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的日子

黃志恭的父親黃宛是著名的心臟科醫生，所著關於心電圖的書籍是當年醫科生必讀的教科書；而乾媽所著《全身CT診斷學》則是放射科的必修書。兩個太強的人很難在一起，一直走下去的。一九五幾、六幾年時，我每個周末住在黃志恭家裏（我隻身在京，從小學起都住校）。黃宛大夫、李果珍大夫、黃志恭與我一起打橋牌。後來我才知道，在黃志恭上大學住宿於學校前，這個家庭約定，為了給兒子一個完整的家，就這樣維繫着。

果然，後來他們就分開了，再後來在黃志恭大學畢業分配到丹東工作的那些年，每個周末我都到乾媽家去。黃伯伯那裏我偶爾去一下，文革時去得比較多，大家都在過艱難的日子。那時黃志恭的外婆還在，我們三代三個人過周末。乾媽下班到家就看書、學習。我知道作為高薪高職的高級知識分子，她在單位裏的日子也不好過。直到有一天，她興高采烈地對我說：「我要去門頭溝農村醫療隊了。」我知道這意味着她的政治審查結束了，她為重返醫療崗位而高興、興奮。

乾媽的工作是逐步恢復的，在她未回到主管位置時，當年一位備受人們愛戴的開國元帥因病去世。由於他也是我同學的父親，一次提起來，乾媽說若是當初她能參與診斷，結局不會是這樣。那十年真是直接、間接地害人。

與中央首長的關係

在紀念乾媽顯赫的生平時，必須提到的是，當年我是處在那個社會最卑微的地位。無論我在學業上，在體育運動方面多麼努力、上進，由於家庭背景的關係，被排斥在大學門外。後來被分配到小學裏任教。周末時我會向乾媽報告我的教學生活，一個留洋的大教授興致勃勃地聽一個胡同小學老師講述如何應付那些調皮搗蛋的七、八歲的小男孩，她常常聽得開懷大笑，並說：「方毓仁是幹一行（業）愛一行。」這個評價成為我一生的座右銘。

乾媽下放的那段時間，我們一個多月見一次面。她從農村回來休假，跟我暢談在農村的生活、工作，興致勃勃，苦中有樂。有時她帶我去附近的新僑飯店吃西餐。我有一個發現：她點菜看菜牌時，只看左手邊的菜名，從不看右邊的價錢，我喜歡哪個菜，她就點哪個菜，不問價錢的，真是大戶人家的格局啊！

乾媽是江南名門望族出身。協和畢業留學芝加哥大學。在美國期間與黃宛、楊振寧、李政道在一起相處，乾媽常為大家炒菜做飯。回國後在北醫附屬醫院就職，後調到北京醫院加強那裏放射科的實力。北京醫院那時是高級幹部的專門醫院，後經周恩來總理一再批評脫離群眾，才面對百姓開放。我好奇心重，總想從乾媽口中打聽到一些首長逸事，只有一次，她說道：「周總理說：你看，我多聽話，你們讓我來檢查，我就來了。他，你們就叫不動。」我們能猜到「他」是誰。從而也知道主席對保持身體健康有自己的看法。雖然乾媽對自己做的首長保健工作守口如瓶，我在她家裏見到過陳雲寫給她的書法題詞、萬里委員長贈送的紀念品等等，我知道她工作繁重、責任重大。

有一年乾媽去北戴河休養，帶上了我。一天晚上她盛裝外出，是周總理請吃飯。乾媽與黃伯伯（黃宛）一同赴宴。次日黃志恭向我解釋，晚宴的目的一是酬謝，二是說服乾媽夫婦不要離婚。多年之後黃志恭跟我提過當年總理夫人鄧大姐是贊成離婚的，原因是乾媽的父親曾任民國政府財政部次長（一九六六年在香港去逝，當時宋慶齡與宋子文送了花圈），擔心會影響首長保健工作。

中國放射學界的第一人

文革終於過去了，我也申請回香港與父母團聚，臨行前乾媽說：我給你做一套新服裝，言外之意是要風風光光地回家見父母。

回到香港後沒想到除了我常到北京見乾媽之外，在香港也頻頻與她聚會。那幾年間乾媽常來與外商談判，招待她的有當年的立法局議員梁智鴻夫婦。我約她見面要去半島酒店，出入都是乘坐酒店的勞斯萊斯汽車，但是乾媽始終保持一生一貫的平實的作風。無論何時何地、無論對方地位高與低，她從來是一視同仁耐心的解答各種醫療上的疑難問題。還記得無論文革前後，還是之中，乾媽回到家中總是在看書，有時到協和的圖書館，一去就是一整天。後來我才知道，她雖然在國內始終站在醫療界的前列，但總是擔心中國醫療設備落後於國際水平。當時的乾媽年富力壯，國內外語水平像她那麼好的，鳳毛麟角。她主動擔起引進外國技術設備的重擔，現在國內醫院的CT、核磁共振等等先進的醫療設備都是當初在她的帶領下一一引進的，她一直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考察、談判，做引進工作。直到健康上不允許她頻頻乘搭飛機，才停了下來。她為全國近百所主要醫院培養了一批批放射學科帶頭人；她出版過多種關於放射影像診斷的著作，為中國放射學界走向世界做了大量開創性的工作。北美及歐洲放射學會授與她終身榮譽會員，亞太放射協會頒授給她金獎，是中國放射學界的第一人。

在她兩袖清風地在國內外與外商談判項目的過程中，她總是同時接觸國際上數家最著名的醫療設備公司，如通用、菲利普、西門子……為的是挑選出質量最好，又能為萬事剛起步的國家財政節省資金。這期間她經手的交易何止千千萬萬，她非但分文不沾，還把政府發給她的外匯津貼全部存留下來，捐獻給國家，而且用自己的積蓄，以及八十壽辰時美國通用電器、歐洲西門子和國內有關公司對她的個人捐贈，成立了獎學金，資助了國內影像學的年輕醫生出國進修。她一生從未停步，一刻不曾停止過工作、學習。乾媽終於退休了，醫院還專門為她設立了一個辦公室，她照樣上班、幫忙。回到家中，看書、讀報、彈鋼琴、練太極，在各個方面依然是我們的榜樣、楷模。

最最遺憾的是在這三年多的疫情中，乾媽住在醫院，不能回到她的書房不能再彈撥琴鍵。我們也不能去北京看她、伴她，只有兒子黃志恭寸步不離一直在她身邊相伴。乾媽在二○二二年底離世，令我們欣慰的是她走得安祥，享壽一百零七歲。她身上永遠體現着與生俱來的一種貴氣，同時胸懷一顆在建設祖國高潮中造就的為人民服務的紅心。

𧫴以以上文字寄託筆者深深的哀思。

（作者為香港資深畫廊經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