還很得意，哪裏曉得男生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呢。

傳陶希聖被日軍所捉之後

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隨即佔領香港。當時外祖父一家還在香港，母親卻遠在昆明讀西南聯大。之後兩個月，母親完全得不到家人消息，焦急萬端。因為高陶事件，日軍對外祖父恨之入骨，先後幾次派特務到香港，企圖暗殺外祖父及家人，均因杜月笙先生的嚴密保護而未能得手。現在日軍佔領香港，他們便大規模搜捕外祖父，各家報紙經常發消息：「日軍在某菜園捉到陶希聖」、「日軍將陶希聖剝皮抽筋」等等。母親在昆明讀到這些報紙標題，不知真偽，驚恐萬分，日日以淚洗面。許湘蘋後來跟我們說：「那些日子，琴薰為此焦慮，經常痛哭不已。我盡力安慰勸說，希望減輕她一些痛苦，也經常陪她去找她的伯父伯母和堂兄陶鼎來。」

據我的經驗，許湘蘋不是一個多話的人，也不會講太多安慰的話。我想，當時許湘蘋大概只是時刻伴在母親身邊，分擔母親的苦惱，陪她掉眼淚。西南聯大不是可以混畢業的，許湘蘋讀化學系，上課之外，有許多實驗。母親說，許阿姨讀書的時候，總是很忙，經常都是母親下課之後，坐在化學實驗室外面等她。可是母親無法與家人聯繫的幾個月，許湘蘋卻不管功課緊張，自動花許多時間陪伴母親。母親從許湘蘋那裏獲得的，是一份真摯的友愛，一份深刻的同情，一份閨蜜的理解，一份極大的安慰。相聚一起，時間固然重要，但相聚時的感情融合，更加珍貴。許湘蘋說：「我和琴薰雖然只同學一年，但我們的友誼是永恆的。」

那天母親又在傷心的時候，忽然接到通知，蔣夢麟先生要她到校長辦公室去一趟，許湘蘋陪着母親一起去了。蔣夢麟校長告訴母親，重慶陳布雷先生發來一封電報，請蔣校長轉給學生陶琴薰。布雷先生在電報中通知母親，外祖父已經逃離香港，回到國土，叫母親不要太心焦。母親接到電報，高興得跳起來。母親對我說，她原來在家裏聽外祖父講布雷先生，並無特別印象。接到那封電報，使她感到布雷先生的親切。她曾寫過一封信，感謝布雷先生，並且詢問外婆及弟弟們的消息，那信也是請蔣夢麟校長轉寄重慶的。後來母親轉學到重慶，才知道那次布雷先生要蔣夢麟校長轉交的電報，並非外祖父囑託他發的，而是他接獲外祖父安全逃到內地之後，了解到母親的心情，自己主動發給蔣夢麟校長的，足見布雷先生感情之細膩。為此母親在重慶期間，曾專門當面向布雷先生道謝過好幾次。

接到布雷先生電報之後，母親又接到一張匯款單，落款處「父字」是外祖父的手筆，母親看到，好像見到親人，落下淚來。許湘蘋催促着，陪母親跑到銀行去取款。櫃台裏的行員看單子，又看看母親，問：「陶希聖，你父親是陶希聖麼？前幾天《上海報》說，日本人把陶先生逮捕了，剝了皮。」「他其實沒有死，匯了四百塊錢來。」母親回答。銀行裏的人聽見了，都圍過來，爭着安慰母親。

終身把許湘蘋視為閨蜜

因為這段焦慮難耐的經歷，學年終了，母親便決意轉學到重慶中央大學，與外祖父外祖母和舅舅們團聚。但是她與許湘蘋的友情，並沒有就此中斷。母親高中的閨蜜黃泳薺考上西南聯大，母親把黃泳薺介紹給許湘蘋，遂成密友。

三個朋友大學畢業之後，各自成家。我的父母在上海金門大酒店舉行婚禮，許湘蘋結婚梁同武叔叔，黃泳薺結婚張初民叔叔。一九四八年前後，她們三人都在香港。黃泳薺本來是香港人，梁同武在香港我大舅開辦的印刷廠工作。一九四九年三月，母親抱着我，被父親接回上海那天，也是許湘蘋送到香港的碼頭。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許湘蘋和黃泳薺，在香港聽到曾昭掄教授演講，深受鼓舞，當場報名北上，拖家帶口，回到北京，參加祖國建設。又過幾年，母親也跟隨父親，從上海搬到北京，三個閨蜜重新聚會，過了兩三年還算不錯的日子。

我們三家都住在北京西城區，我家在頒賞胡同，外文出版局的宿舍，黃泳薺家在磚塔胡同，商業部的宿舍，都在西四丁字街，兩條胡同斜對，幾步路就到。我中學幾年，文革不上課，經常跑去黃泳薺家，跟她家小弟和他的鄰居們一起打橋牌。許湘蘋家在北帽胡同，每次去都坐兩站電車，在護國寺下車，順着一條斜斜的胡同，走一段路才到。許湘蘋有七個兒女，加我家三個，就是十人。每次吃飯，大人坐大桌，小孩子坐小桌，由梁家的溫溫大姐負責，不得吵鬧。

在我的記憶裏，許湘蘋永遠保持着平和、寬容、大度的態度。我從來沒有見過她發脾氣、生氣，或者表示對某人不滿。許湘蘋不是沒有遇到過磨難，但她不驕不躁，臉上永遠掛着真誠的微笑，顯示出她卓越的勇氣和堅韌。也因此，母親終身把許湘蘋視為閨蜜，從她那裏獲取安慰和力量。

真正的西南聯大人

好景不長，五七年母親成了右派。隨後梁同武因為政治歷史問題，調出外貿部，發配青海，後因病轉山西。梁同武的父親是山西聲望很高的民主人士梁園東先生，曾經跟周恩來稱兄道弟。許湘蘋是北京市特級物理教師，被迫攜帶全家，也去了山西。文革結束，父親有一次出差，專門繞道山西太原，看望許湘蘋和梁同武，在他們家裏小住幾日。也是差不多時間，張初民也因為政治歷史問題，調出商業部，被發配到晉南一個煤礦工作。黃泳薺沒有跟着去山西，繼續在北京三十五中教英文，所以張家兩個兒女還留在北京。

之後國內形勢日益緊張，親友間來往逐漸減少，個個提心吊膽。像我家這樣的黑幾類，誰沾上誰倒霉，所以更要小心，少跟人接觸，別給他人添麻煩。但即使在那種情況下，母親跟許湘蘋和黃泳薺的聯繫，還是相當密切的。她們青年時期的友情，好像具有免疫力，可以不受當時中國政治毒霧的侵染，保持純潔和真誠。

因為許湘蘋在中學物理化學教學方面的傑出成績，她經常接受邀請，回到北京，參與編寫中學教材。她每次來京，必來我家。甚至文革期間，母親墜落深淵，被完全隔離社會之外，幾乎再無一人願意跟母親接觸，但許湘蘋仍舊會來我家，看望母親。記得有幾次，許湘蘋又來我家。母親對她歎氣，跟她說：「這些孩子，十幾歲年紀，書沒得讀，將來長大，怎麼得了？」然後又說：「歷史，老沈可以給他們講講。文學，我可以給他們教教。可是我們兩人，數理化一竅不通，沒辦法教他們。你來了正好，你每次來，不要來看我，花點時間，給我的孩子們補習補習數理化吧。說不定日後世道變了，他們還有機會讀大學，那時候他們要能夠考得上才好。」之後，每次許湘蘋再來北京，果然會帶些數理化課本，給我們補習。我們一本兩本學完了，她沒有機會及時來北京，母親還會寫信去，要許湘蘋再寄教學材料來。

那些年，我和弟弟常常覺得母親經過那麼多磨難，仍舊有些天真，仍然要盼望我們上大學，很不以為然。但是最終，母親還是比我們更有遠見。滄海桑田，世道驟變，高考恢復，我們這樣家庭出身的子弟，也有了機會。許湘蘋多年對我們的幫助，有了理想的結果。我和弟弟立刻考上大學，妹妹跟着就出了國，到美國讀大學。只是母親沒有熬過苦難，五十七歲撒手人寰。我們把噩耗報告給許湘蘋，她難過了很久。

母親和許湘蘋是西南聯大學生的典型，她們的閨蜜交往，達到友情的最高境界。最近幾年，忽然之間，很多人炒作西南聯大，出書著文拍電影，沸沸揚揚，好像戴上西南聯大這個高帽，大家都榮光起來。其實，從母親、許湘蘋和黃泳薺身上，從梁同武和張初民身上，我看到真正的西南聯大人，無論教授或者學生，極少有人會舉着西南聯大的牌子，趾高氣昂。他們不敢，也不會。過去半個多世紀，凡西南聯大的教授和學生，都是一直夾着尾巴做人，結果十九成了右派分子，或者這樣那樣的反革命。隨着母親和許湘蘋她們一輩人的去世，西南聯大已經成為歷史，那一頁永遠翻過去，無處尋找。恐怕現在找不到有資格的西南聯大教授，也找不到有資格的西南聯大學生。

母親與她的閨蜜許湘蘋，那個時代所有受盡磨難的中國知識分子，一生充滿艱苦和挫折，面對無數人性罪惡的挑戰，經歷一次又一次無情的政治絞索，但她們始終保持着自己的高風亮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平靜地走自己的人生道路，直到盡頭。她們值得我們後輩人永遠的敬仰和羨慕。

（作者為旅美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