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和母親兩人不約而同，一九四二年分別從暨南大學和西南聯大轉學到重慶中央大學，就讀外文系二年級，他們那個班是一九四一年開始，稱作四一班。加上父親和母親，全班不到二十名學生，女生多於男生。一九四三年國民政府從西南聯大和中央大學外文系抽調學生，擔任美軍顧問團翻譯，中大外文系四一班男生報名從軍三人，所以男生更少，只剩四人。女生十人中，除了母親，還有好幾個名門之後，如無錫榮老闆的千金榮墨珍小姐，豐子愷先生的公子豐華瞻先生和女公子豐陳寶小姐，以及兩三個南洋華僑小姐。

母親班裏的一個同學，是蔣百里將軍的小女兒，名叫蔣和，我們叫她蔣和阿姨。母親說，蔣和阿姨胖胖的，很可愛，特別喜歡跳舞。經常周末時候跑到重慶去，參加各種舞會，據說她最喜歡的舞伴是蔣介石的小公子蔣緯國，當時是蔣緯國上校。後來母親帶着我們從上海搬到北京，跟父親團聚，好幾次帶我們到蔣和阿姨家去拜訪，聽蔣和阿姨講出國訪問的故事。那個時候，蔣和阿姨是中國煤炭部的德文翻譯，經常陪代表團出國。那時候我年紀小，只知道聽故事，不了解蔣和阿姨的姐姐是蔣英女士─中央音樂學院的聲樂教授、大名鼎鼎錢學森先生的太太。否則，或許可以請求蔣和阿姨帶我們去拜會一下，聽聽蔣英阿姨唱歌，看看錢學森先生算題。

有關馬寅初

而從小到大，我聽母親講得最多的同班同學，則是馬仰蘭阿姨，我們叫她馬阿姨。馬阿姨是馬寅初先生的女公子，曾經跟父親母親同班，畢業後又分別與父親和母親同事，按現在的說法，可算是母親的一個閨蜜。母親講過，她如何跟隨馬阿姨回家，如何見到馬寅初先生，但是從來沒有講過，她曾經聽過馬寅初先生講課。從西南聯大到中央大學，母親聽過很多名教授講課，也都曾一一講給我聽。如果她聽過馬寅初先生講課，又跟馬寅初先生的女兒是閨蜜，一定會講給我聽。所以我想，母親從來沒有聽過馬寅初先生講課。事實上，我查過史料，也從來沒有發現馬寅初先生在西南聯大和中央大學任過課，至少母親在這兩所學校讀書的時候，馬寅初先生不在那裏教書。

根據目前中國大陸可以讀到的官方資料，馬寅初先生因一九四○年發表反對國民黨政府的演講，惹惱蔣介石，被關進貴州息烽軍統集中營。一九四二年獲釋後，繼續被蔣介石軟禁。一九四六年抗戰勝利後回上海，在中華工商專科學校任教，後出任浙江大學校長。從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六年的六年，大陸官方沒有公布任何馬寅初先生工作及生活的具體史料。

台灣資料裏很難找到有關馬寅初先生的記載，大概因為他親共反蔣。而大陸關於馬寅初先生的資料，又經常一筆跳過，很不詳細，甚至互有矛盾。比如有的說他一九四二年獲釋，有的則說他一九四四年獲釋。有說他從一九四○年起，被監禁一年的，有說兩年的，有說三年的，有說四年的，而後繼續被軟禁重慶歌樂山上。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人，都被告知重慶歌樂山是中美合作所的所在地，所以此說似在暗示馬寅初先生被關在重慶中美合作所內。可是一九四四年馬寅初先生出版了一本專著《通貨新論》，他是什麼時候寫的，又在哪裏寫的呢﹖監獄裏可以寫書麼？

「家裏自己講的，出去不許亂說」

我聽母親講馬寅初先生這些故事的年代，無處獲知馬寅初先生曾坐過國民黨的監獄。上世紀五十年代，流行於世的大陸官方說法，一律是馬寅初先生反社會主義，反共產黨，反毛澤東，恨不得說馬寅初先生原本就是蔣介石心腹，哪裏還會重提他曾被國民黨下獄的歷史。母親沒有對我講過馬寅初先生曾遭國民黨逮捕，她也許不知道，母親從來對社會政治不大關心。從年代上看，她與馬阿姨同學的時候，馬寅初先生已經出獄。是否繼續被軟禁歌樂山，母親看來也不知道，因為馬阿姨上學回家似乎很正常，母親並沒有感覺到她家有什麼不自由，甚至還曾跟隨馬阿姨回家，見過馬寅初先生。後來馬阿姨給我寫的信裏，提到當年許多同學單身到重慶讀書，沒有父母在身邊，生活比較苦，言下之意，她自己有家在重慶，生活好得多，並沒有其父被軟禁的苦惱。

但母親告訴我，一九四九年以前，馬寅初先生確以公開批評蔣介石政權而著稱於世，國民黨對他是又恨又怕。我就不明白了，記得曾經問過母親，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人，一直罵蔣介石獨裁專制，無惡不做，馬寅初先生那麼公開反對國民政府，怎麼他的女兒還能讀中央大學呢﹖根據我自己當時的經驗，只要家庭出身不好，子女絕無可能升學，別說大學，我認識的人裏，許多子弟連中學都不能讀。

母親聽我問這樣的問題，沉默片刻，然後說：「當時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還是基本按照憲法執政，相當開明和民主，並不像後來幾十年所渲染的那樣。」二伯伯沈鈞儒先生最反對國民黨政府，整天在議會裏罵蔣介石，外祖父還跟他做朋友甚至結親，蔣介石也沒碰過二伯伯一指頭。還有章乃器先生、章伯鈞先生、儲安平先生，當年都是罵蔣介石獨裁的好手，國民黨沒把他們怎麼樣，照樣自由自在，日子過得舒舒服服，倒是後來共產黨把他們打入十八層地獄。母親講過以後，馬上補充：「這話是家裏自己講的，出去不許亂說。」

有一次談及這些，她歎口氣說：「如果那時像現在這樣子，仰蘭無論如何不能讀大學。」我知道她是在為我們三個孩子難過，我們沒有馬阿姨那麼幸運，生不逢時。我讀中學時，中國發生文革，大學都關門。七十年代中期，有些學校召工農兵學員，弟弟在內蒙改造表現好，被農墾兵團推薦進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因家庭出身不好，被北大除名。一九七七年大學恢復高考，我和弟弟同時參加，成績都高過北大錄取線幾十分，還是因為家庭出身問題，北京大學又一次把我們兄弟二人拋棄。

我相信母親講的故事都是真實的，她沒有任何理由不對我們講真話，而且母親因為不肯做昧良心的事，受了幾十年政治迫害，可她到底還是不會講假話。但我仍然很多年無法證實，蔣介石國民政府究竟是獨裁還是不獨裁，到底是殘暴還是不殘暴。一九七九年馬寅初先生被官方平反，大陸有關馬寅初先生的歷史資料漸漸公布出來，忽然轉而反覆強調他當年被蔣介石逮捕的事情，極力把馬寅初先生描繪成一個反對國民黨的大英雄。政治真是可笑，可憐，又可悲。

雖然我對這種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做法非常不恥，不過這些資料，也證實了母親對國民政府的總結。據大陸官方資料，馬寅初先生從一九四○年到一九四六年，被國民黨逮捕入獄或軟禁，可他一九四四年出版新著作。也是他還蹲在國民政府獄中的時候，重慶各界公開集會慶祝馬寅初六十大壽，也並沒有被國民政府指控為反動集會，沒有遭到警察局的禁止或者破壞，更沒人因此被捕。對比馬寅初先生後來幾十年的經歷，他在重慶期間簡直是太自由了。再比較上世紀五六七十年代被關押的文化名人的命運，馬寅初先生那時簡直生活太幸福了。

由於馬寅初先生是母親非常尊敬的人，馬阿姨又是母親異乎尋常的閨蜜，而我們後輩則更尊稱馬阿姨做恩人。因為馬阿姨在我們家受迫害最深重的時候，從美國回歸還特別找到我家來看望母親，帶給了母親一些萬分稀少的快樂時光。因此我們對於馬老的身世特別關心，對於中國政界史界對馬老生平所表現的選擇性記憶，那麼多輕率的忘卻，那麼多粗暴的歪曲，十分不滿。

打成右派以後

記得我還在小學時候，父親母親帶我們三個子女，到北京大學去過幾次，拜訪他們的老師俞大絪教授。我想那是一九五七年以前，因為我的母親被打成右派以後，就不大敢同親友來往，以免給別人添政治麻煩。母親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之後，六十年代父親獲准參加《毛選四卷》英文版翻譯，似有受重用的跡象，父親母親才又帶了我們重返北京大學，再訪俞大絪教授。那時我已讀中學，記得很清楚了。

我記得有一次去北京大學，拜訪過俞大絪教授後，在北京大學校園裏走路，母親忽然提出：「我們是不是順便去看看馬老﹖好幾年了，也不知仰蘭情況如何。」不記得父親當時怎麼作答，反正我們沒有去看望馬老先生。當時馬老是北京大學的校長，很多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們，也都聽說他幾次向共產黨中央和毛澤東本人，提出關於人口問題的看法，因此受到嚴厲的批評。

中國很久以來就有一說，讀大學的多出身書香門第，讀英文系的更多是闊家子弟，都是準備將來出國留洋，然後歸國做大事業的。就當年母親那個班看，此說似乎是有些道理。我的父親雖出身世族，但因他的祖父英年早逝，家道中落，到他的父母親，都只做小職員和教師而已，社會地位和經濟情況，在中大英文系那個班裏，就是最差的一等。

馬阿姨五十年後，寫信給我說：「有許多同學（大多是男生），隻身赴重慶就學，父母都不在，他們的生活比較苦，好像就是靠政府發的一點生活費。我最記得你爸爸的一件事是，他似乎總是穿着一種灰色長袍，冬天把棉花（或絲棉？）塞進去，夏天又拿出來。至於你們的媽媽，有家在重慶，生活就舒服得多。」

與馬仰蘭碼頭告別

一九四五年夏初，父親母親那一班畢業。母親由外祖父介紹，進中國農業銀行研究室工作。父親經二伯伯沈鈞儒先生介紹，進重慶的美國新聞處，現美國新聞總署前身。馬阿姨也同時經馬寅初先生介紹，進入美國新聞處任職，跟父親成了同事。

八一五光復，父親被美國新聞處派往上海籌備新辦事處，母親辭去重慶中國農業銀行工作，跟着回到上海。一九四六年初他們結婚以後，母親在上海的國民政府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編譯處找到一份工作。同年馬阿姨也從重慶回到上海，借住父親母親在狄斯威路的家。然後也到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找了份工作，又跟母親成了同事。

馬阿姨當時並沒有準備長期在上海居住工作，她已經聯繫好了美國的學校，正在辦理出國留學手續。不久一切就緒，她便登船出海。母親對我講過好幾次，馬阿姨出國的時候，她和父親兩個人送到輪船上去。那時父親轉入上海《新聞報》做記者，自己家裏有一部黑色的奧斯汀汽車，把馬阿姨連行李一起運到碼頭。後來父親到南京做特派記者，報館派一部吉普車給他用，他的奧斯汀就留在上海。我弟弟出生，母親抱着他照相，家門口背景還有那部汽車。後來父親到中共上海市委主辦的英文《上海新聞》工作，就把那部汽車捐獻給國家了。文革期間，因怕被當做資產階級生活證據，把母親抱弟弟那張照片背景上的汽車也剪掉。

母親對我講，本來父親母親在重慶中央大學讀書時，都曾決心畢業後要出國留學。母親獲得英國一所私立女子大學錄取，父親也獲得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錄取。他們當時正處熱戀，不肯一歐一美，遠隔大西洋。而且父親家裏也沒有那麼多錢，可以供他出洋留學。最後兩個人決定都不出國了，寧願廝守國內。

這情況下，馬阿姨乘船出海，自然引動父親母親的傷感。他們在碼頭上告別，馬阿姨要母親盡早去美國。父親說上海《新聞報》也許會到美國開設一個通訊處，他會努力爭取，派到美國工作。那麼三個同學同事朋友，可以在美國相聚。他們莊重約定，不論天涯海角，他們一定再見面。我至今仍能記得母親跟我講這段往事時的表情，神往而淒涼。沒有想到，馬阿姨的這個承諾，經過將近三十年曲折磨難，終於實踐，而兩個閨蜜再度見面，給母親的心裏造成巨大的震動。

我們從上海搬到北京，已經跟不少親友失去了聯繫。一九五七年母親被打成右派，更不敢跟別人聯絡。到了文革，我家被炒幾次，父親被關牛棚送幹校，期間我家又被趕出舊居，幾乎再不會有人找得到我們，但是馬阿姨找到了。她對我講，中美建交後她頭一次回國，便打聽到父親在外文局工作，可是沒來得及打聽出我家住址，便返美了。隔了一年再次回國，決心打聽出我家地址，從西城找到東城，終於成功。

閨蜜重逢　千言萬語

我清楚地記得馬阿姨一九七四年頭一次來我家的情況，我那時本已下鄉陝北插隊，剛好回京，碰上了馬阿姨。我們那時住在東單馬家廟一個極破舊的小閣樓上，狹窄的木樓梯沒有燈，黑洞洞的，馬阿姨走上樓的腳步，猶猶豫豫，走一步停一停。我聽到了，開門出去。看到一位中年婦女，瘦瘦小小，頭上蒙一塊花頭巾，一副大眼鏡佔去臉的大半。她穿的那件半長不長外衣，那雙淡黃色小巧玲瓏的皮鞋，當時中國看不到。嘴上塗了口紅，在七十年代中期的中國，也絕對沒有。我便猜她從海外來，但我不認識她。她就是馬仰蘭阿姨。

聽到是馬阿姨來了，母親掙扎着從床上起來，張着兩手，迎接她的朋友。她們擁抱在一起，兩個人的身體都劇烈抖動。馬阿姨的肩頭上，母親乾澀的眼睛，流出不斷線的眼淚，沖刷她布滿皺紋而浮腫的臉。母親說：「你回來了，又見面了，真想你啊！」馬阿姨說：「又見面了，二十七年了，我也真想念你。」母親說：「很多年沒人來看我了。」馬阿姨說：「我答應過你，一定來看你，可惜來得太晚了。」母親說：「是，你答應過，我記得。再晚，我也等着。」

聽她們簡短的對話，我心裏難過得要命。馬阿姨從口袋裏取出一塊手絹，輕輕替母親擦去臉上的淚，然後又輕輕擦去自己臉上的淚。母親說：「你萬里迢迢來看我，我站不起來，不能招待你。」馬阿姨說：「我們老同學，還講客氣嗎？你們當年在上海，我住在你家，待我那麼好，送我到碼頭上船，就夠了。我會記得一輩子。」聽了這話，母親哇哇放聲痛哭，張開兩條彎曲的胳臂，搭在馬阿姨肩上，猛烈抽搐，說：「有人記着，有人記着。」

母親一生，經受多少苦難，付出多少心血，蒙受多少冤曲，承擔多少離別，她都無怨言。她只希望得到別人一點理解，一點尊重，一點記憶。而這，只有馬阿姨才會給予她。我悄悄離開母親的屋子，給她們留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

兩個人在母親屋裏坐了一下午，沒有叫過我一次。母親自己動不了手，指揮着馬阿姨，給兩個人煎了兩個雞蛋。馬阿姨甚至記得，母親當年送她上船去美國那天早上，給她煎蛋煎焦掉。母親笑罵：「都是你拚命喊叫，催着上路，才煎焦了。」

我在外面獨自坐着發呆，聽她們快樂的談話，羨慕母親一代的真誠友情，也為自己這輩人的孤獨和薄情而悲哀。

天暗淡下來，我送馬阿姨回家。黃昏之中，我們走出院門。馬阿姨把手插在我臂彎裏挽着，邊走邊說：「你們應該記住母親的一生，她是很偉大的女性。」

我們默默走到東總布胡同馬老先生家門口，在蒼茫中告別。我說：「謝謝你，馬阿姨，二十多年了，今天是姆媽最快樂的一天。」馬阿姨說：「寧寧，請你替我好好照顧母親。會有一天，她能夠到美國來，跟我們聚會，也看到她的父親和弟弟們。」

我沉默着點點頭，跟馬阿姨道了別，獨自一人走回家去。

（作者為旅美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