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她結識了重慶中大外文系的同學楊靜如。靜如阿姨原來也是在西南聯大讀書，讀了兩年，因為大女兒出生，轉到重慶，然後進入中央大學繼續讀後兩年。但是她大學畢業時，還是拿到西南聯大的畢業證，成為正經八百的西南聯大畢業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靜如阿姨的大女兒告訴我，她媽媽說她們搬到重慶，結識我的母親以後，家母喜歡小貝比，專門給她織了一件小毛衣。

楊靜如一九一九年出生，去年剛滿一百歲。前不久我從美國幾次跟老人家視頻拜壽，一聊就是半個多鐘頭。老太太精神矍鑠，記憶力不減當年，說古論今，講起來停不住，幾乎讓我插不進嘴去。我就不由得想起自己的母親，母親比靜如阿姨小兩歲，如果沒有因為飽受迫害於五十七歲過世，應該跟靜如阿姨一樣長壽。那麼兩個老閨蜜在一起聊天，會多麼有趣，多麼感人。

她是《呼嘯山莊》譯者

楊靜如是中國著名的翻譯家，現在大陸流行的一本譯作，英國作家勃朗特（Emily Brontë）寫的《呼嘯山莊》（Wuthering Heights，即《咆哮山莊》），是楊靜如譯的，署名楊苡。勃朗特姐妹，是母親鍾愛的英國作家，我相信她與靜如阿姨在中大讀書時，肯定同是勃朗特姐妹的書迷。我小學時候亂翻家裏藏書，看到這本《呼嘯山莊》，靜如阿姨簽名送給母親，苦讀不解，要母親講，於是聽到楊靜如的故事。

因為聽到講楊靜如的故事，父親參加進來，講起她的哥哥，楊憲益先生。

楊憲益先生一九四○年從英國歸來，到重慶中央大學任職，教授一年級英文。中大一年級英文課不在沙坪壩校本部，而在柏溪分校。我的父母親一九四二年轉學到中大，已經讀二年級，所以沒有上過楊憲益先生的課。但是那時楊憲益先生是中大的教授，父親是中大學生，後來與楊憲益先生同事多年，一直還是尊楊憲益先生為老師。

我的母親從昆明西南聯大轉到中央大學，靜如阿姨已經重新在中大讀書了，比母親高兩班。同在外文系，兩人很快成了閨蜜。母親說，靜如阿姨在大學裏，把母親叫做陶陶小姐。那個叫法，我覺得很好聽，很有文學味道。她的兩個女兒，至今仍然稱呼我的母親陶陶姨。而我們兄妹，至今見面或打電話，也仍然稱呼靜如阿姨，無法叫她楊苡先生。

騙了蔣介石的饅頭

父母親回憶，當年的重慶國立中央大學，設施十分簡陋，不過用一些簡易平房作教室、宿舍、辦公室，或者圖書館。校園裏有一個運動場，也沒什麼規模。只有一個大禮堂，算是稍有氣派。一九四四年蔣介石親任中大校長，來學校視察，在這個大禮堂裏演講，父親母親跟全校師生一起，站在禮堂裏聽，沒有座椅。

校園中心是一個小山坡，叫做松林坡。坡下坐落教室和飯堂，後坡是男生宿舍，八個人一間，四張雙人床，四個小桌子。前坡一邊是校部辦公室，另一邊是女生宿舍，像個大穀倉，全體女生都住在裏面。靜如阿姨曾經繪聲繪色給我講，有一次蔣介石校長到學校來視察，要看看女生宿舍。他帶着隨從和校領導，往女生宿舍走，碰見一個清潔工蹲在路當中。蔣介石說：「請你讓一讓吧。」那老人不認識蔣介石，理也不理。隨從們要上前去趕他，蔣介石擋住了，帶着他的人繞過老頭，走去女生宿舍。

中大女生聽說了蔣介石要來視察，早早把宿舍收拾乾淨，髒內衣破鞋子都塞到床底下。蔣介石走進來，看見宿舍裏乾淨整齊，十分高興，下令給全校女生每人發一個白麵饅頭。女生們都高興得跳起來，美美地吃了一頓。過了幾天，蔣介石心血來潮，突然又來中大視察。這次是微服私訪，誰也沒有告知，獨自一人悄悄地來了。走進女生宿舍一看，大吃一驚。各種衣褲到處亂丟，內衣乳罩到處亂掛，鞋子東倒西歪，他才曉得，上次來，只看到個表面而已。蔣介石歎了口氣，回頭便走，一批饅頭白白送掉了。

靜如阿姨講完，跟我們一起哈哈大笑，對中大女生們成功捉弄蔣介石，騙吃一頓白麵饅頭，十分得意。

戰時物質短缺，學生們連本像樣的教科書也沒有，大多油印教材，用的是黃褐色土紙，粗糙易破。但中大教授陣容卻十分強大。僅外文系而言，擁有范存忠、樓光來、俞大絪、俞大縝、初大告、徐仲年、許孟雄、楊憲益、葉君健、孫晉三、丁乃通等等。在這許多名教授的督促下，中大的學生也都很用功，而且彼此相當親近。為了練習英語，外文系學生各自起了英文名字，父親叫George，母親叫 Margaret。因為班裏男生少，父親年紀稍長，被推舉為班長，稱Authority。學生們還排演一些英文短劇，俞大絪教授是最積極的指導者。

離校園不遠，是清澈的嘉陵江，山秀水美，外文系學生經常來這裏組織集體活動。江邊有個地方叫做中渡口，開了一家茶館，也賣酒和小吃。學生們常常光顧，買些花生、橘子，坐在竹椅上喝茶聊天，很有趣味。從校園步行二三十分鐘，就到沙坪壩鎮，鎮上有書店、飯館、照相館等等，中央大學和重慶大學兩校的師生，是小鎮的主要顧客，也從那裏搭乘長途汽車去重慶。

百歲高齡　坎坷一生

靜如阿姨因為高兩班，母親讀大四的時候，她已經畢業。那年她正在醫院裏生二女兒，母親突然匆匆忙忙跑來，找靜如阿姨密談。原來是我的父親向母親求婚，母親不知該怎麼辦，驚慌失措，跑來找她商量對策。靜如阿姨給我講這段往事的時候，不住地對我擠眼睛，很神秘的模樣，逗得我直笑。那場密談，結果顯而易見，父親跟母親成了家，而且生出了我。

抗戰勝利，外公一家還都南京。母親到總統府做秘書，靜如阿姨在南京中央大學任教。我在南京出生之後，靜如阿姨常常來抱我。一九四九年後，我家搬到上海，她仍在南京，母親和靜如阿姨來往還是很密切，我依稀記得在上海見過靜如阿姨。後來母親隨父親搬到北京，與靜如阿姨只有通信聯繫了。一九五七年母親成了右派分子，不敢給朋友們招惹更多麻煩，她和靜如阿姨之間的通信也就減少了。上世紀六十年代，階級鬥爭越搞越烈，兩人便斷了聯繫。只有在南京，靜如阿姨講陶陶小姐的故事給她的女兒聽，同時在北京，母親講楊靜如的故事給我們聽。

文革之後，靜如阿姨終於同我家恢復了聯繫，可惜母親已經不在了。靜如阿姨聽到噩耗，非常難過。直到如今，我從美國給她打電話，或者回國拜會她老人家，每次靜如阿姨都要重複講，一九七二年她剛從牛棚裏出來，發配到一個中學教書。同年楊憲益先生被放出監獄，靜如阿姨跑到北京，與兄嫂團聚。

那一次，靜如阿姨在北京住了一個月，千方百計打聽母親的下落，沒有成功。雖然楊憲益與父親都在外文出版局，但從文革開始，楊先生就坐了監獄，父親則蹲了很多年牛棚，又下河南幹校。在當時殘酷的社會狀況下，正常人相互間都不敢來往，更別說被關押和打倒的反革命。楊憲益先生完全沒有沈蘇儒的下落，更不知道母親在何處。靜如阿姨說，她幾次問哥哥，楊憲益先生只是搖頭，甚至無法猜出沈蘇儒是不是還活着。

楊憲益能出獄的原因

雖然剛從牛棚受苦受難出來，人也到了北京，得到有限的自由，而且吃喝不愁，但靜如阿姨仍舊十分不滿意。除了找不到母親而極度失望之外，她也受不了北京那套虛偽和欺騙。楊憲益先生之所以被放出監獄，是因為他的夫人戴乃迭女士在英國的家人要來北京，看望楊先生夫婦。西方人永遠無法弄明白，中國人為什麼如此仇恨文化，要搞文化大革命，要殘暴地迫害知識分子。於是一夜之間，楊憲益先生從階下囚，搖身變成大花瓶。

北京政府為楊憲益夫婦安排了一間公寓，擺上沙發、電視，裝做楊憲益夫婦的家，用來接待英國家人。而且帶上一家人，出入廳堂賓館，坐席吃宴，政府官員簇擁前後，喜眉笑眼，紅口白牙，噴着唾沫星，講述中國之偉大，中國政府之英明，中國人民之幸福。

楊憲益夫婦無辜坐牢的冤案、楊靜如無辜蹲牛棚的遭遇，以及我父母親和全體中國知識分子們所受到各種迫害，似乎都不值一提，甚至好像根本從來沒有發生過。在中國，普通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的生命，居然如此低賤，如同牛羊，可以任意宰割。

眼下中國，最時興的一個詞，是歷史虛無主義。我想，確實如此，中國人民應該也必須徹底否定歷史虛無主義。我們要完整地記錄和講述上個世紀前半段中國的戰亂和革命，也要完整地記錄和講述上個世紀後半段中國經歷的動蕩和苦難。從一九五六到一九七六年，曾經確確實實地在中國存在過，三代中國人都曾在其中痛苦掙扎，二十年並非一段歷史空白，可以輕易跳過，不留一點痕跡。

（作者為旅美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