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一九六七年香港動亂（中方稱為「反英抗暴」）的成因，坊間自香港回歸後流傳一種影響頗大的說法，即「反英抗暴」這場運動，是新華社香港分社主要領導梁威林(左圖)、祁烽(右圖)「革命造反保自己權力地位最佳選擇」。金堯如先生在《中共香港政策秘聞實錄》中言之鑿鑿稱：「一九六七年香港的『反英抗暴』鬥爭，新華社的當權派的思想根源來自北京的極左思潮，其動機目的則在於轉移群眾目標、自保烏紗帽和權位。從梁威林社長的話裏，可以聽出兩重意思：一、在港澳如果搞起反帝反殖鬥爭，新華社的『革命群眾』就不會在內部造他們的反了；二、中央也就不會在香港陣前易將，把他們調回大陸經受文化大革命的『考驗』。」金堯如先生進一步稱，在北京，陳毅、廖承志甚至周恩來均被奪去外事工作包括港澳工作領導權，「梁威林社長宣布中央外辦已由革命群眾奪權，成立中央外辦革命領導小組，已報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批准。中央外辦革命領導小組特此通知港澳工委，以後接受中央外辦革命領導小組的領導。廖承志已靠邊站」。「至此，我完全明白，中央外辦的所謂『革命群眾』已經投入林彪、江青的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旗下，中央文革已全面奪了陳總、廖公的權，也奪了總理領導外辦的權，實際已撤銷了周總理領導的中央外事辦公室。今後的港澳工作已歸屬於林彪、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之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