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周老周培源的密切交往始於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一來，陸平黨委成了「黑幫」，捱他們整的「社教」運動的「積極分子」自然成了「左派」。周老和我都是「左派」，我還是「老左派」。哲學系有一批人從一九六一年開始就反黨委，所以被稱作「老左派」。在政治鬥爭中扮演什麼角色，有時是身不由己；但也不是不可選擇。我身不由己的被列入以聶元梓為首的「老左派」，我又自己選擇了與聶元梓分道揚鑣。一者，聶元梓此人人品不好，恥與為伍；二者，對文化大革命有看法，不願當「老左派」。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我貼出一張大字報，題為「新北大要整風，聶元梓第一個要整風！」聶元梓，是碰不得的。北大流行一個公式：「反聶即反動」。在我之前，凡是反聶的都被打成「反革命」。我抓住一個合理合法的旗號—「整風」，雖然沒有被打成「反革命」，還是受到日日夜夜的圍攻，說我的大字報的要害是「顛覆紅色政權」、「砍倒毛主席樹立起來的紅旗聶元梓」等等。我和支持我的人被叫做「二月逆流在北大的表現—三月逆流」。圍繞我的大字報的辯論，逐漸分成反聶和保聶兩派。四月三十日，我在大飯廳發表了一次演說。而後支持我的人越來越多，預定在六月八日成立一個反聶的組織—「新北大北京公社」。文化大革命的邏輯就是這樣：觀點不同，人以群分；觀點相同，組織起來；形成兩派，激烈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