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論五四，首先必須分清三組概念。第一組是「文化五四」與「政治五四」。一個是發生在一九一五年末，以《新青年》雜誌（一九一五年九月創刊時名為《青年雜誌》，一九一六年出版第二期後更名為《新青年》）為符號的「文化五四」；一個是發生在一九一九年以「火燒趙家樓」為標誌的「政治五四」。前者是廣義的文化運動，以陳獨秀、胡適、周作人、魯迅等為主將。後者是狹義的政治愛國學生運動，以傅斯年、羅家倫、徐彥之等學生為代表。相對於七十年後，北京發生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此次「政治五四」實在幸運得多。二○一五年，有些朋友採訪我，紀念五四一百周年，那是着眼於文化五四，沒錯；如今又慶祝五四一百周年，這是着眼於政治五四，也對。

第二組是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運動，二者皆是「文化五四」範疇內的概念。新文學運動是一場文學形式的大變動，借用日本明治維新的語言「版籍奉還」，可以稱它為「文學奉還」，即把本是分裂的「文」與「言」合二為一，把文學從文言文文學變成白話文文學，把文學奉還給廣大的底層民眾。由於新文學運動的成功，所以中國人開始用白話文寫詩寫小說寫散文，至今仍然是白話文覆蓋一切，由於白話文已取得主導地位與統治地位，所以可說「新文學運動」基本上取得成功。在這個層面上，五四是勝利了。然而，「文字奉還」之後，文學的門檻也隨之變低，人人都可以寫詩寫小說（一九五八年甚至人人可以成為詩人），作家們逐步失去語言的美感意識，文學變得粗俗與粗糙，林琴南所擔心的「引車賣漿者流」的語言真的入侵了。所以新文學一百周年，其成就並不理想，特別是第五十至七十年的中國文學，更是發生嚴重的政治化與概念化現象。那三十年的文學，可以說完全失敗了，多數作品沒有審美價值，只是政治的注腳。

第三組必須分清的概念，是分清剛性五四與柔性五四。所謂剛性五四，即陳獨秀、魯迅的五四，所謂柔性五四，即胡適、周作人、蔡元培的五四。前者激烈，後者溫和。前者為五四革命派，後者為五四改良派。前者的代表作為〈文學革命論〉與〈狂人日記〉，關鍵詞是「推倒」，後者為改良派，代表作是〈文學改良芻議〉，關鍵詞為「改良」。二者的差異延伸到一九一九年胡適和李大釗的著名論辯（「問題與主義」的論辯）。李大釗認為中國應走「根本解決」的革命之路，這是布爾什維克的革命思維；胡適則提出「一點一滴改良」，繼續溫和思維。第三組的區別最後又演化成中國現代思想史上激進主義思潮與自由主義的思潮的衝突。我與李澤厚先生的《告別革命》乃是康梁與胡適大思路的繼續。

與新文學運動同時進行的是新文化運動。這實際上是一場思想革命，也可以稱作思想啟蒙運動，其具體內涵乃是以德先生和賽先生取代孔先生的巨大變動。五四新文化運動很了不起，旗幟鮮明而思想正確，它本身無疑是偉大與永恆的。可惜，五四之後啟蒙運動完全失敗了。不是某個時期的失敗，而是五四之後一百年，乃是五四精神失敗的一百年。其失敗，先不說德先生與賽先生在大陸至今仍站不住腳，也不說孔先生早已「衣錦還鄉」，幾乎成為新的教主，就說以下六個方面失敗的徵兆。

一、郭沫若等人集體精神自殺

五四失敗最早的象徵事件，乃是郭沫若和以他為旗幟的創造社的集體精神自殺。一九一九年下半年和一九二○年乃是郭沫若發表《女神》的寫作爆炸期。這之前，即一九一八年八月，郭沫若和郁達夫、張資平、成仿吾開始醞釀結社，形成創造社「胚胎」。創造社提出兩個著名口號，一個是「為自我而藝術」，一個是「為藝術而藝術」，並竭力主張文學藝術應當「尊重個性」和「景仰自由」。這個時候，創造社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進團體。但到了一九二五年，郭沫若就在《文藝論集》的序言中（發表於《洪水》半月刊一九二五年第一卷）宣布放棄「過去」，即放棄「尊重個性」和「景仰自由」的主張。他把《文藝論集》視為埋葬「殘骸」的「墳」，公開聲稱五四後的「這一兩年」，他「完全變了」。過去所倡導的尊重文學的「個性」和「自由」，「未免出於僭妄」，即太奢侈了，太狂妄了，太不守本份了。正式和五四決裂，也就是公開改旗易幟，讓「革命性」取代「個性」，並開啟了「革命文學」的新時代。

二、中國人至今仍「不像人」

五四失敗的表現之二：五四的啟蒙重心，與西方的啟蒙重心不同。西方的啟蒙乃是「理性」的啟蒙。康德在〈什麼是啟蒙〉一文中說，所謂啟蒙，乃是啟迪人們勇敢地運用理性。中國五四的啟蒙，雖然也有科學文化、邏輯文化、審美文化的啟蒙內涵，但重心是「人」的啟蒙與「人性」的啟蒙。啟蒙者告訴中國人：我們是「人」，不是奴隸，不是牛馬。我們是個體的人，不是群體的附件。我們有做人的尊嚴與做人的權利。魯迅說，中國人只經歷過「做穩奴隸」和「連奴隸也做不得」（做牛馬）的兩個時代，從未經歷過做「人」的時代。我們應當進入「人」的時代。這是中國「人─個體」意識的大覺醒。可是五四之後中國人贏得做人的權利了嗎？沒有，至今中國人仍然「不像人」，仍然沒有人的價值理念，沒有「靈魂主權」的覺悟。今天中國的胃腸比五四前飽滿了，但腦子仍然沒有做人的意識。中國人的全部神經一些被政治所抓住，一些則被金錢（市場）所抓住。中國還是少數人稱王稱霸，多數人點頭哈腰。欣賞的還是叩謝皇上、自稱「奴才」的清朝題材的宮廷戲，五四的「人等於人」的公式在中國始終未能確立。

三、個人、個體、個性全被消滅

文化五四運動是一個突出個人、個體與個性的運動，可是，今日的中國，「個人」、「個體」、「個性」全被消滅了。五四高舉易卜生的旗幟，高舉尼采的旗幟，啟蒙人們，你屬你自己，你不僅是君王的臣子、父親的兒子、丈夫的妻子，你還是你自己，你擁有生命的主權與靈魂的主權。可是，一百年來，講個人、個體、個性成了「個人主義」，即使未被打成「右派分子」，至少是思想罪。至今，只能說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不能說，人是個體存在的總和。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在文學藝術中，只能講黨性、階級性、革命性，不能講人性、個性、自性、靈性、悟性等。對此，直到八十年代才有所反思。總之是講階級、講集體、講群眾，乃是天經地義，講個體、講個人、講個性，則大逆不道。或者說，講黨性非常安全，講主體性蒙受各種壓力。文學藝術本是充分個人化的精神價值創造活動，也被納入國有化和計劃化的統籌之中，中國的個人，普遍缺少獨立的人格與獨立的思想，看別人（領導人）的眼色行事，這怎麼可能進行創造？

四、啟蒙主體位置完全顛倒

五四失敗還有一個重大標誌，是作為啟蒙運動，其「啟蒙主體」完全崩潰，作家、藝術家變成被啟蒙、被教育的對象，主體位置完全顛倒了。

五四啟蒙運動，其啟蒙主體是少數作家、藝術家、知識分子，這是不言而喻的。陳獨秀、胡適、周作人、魯迅、蔡元培等作為啟蒙主體，當然啟蒙、開導、教育廣大民眾，當然是阿Q、閏土、祥林嫂的啟蒙老師。但是，三十年代末，革命領袖的〈五四運動〉一文把啟蒙主體的位置顛倒過來，說：「現在工農兵才是革命的主力軍，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又進一步說，知識分子要接受大眾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更進一步說，知識分子要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即再啟蒙。胡風的問題正是四九之後，他仍然堅持五四啟蒙邏輯，堅持「少數人啟蒙多數人」的常態，忽略了革命領袖關於啟蒙主體已發生根本變動的思想，繼續宣揚主觀戰鬥精神，繼續主張作家要幫助工農兵去掉「精神奴役的創傷」，而且寫了三十萬字意見書，這種書生意氣，當然惹怒了革命領袖，於是，他與他的朋友，成了「反革命集團」。胡風文字獄傷及兩千多個知識分子，乃是五四啟蒙精神的大失敗。

五、不許講述普世價值

再者是五四世界視野的毀滅。五四啟蒙運動，乃是用西方文化視野啟蒙中國人。如果說，洋務運動是在世界視野下發現中國的槍炮（技術）不如人，戊戌運動是在世界視野下發現中國的制度不如人，那麼，五四則是在世界視野下發現中國的文化不如人，即發現中國的文化只適合農業文明不適合工業文明。中國文化只有奴隸意識，缺少契約意識；中國文化只講個體人格，不講戀愛自由、婚姻自由、讀書自由等，中國文化具有「大丈夫」、「大宗法」等觀念，但缺少「人權、人道、人性」等觀念。五四引入易卜生，引入尼采，引入托爾斯泰等，都是世界視野的拓展。可是，如今，國際視野又返回中國視野，只允許講述中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不許講述「普世價值」，「普世價值」成為嚴禁的一個人文科學概念。當今多數中國人只講「民族主義」，不講「國際主義」、「普世主義」。這是一種大倒退，也是五四的大失敗。

六、美育走向衰落甚至滅亡

最後是審美實踐的失敗。審美、美育，對於人生確實極為重要。從我們自己的經驗也可了解，最接近人的，首先是美。我們去逛街，尋找的首先是美服、美飾、美食，正如我們先是被「詩」所吸引，然後再被《論語》所吸引。「美」總是先於「善」（「道德」）。孔子說，他從未見過「好德如好色者」，也是人之常情，人先是被「色」所吸引，然後再喜歡「德」。

什麼是美。世上有無數關於美的定義。然而，最經典、顛撲不破的定義，是康德關於美即「超功利」的定義，美與功利無關。政治、經濟、新聞、道德，無不與功利相關。文學藝術最自由，因為它可以超越功利。無功利，無企求，無目的，才有「美」。《紅樓夢》中探春主持家政時，認為荷葉、枯花也可賣錢，這是世俗思維，寶玉不能理解，因為他是純審美的詩人，只知道花可鑑賞，不求任何功利。大家結社賽詩，儘管寶玉被評為最末，他也高興，因為完全為詩而詩。

蔡元培的美育，開始雖也有「非耶」的背景，但他深知美的超功利特性。他在一九一七年作了「以美育代宗教說」的演講，認為審美比宗教更帶有普遍性和超越性。也就是說，它更帶普世價值，它超越了宗教的觀念與偏見。在中國文化中，儒家的道德要求超越了美的要求，但道家更重視個體之美。可惜，「審美代宗教」的思路完全失敗了。其表現：一、教育中「美育」之維走向衰落甚至滅亡。現在只有實用主義的分數計較、名次計較，沒有純審美的教育。蔡元培的功勞是把中國教育從三維（德、智、體）擴大到四維（多了「美育」）。然而，「美育」至今未獨立成教育體系。不能與德、智、體等三維並列。二、「美育」因為中國的外部環境而被壓抑。即「革命」才是第一主題，第一基調，革命壓倒一切，也壓倒審美。文學藝術成了革命的齒輪與螺絲釘，即成了革命的號筒，與革命宗教的注腳，太功利化了，美育也因革命化而失去存在的依據。三、「美育」除了功利化即政治化之外，還發生極端「世俗化」。雅、俗本可以成為審美的張力，如汪曾祺寫《沙家浜》的樣板戲，世俗中也有審美的因素，平民（如晴雯）也有貴族性。但過份的世俗化便使「古雅」之維完全喪失。「下里巴人」一統治天下之後，阿Q、閏土審美的眼睛成了唯一的眼睛，這就錯了。現在中國教育中的「美育」，已是「白茫茫一片真乾淨」，完全「無立足境」。

以上六點，都是百年來五四新文化運動失敗的明證。五四精神本身，尤其是突出「人」突出「個人」的精神，是偉大的、不朽的、正確的，但是，中國的精英提倡之後的這一百年，從一九一九至二○一九年，其精神卻完全被整肅、被剷除、被消滅，五四的基本精神已不復存在。因此，五四之後的一百年完全是五四失敗的一百年。

第一次掙扎：呼喚個體主體歸位

三十年前，我已意識到，五四啟蒙運動已經全盤失敗，人性、個體、個性、自性、心靈、自由，全都葬送在牛棚裏了。我所能做的唯有呼喚那些已經死亡的一切，即使復活，也只是「迴光返照」。

八十年代是中國思想最活潑的時代，我充滿打倒「四人幫」的勝利的亢奮，也整天做着白日夢，包括個體夢、主體夢、人性復歸夢、個性復歸夢、個體自由夢、個體尊嚴夢等。我把這一切夢都總括為「主體歸位」、「個性歸位」，並為此而發言、而寫作。作為八十年代的「弄潮兒」，我清醒地意識到，我所做的一切，乃是五四「人─個體」精神的掙扎與「迴光返照」。好景不會太久、太長。這是中國專制制度的自我療傷時期，我應當趁此做些事。而最重要的是要趁此呼喚五四那些人的尊嚴，呼喚人的價值，人的自由等精神，呼喚每一個作家詩人的主體地位。所謂主體，便有人，人類。有群體主體性，也有個體主體性，我呼喚的是個體主體性。

關於恢復人的尊嚴與人的價值。我提出的根本點是呼喚尊重每一個人的思想主權即靈魂主權，反對個體心靈國有化。我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培養出來的學生，仰仗社會主義助學金讀書長大，所以從不反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國有化，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卻難以接受「全面專政」口號。這一口號乃是認定政治、經濟領域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夠的，唯有把專制推向文化領域即個人的心靈領域才是全面的。於是我跟着大家拚命「鬥私批修」，狠整「私心一閃念」，連寫作也當作個人主義拚命檢查。那時，所有的人都在向國家交心，讓心靈國有化。我理解的文化大革命，正是心靈國有化的革命。我所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工資最高的是正在標點《二十四史》的顧頡剛先生，他竟然交出二百七十多條心，贏得民盟「交心比賽」的第二名。我雖然沒有太多心可交，但感受到這種喪失個體尊嚴的痛楚，並質疑這種心靈國有化運動，把它視為人格尊嚴與文學自由的失落。於是，在八十年代，在文學領域，我開始著述《性格組合論》。名為《性格組合論》，實為《人性組合論》，此書，我認定交心交出個性，恰恰是反人性反文學反真實。

《性格組合論》獲得成功之後我又提出《論文學主體性》，對文學的黨性原則直接提出挑戰。考慮到人文環境的具體情況，我把作家分解為世俗角色與本真角色（即現實實踐主體與藝術精神主體）。作為黨員，可以守持黨性（革命者可以守持革命性），但作為作家，則應當超越現實主體的種種限制而進入藝術主體的自由狀態，追求人性、個性、自性。也就是說，現實中你是集體的一員，但在寫作時，應是個體的存在。這是在新時代裏我所做的恢復五四「人──個體」精神的具體努力，回歸五四個人精神與自由精神的一次掙扎。但是文學主體原則提出後我遭受到政治上綱、左派圍攻，最終因黨中央的刊物《紅旗》發表聲討文章而結束。

此次掙扎最終歸於失敗。個人失敗不要緊，最令人擔憂的是現在國內「全面專政」又走上歷史舞台。新型的全面專政與舊有的全面專政一樣，最憎恨的還是宣揚人性、個性、自性。整個國家都在說「夢」，但只有國家富強夢（民族復興夢），而沒有個體自由夢，也沒有個人尊嚴夢。沒有個體自由，國家富強就基礎不牢。絕對的強國訴求，必然導致新的心靈國有化與精神計劃化。今天的中國，文學藝術陷入空前的困境，把文學視為充分的個人精神活動，其結果是流亡。雖說不完全是政治流亡，但即使是美學流亡也表明：中國個體的地位已完全失落了！

這裏必須聲明一下，我講中國丟失個體、個性，缺少「個體自由夢」，只是「描述」，並非譴責。麵包與自由，在人類歷史上總是陷入衝突，難以兼得。這種困境，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已發現其普遍意義，並加以展示。其實，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也是如此：民族復興夢（孫中山、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等近代思想家所作的群體夢）和五四作家所作的個體自由夢常常發生衝突，包括創造社的選擇，也是這樣。但是，應當承認，社會的健康與興旺，是兩夢必須並舉，絕對不可以用國家偶像排擠個體尊嚴。

出國之前，我作了第一次掙扎，那是呼喚個體自由夢的掙扎。出國之後，我仍不死心。借助海外的自由條件，我再次呼喚五四啟蒙精神，再次爭取人性與個性的復歸。如果說第一次掙扎的重心，是「復歸」；第二次掙扎的重心則是「放逐」。我意識到，不「疏」不「流」，不「通」不「暢」，唯有「放逐」一切「束縛」，才有「個性」與「自由」，於是，我放逐了四大堵塞個性與自由的精神鎖鏈。

第二次掙扎：放逐革命思路

反省一下，覺得把自己捆綁得最緊的是「革命」二字。五四所進行的「文學革命」，過於激烈，五四後的「革命文學」更加激烈，政治完全壓倒文學。革命，變成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主題、生活基調。革命成功後，中華民族生活重心仍然是「革命」，號稱為「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我們這一代人完全迷失在「革命」之中，我個人也不知不覺地成了「革命狂」，講話寫文章均唱革命高調，均以「革命」為靈魂。人群的分野是「革命」與「反革命」，為了表明自己屬革命陣營於革命路線一邊，全部思路都以「革命思想體系」為準則。出國第二年，我和李澤厚先生對談《告別革命》，此書是為中國設想，確實想為中國「開萬世太平」，覺得在「改良」與「革命」兩條基本道路面前，應當選擇「改良」之路。改良其實也很麻煩，也需要鬥爭，但可以避免流血，避免暴力，避免傷及無辜，所以相對而言，還是走改良之路好一些。數十年的革命教育，使我們這些「革命狂」，個個都把革命當作唯一「聖物」，都崇拜暴力和崇拜槍桿子，「告別革命」，首先要告別這一大思路，即告別以暴力革命為歷史必由之路的思維定勢。

此外，就個人而言，還要告別革命思想體系，即以為革命是歷史發展的火車頭，革命歷史本身就是歷史的全部（排除生產力發展的歷史線索），未看到血的陰影乃是最難抹掉的陰影，革命本身會造成多種後遺症，包括「調動仇恨」等災難性的後遺症。我和李澤厚先生均認定，階級矛盾與階級衝突，永遠都會有，但是，解決矛盾時，階級調和（改良）比階級鬥爭的辦法好，尤其是比暴力化的階級鬥爭手段好。基於這種認識，我們從一九九一年開始，就進行「告別革命」的對話。在對話中，首先定義告別的「革命」，是指「用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的方式尤其是暴力的方式推翻現政權的活動」。很明顯，我們反對的是以暴力的方式「打倒」和「推翻」現政權。對於現政權，我們也有不滿，但覺得只能用「批評」、「改良」、「議會鬥爭」等辦法去解決，而不宜用流血鬥爭的革命辦法去解決。這也是共產國際運動中伯恩斯坦、考茨基一派的主張，被命名為「修正主義」的主張，我們正是在馬克思主義的範疇內，修正了原教旨主義中的「暴力崇拜」、「武裝鬥爭崇拜」等內涵，也是在承認現政權（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前提下所進行的思索。總之，革命是當代中國人的一種「神」，到俄國之後，我親眼目睹革命的後果，更是決心把它放逐，從理念上也從心靈上把它放逐。當然，我和李澤厚先生的「告別」（即「放逐」）是理性的，我們並不反對歷史上一切「革命」的道德正義性和歷史合理性，也不否定新中國革命的正當性。只是反對把暴力手段當作唯一手段，只是反對「以暴抗暴」，反對高舉「流血」旗幟。因為「告別革命」，所以我們認為胡適的「文學改良」比陳獨秀的「文學革命」好，也認為胡適的「一點一滴改良」比李大釗「根本解決」好。

放逐國家權力中心

我把國家視為「三合一」的結構，即國家包括「自然結構」、「精神結構」和「實體結構」。自然結構是指山川、土地、森林、海洋、動物等，這一結構當然不可放逐，當然要永遠擁抱。精神結構，主要是指文化、傳統、語音、社稷，這當然也不可放逐。還有一個重要結構是權力中心，古代稱之為「朝廷」，現代稱之為「中央」，這是權力中心系統中的領袖、議會、監獄、法院、警察、軍隊等等，這個意義上的「國家」，五四運動時，文化先行者們稱之為「國家偶像」。陳獨秀寫過〈偶像破壞論〉，他認定，為了解放大家的思想，就得掃除各種堵塞思想的偶像，國家也是一種偶像，也屬五四運動必須破壞之列。五四之前，梁啟超論述中國積弱的原因，其中一個原因是國家觀念不明確。他認為應當把國家與天下、國家與朝廷、國家與國民，這幾對範疇區分清楚。朝廷不等於國家，愛新覺羅王朝不等於國家。他認為，國家的主體是國民，愛國家主要是愛國民。當然也要愛山川、土地、文化、社稷等（不過他未明確這麼說）。我說的「放逐國家」，指的是放逐「權力中心」這個意義上的國家。在《放逐諸神》一書中，有一篇〈文學對國家的放逐〉（本是提供給斯德哥爾摩大學《國家、社會、個人》學術討論的文章）。我的意思是說，國家對文學管得太死，就沒有文學了。文學是最自由的領域，人類在現象界（現實生存）中其實是沒有自由的，自由只存在於文學藝術等純粹精神領域。在文學藝術中可以想像，可以展開各種心理活動。這些活動無邊無際，廣闊而神秘，不受現實規範，甚至違反法律。文學藝術正因為有這種權利與特性，所以它才有存在的理由。如果國家管轄得太嚴，把文學藝術計劃化、國有化、國家化，那文學藝術就會走向死亡。我經歷的年代，正是國家發揮戰時文工團傳統的年代，國家要求文學藝術為政治服務，充當國家的工具與螺絲釘，結果使文學發生嚴重的公式化、圖解化、概念化，文學成了政治意識形態的形象轉達和形象注腳，作家成了國家的奴隸和人質。

放逐束縛思想的主義

除了放逐革命、放逐國家之外，我意識到，還必須放逐概念。所謂「概念」，便是主義，即政治意識形態。儘管「革命」、「國家」也是概念，但它們之外還有一套束縛思想的概念體系。在我生活的年代，這一體系既包括政治概念、文化概念，也包括文學藝術概念。每一個概念，都是一種陷阱，一種鎖鏈。政治概念，如「階級鬥爭」、「基本路線」、「全面專政」、「繼續革命」等等，哪一個不是陷阱與鎖鏈？文化概念，例如「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唯生產力論」，「封、資、修、名、洋、古」等等，從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年整整三十年中，意識形態取代文化，「主義」壓倒一切。這個時代，只有政治，沒有文化；只有政府，沒有社會；只有鬥爭，沒有妥協。這個時期的文學，也是充斥從蘇聯那裏照搬過來的教條和概念，什麼「階級論」，什麼「反映論」，什麼「典型論」，什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什麼「革命現實論與革命浪漫主義的結合」，發展到文化大革命，則只剩下「高大全」，「塑造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等高調概念。

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茅盾的《夜讀偶記》，一個非常優秀的中國現代作家，怎麼也寫出一本如此荒謬、如此蠻橫的文學理論書籍呢？政治性概念對中國文學傷害有多深，從這本小冊子就可以讀出來了。茅盾在此書中竟然把「批判現實主義」（巴爾札克、托爾斯泰所代表的現實主義）視為現實主義的低級階段，而把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視為現實主義的高級階段。而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就是那種教條化即意識形態化的現實主義。現實主義再加上一個意識形態前提，怎能還有人性的真實和生存環境的真實？

茅盾自身的小說創作，《子夜》之前的《蝕》與《虹》以及《霜葉紅於二月花》等，沒有「社會主義」的前提，倒是比較真實，而《子夜》與《子夜》之後的作品標榜社會主義，反而削弱了真實。茅盾是五四後一代左翼作家的代表人物，他本身走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之後便陷入絕境。茅盾不但未汲取教訓，反而把自己的失敗當作成功，把巨大教訓當作勝利並加以理論化，不僅在理念上是荒謬的，而且完全背離世界文學歷史的基本事實，把巴爾札克、托爾斯泰、狄更斯、契訶夫等文學高峰，世所公認的經典，視為低級文學，這怎能說得過去呢？閱讀一下《夜讀偶記》，便知道中國作家中毒有多深。我「放逐概念」，當然包括放逐《夜讀偶記》，所以我在《放逐諸神》一書中和李歐梵先生一起批評了茅盾。

放逐二極思維模式

上下、高低、正反、陰陽、苦樂、善惡、是非，等等，都是基本的二分，這是人類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二分，這種分，永遠是需要的。

然而，以往我接受的「一分為二」，只講「分」，不講「合」；只講「異」，不講「同」；只講「割」，不講「連」；只講「別」，不講「聚」；只講「你死我活」，不講「你活我也活」。在政治上，首先分清敵我；在道德上首先分清善惡，即大仁與大惡；在是非上則分清黑與白。這種劃分後來在我思想上形成一種簡單化的一個消滅另一個的套式。我寫《人物性格二重組合原理》，描述人的內心常有的善惡衝突，人並非黑白分明那麼簡單。到了海外之後，我學禪，首先遇到的是它的不二法門。這個不二法門，使他們（佛教徒）沒有分別心，也沒有尊卑之別、內外之別、貴賤之別，能平等地對待每一顆心靈，這才有慈悲。慈悲並非來自二極思維，而是來自不二思維。禪、慧能，給我最大的啟迪，就是這個「不二」。於是，我接受了「不二法門」，並把「不二法門」加以泛化（普遍化）。在閱讀《紅樓夢》時，我因為從「一分為二」走向「不二法門」，所以對小說中的各種心靈便看明白了。賈寶玉的心靈之所以可愛，就因為他看人全用不二眼光。他沒有貴族與平民之分，沒有上等人與下等人之分。晴雯，在王夫人眼裏是一個「丫鬟」、「奴婢」，也就是「下人」，但賈寶玉沒有這種二極思維所產生的概念，他眼裏的晴雯就是晴雯，是一個聰明美麗的生命。她身份下賤，但心比天高。賈寶玉在晴雯去世之後，所寫的祭文〈芙蓉女兒誄〉，就把晴雯這麼一個女奴當作天使來歌頌，稱讚她「其為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其為性則冰雪不足喻其潔，其為神則星日不足喻其精，其為貌則花月不足喻其色」。其境界之高，前無古人，甚至屈原的〈離騷〉也無法與它相比。賈寶玉之所以人人愛，正是因為他尊重人人，不以分別心看人。妙玉極端聰明、極端美麗，但就其心地而言，她守持的是分別之心，天然地對人進行高下之分與尊卑之分，賈母造訪時她刻意奉迎，而劉姥姥喝過的杯子她則嫌髒而扔掉。她的分別之心變成勢利之心，難怪曹雪芹給她的評語是「云空未必空」。

從禪的「不二法門」，我又走向《道德經》所揭示的「三」與「萬」，即「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是說，無限豐富的萬物萬有，皆由「三」產生。我把「三」視為兩極對立中的第三地帶，並認識到這個地帶無限廣闊，其空間之大難以形容。所以我在海外選擇「第三空間」作為立足之所。在政治上，不立於左右兩個極端之上，而是立足於兩極中的中間領域；在道德上，不崇尚大仁與大惡，因為完全的「仁」與完全的「惡」皆不真實。而在大仁大惡之間的許多人，「第三種人」，反而更真實。

走出二極思維模式之後，我仔細想想，覺得應當守持分別相的科學。不加分門別類，便沒有科學。所謂邏輯，也是分門別類。但宗教與文學，面對的是整體人性，如果也分高低貴賤，就不可能愛一切人，理解一切人。一旦分別敵我、內外、尊卑，就勢必丟掉「平等」，丟掉「慈悲」。

我的掙扎與放逐，不是倒退，而是守持，即守持五四啟蒙精神，特別是    「人─個體」的獨立精神，尊重個性的自由精神，德先生賽先生取代孔先生的新文化精神。我的第二次掙扎，使我返回五四新文化本身，在五四失敗之後，贏得一些歷史瞬間的「個性」與「自由」，這也算是失敗中的勝利，絕望中的希望。

（本文出處：香港科技大學「五四之後：當代人文的三個方向─夏志清、李歐梵、劉再復」國際學術研討會。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客座教授、本刊顧問。作者連載《我的心靈史》暫停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