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揭示家醜的影片反受讚譽？

在韓國生活多年，我深知韓國社會的複雜性，特別是在媒體領域，因為政治背景和社會理念不同，以及各個媒體背後與財閥的錯綜複雜關係等等，在韓國很少有影視作品能得到交口稱讚的待遇，例如韓國最近很火的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就得到了兩極分化嚴重的評價。喜歡的推崇備至，不喜歡的則大力抨擊。所以，我很好奇的想尋找一下韓國媒體對於《上流寄生族》電影是否也有批評或者否定的聲音。畢竟，電影本身講的故事，其實是在揭露韓國社會目前殘酷的貧富分化、社會分層的現實。用我們中國人的思維來說，這是一部向外人「暴露家醜」的電影，就如當年中國導演張藝謀的《紅高粱》在西方獲獎後，面對西方媒體的一致稱讚，中國國內很多媒體卻提出了反對和批評的聲音，說這部電影宣揚愚昧落後，展示偽民俗暴露民族醜陋一面去討好外國觀眾、滿足外國人的好奇心等等。

揭露社會貧富差距的苦澀

事實上，不僅我有這樣的疑慮，一些外國媒體同樣有這樣的疑問，在二月十九日參加的《上流寄生族》主創團隊載譽回國後的首次正式記者會上，就有美國CNN的記者向導演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上流寄生族》這部電影，描寫了韓國社會結構不均衡的陰暗面，上映後韓國觀眾反應熱烈，您覺得這是為什麼呢？」

在我看來，CNN這位女記者的這個提問方式讓人感到「熟悉而親切」，十分有「地方特色」，而奉俊昊導演淡定真誠的回答，讓在場不少媒體人豎起大拇指。導演主要講了兩點內容，第一點就是他坦誠自己就是要一針見血地暴露出現代社會貧富差距的苦澀一面，而他從來不想去迴避或者掩飾這個問題：「從沒想過要把這種社會病症說成只有一厘米。也許觀眾會覺得不舒服和討厭，可是電影難道應該披上甜甜的外衣嗎？我不想粉飾太平。所以我想盡量坦率地描繪我們生活的那個時代，雖然從大眾的角度來看可能很危險，但是這也是這部電影選擇的唯一道路，從拍攝到編輯到製作完成，我的想法沒有改變過。」然後第二點，奉導又很委婉地指出，《上流寄生族》所反映的社會弊端並不是韓國所獨有的現實，這是一個世界級現象─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否則電影不會如此打動不同國家的觀眾：「幸運的是，在韓國有千萬名以上的觀眾響應，而且不僅在韓國，在全世界，無論是在法國還是越南，無論是現在日本、英國還是在北美，拋開各種獲獎與否，全世界的很多觀眾都給予了這樣的響應。」

的確，《上流寄生族》這部電影雖然是韓國電影，但是它的題材背後的意義已經遠遠超越了韓國本身，它借用了這樣的一個看似匪夷所思的故事，揭露了在不少發達國家發生的階層固化引發的社會矛盾，這就是《上流寄生族》真正成功的原因─題材的全球化和影視製作的韓國化完美結合，也正因為如此，這部電影才會取得在海外十九個電影節上獲獎、斬獲海外一百五十五個獎項的「韓國電影歷史上的奇跡」吧。

回首韓國電影發展過程，可能更容易去比較和理解為什麼這樣「揭示家醜」的影片不僅沒有遭到民眾和媒體的批評，反而是讚譽了。首先，韓國的民主化道路經歷了長達四十多年的坎坷，在這些時間裏，韓國的電影人本身就是伴隨社會民主化進程成長的，他們包括奉俊昊導演在內很多人在學生時代就已經走上街頭，抗議軍事政府的獨裁統治。在他們看來，電影作為最好的手段，只有一次次的去揭露黑暗和不公，才能一步步推進社會走向公正，所以，韓國電影人在這方面的尺度向來都很大，從《逆權司機》、《韓流怪嚇》、《無聲吶喊》到《逆權大狀》、《素媛》等等，韓國從來不缺少敢於揭露現實殘酷的電影。

其次，韓國電影工業的飛速發展其實真正受益於「包容性」。韓國電影本身經歷過最嚴格的政治審查時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政治正確」是一道緊箍咒，讓韓國電影幾乎窒息，這導致了韓國電影在國內都無法生存，更談不上國際影響力了。可在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韓國政府開始放鬆了對電影的管控，確立了「文化立國」的國家戰略，到二○○一年韓國正式成立系統支持文化產業發展的機構─「文化振興院」。韓國政府秉持了「只援助，不干涉」的態度，這給予韓國年輕導演們更多的支持和話語權，這樣包容的態度得到了巨大的回報。韓國電影產業每年不僅給韓國創造了巨大的海內外收入，還一直對外輸出「韓流」文化，可謂一舉兩得。所以也難怪文在寅總統會高興的表示要在青瓦台為導演奉俊昊舉辦慶功宴，並且承諾今後韓國政府將進一步為廣大電影人提供能夠盡情發揮想像力，並放心大膽製作電影的環境。

放眼全球熒幕　皆韓流所至

對比曾經是韓國電影的老師─香港電影今日尷尬衰敗的處境，讓人心生感慨。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香港電影迎來了最鼎盛的時期，然後開始衰落，而韓國電影則在這個時期開始異軍突起，迅速壯大。在這次記者招待會上，奉俊昊導演在談到韓國商業電影與獨立電影發展的矛盾時，他坦言香港電影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由盛轉衰是韓國電影要認真學習的深刻教訓。而如何避免重蹈香港電影的覆轍，他給出的解決辦法則是：「韓國電影產業不要害怕承擔風險，應該接受更具有挑戰性的電影，同時更應該具有包容性。」

《上流寄生族》電影在國際上的巨大成功，對於韓國媒體行業來說，也是一次視野的升級。相比較過去電影斬獲國外獎項後媒體更多關注國內影響，這次韓國媒體對於電影的關注度更多是放在國際視野的層面，準確地說是更多集中在歐美國家的影響力方面。很多媒體的境外記者在歐美國家傳回了當地的報道，熱切的描繪了《上流寄生族》在當地所引發的觀影和評論的熱潮，在北美票房的節節攀升、在英國迅速上升的觀影人數等等，而且重點報道了在線流媒體領域所取得的驕人成績和在多國年輕人之間贏得的各種好評等。特別是美國有線電視頻道HBO這次已經買下版權，準備將《上流寄生族》翻拍成電視劇的消息更是引起了不少的轟動。可以看出，伴隨着電影《上流寄生族》在國際上走紅，韓國媒體的注意力也更多的放在國際層面，或可預見，在未來國際影視文化層面，韓國不僅會輸出更多優秀的電影作品，同時也會誕生出更具話語權和影響力的韓國媒體。

一九七九年的韓國，整個電影工業處於最慘淡的時期。四十年後的今天，韓國電影不僅走出國門，而且終結了九十二年以來奧斯卡只把最佳影片頒發給美國電影的歷史，這背後的意義代表着美國荷李活創新的衰落和韓國電影的迅速崛起。其實我們只要好好回顧一下近年韓國電影的各種佳作以及在電影節上的表現，我們就會信服地發現，韓國電影目前正處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各種高質量類型的影視作品層出不窮，東方與西方的文化影響力和話語權也正在悄無聲息的變化。

期待韓國如十五世紀的威尼斯一樣，小小的一個國家卻成為整個歐洲和地中海的貿易中心，當時威尼斯人驕傲地宣稱：「凡流水之經，皆為威尼斯的疆域。」那從《上流寄生族》在國際上的大獲全勝開始，也許有一天人們會說，「放眼全球熒幕，皆韓流所至」，我相信韓國電影人會有這樣的「野心」，而這種信心的真正確立，相信是始於導演奉俊昊的《上流寄生族》。

（作者為韓國檀國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