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人物
今晨陳方正兄傳來傅高義教授（Ezra Feivel Vogel）於十二月二十日在美逝世的消息，令我驚憾不已。今年（二○二○）一月，中大甘琦社長在疫情未烈之際還安排了一個我與傅老的對談，為慶祝傅教授China and Japan: Facing History中文本出版的發布會開道。這是傅教授的《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一書後第二度與他共台對談了。會後，我還對他說，等他下一部大作（他計劃寫「胡耀邦」已有多年）問世，我期待與他三度同台對談。我不是隨口說的，因傅高義雖已九十高齡，但仍能寫成大書，並為中文本的出版，萬里迢迢來港，節目一個接一個，身體卻能一直保持良好狀態。以他健康判斷，我真信他可以再有新著問世的。但如今，一切戛然終止，傅老的中、英話音已成絕響。我得此「壞消息」後，隨即WhatsApp給方正兄﹕「傷感、痛惜、愴然，捨不得傅高義離去。」
我與傅高義教授認識應該逾四十年了，他今年九十，我亦八十有五，真可說是「老友」了。我已記不得何時何地與傅老第一次見面，在未認識他以前，我曾讀過他一九六三年的《日本的新中產階級》（Japan's New Middle Class: the Salary Man and his Family in a Tokyo Suburb），印象深刻，很幫助我對二戰後「新」日本的認識。之後，他一九六九年出版了第一本有關中國的書《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一九四九─一九六八）》（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1949–1968），此書對共產中國作了很細致的社會學的分析，在眾多「中共」研究的著作中，佔有一席地位。一九七九年，他的《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橫空出世，聲名大振，讀者已遠越學術社群，隱然成為日本研究之大名家，此書使他名利雙收，（他曾對我笑說，此書未能使他富有）。又十年，他的研究對象又轉回中國，一九八九年他出版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他特地送贈我一冊，扉頁上寫：「To Ambrose, one of my teachers about Hong Kong, for many years of friendship」，讀後我在致謝中讚他「One Step Ahead in China Studies」，讚他洞燭機先，看到並掌握到中國在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政策下十年中所發生的歷史性變化。
一九八九年「六四」大悲劇之後，傅高義沒有停息他的研究與出版：一九九○年出版Chinese Society on the Eve of Tiananmen: The Impact of Reform（與Deborah Davis合著），一九九七年出版Living with China: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以及二○○二年出版The Golden Age of the U.S.-China-Japan Triangle, 1972–1989（與Ming Yuan和Akihiko Tanaka合著），從這裏我們可以看美國、中國、日本的彼此關係，進入到傅高義研究視域的重心。
寫鄧小平書闖高峰
誠然，二○一一年，傅高義出版《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一書，無疑是他中國研究的一個新高點，此書對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下的變化作了一全景式的觀察，並充分闡明了鄧小平作為一總設計師，在中國大轉型中的歷史地位與意義。傅高義這本書出版後，洛陽紙貴，中文書就銷逾一百萬冊，受到的關注度與影響力，足可與他的《日本第一》一書，相提並論。一個美國學者，能分別在當代中國與日本研究中都取得里程碑式的成就，當世未見有第二人。
《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一書後，又以十年的時間，傅高義教授以九十高齡，再完成五百頁的《中國和日本：一千五百年的交流史》（China and Japan: Facing History）大著，實不能不說難能而又可貴，《中國與日本》（中文本）是傅高義第一次運用歷史社會學的觀點，第一次以同一書論述中、日兩國一千四百年的交流史。此書之作，起因於他見到近十年來，他鍾情心儀的中、日兩國的關係日見惡化，兩國的政治劍拔弩張，兩國的人民對彼此之惡感升至二戰後歷史新高。作為中、日兩國的一個朋友，傅高義深感他有一種「特殊的責任」，應該為兩國關係的改善，盡一己之力。傅老盡力之所在，便是寫了《中國和日本》一書，他之勸善之道，便是要中、日人士「直面歷史」（Facing History）。他認為從中、日一千五百年的交流史來看，中、日兩國之對立，甚至敵對，不必是歷史的常態，更可以說是不正常的。也指出在一千五百年中日的交流歷史中，中、日還多彼此為師為徒，彼此互相欣賞，互相敬重的歷史畫面，老子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傅高義老教授相信中、日人士能從歷史中認識自己（自知者明），也認識對方（知人者智），從而他覺得中、日兩國對於對方，應道歉的道歉（日對中），應感謝的感謝（中對日）。鑑往知來，傅高義期望中、日兩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開啟和平合作的新起點。
傅高義教授一生從事中國與日本的研究，由於他的勤勉不懈，深厚學養，虛懷若谷（他每事問，永感不足），更由於他對研究對象（中、日）的敬意和極大的同理心，使他成為東亞研究的一位權威學者。我認為他最大的滿足應該是親眼看到中、日兩國都是在他研究過程中，由窮困的國度轉變為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而他的最大希望則是中、日兩國能和平合作，都成為構造亞洲，乃至世界新秩序的正能量。
傅高義這位老人，其學可佩，其心可敬，我有生之日難忘二度與他同台歡談之樂。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本刊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