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累，但不怕累

悅然教授確實太累了，他閱讀、研究、翻譯、判斷、交往、演講，樣樣都是累活兒。僅從西方飛到東方就飛了幾百回，環繞地球也不知多少圈。他是一個真正「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人，其超人的勤奮是我親眼看到的。

作為中國文學的知音和傳播者，他對中國文學的閱讀量多得實在驚人，且不說當代作家和當代詩人的創作他跟蹤不放（他翻譯了魯迅、沈從文的代表作，翻譯了高行健的《靈山》和很多劇本，還翻譯了北島和台灣的很多詩歌），從古代的屈原到清代的曹雪芹，他都朝夕閱讀，非常熟悉。在百忙中，他竟把中國的四大名著（即四大經典小說）中的兩部《水滸傳》和《西遊記》從中文翻譯成瑞典文。其工程之浩大，文字轉換之艱難，難以想像。一九九二年我到斯德哥爾摩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他正在翻譯《西遊記》，每翻譯出一章，都高興得像小孩，愉快地告訴我，今天又翻完一章了！去年我寫作《西遊記悟語三百則》時，還想到他天真的笑影。

作為瑞典學院院士、諾貝爾文學獎的十八名投票者之一，他又必須閱讀大量的西方小說、詩歌、散文。一九八七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了俄國的流亡作家布羅斯基，他就認真地閱讀了他的全部詩作。對其詩歌稱讚不已，他還帶我去見布羅斯基的瑞典文譯者，稱讚布羅斯基的詩寫得好，譯者翻得好。他懂得瑞典文、英文、中文，直接閱讀了許多英文著作，給我講了許多英文故事。他說從印度逃亡到英國的奈葆爾的《大河灣》等作品寫得很好，「你看了以後一定會有共鳴」。

作為西方著名的漢學家，他從研究《公羊傳》、《穀梁傳》入手，孜孜不倦地鑽研，直到成為高本漢漢學系統的脊梁。最後又進入莊子，把握中國文化的整體。為了探討中國文化，他又鑽研佛經，吸收大乘智慧，努力打通中國文化、印度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血脈。我走遍歐洲，再也沒有看到一個漢語講得那麼好、對中國文化那麼熟悉的漢學家了。

偉大朋友還是階級敵人？

二○○○年十月，瑞典學院公布了該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中國作家高行健。公布之後一個多小時以內他就給我打電話說﹕「我們的選擇對了，高行健得獎了。首先要感謝你和你太太菲亞，如果不是你們把《靈山》原稿背回去打印，我實在沒有辦法翻譯，行健的原稿我很多認不清，儘管台灣也在排印《靈山》，但我看不到。高行健獲獎，我們勝利了。但是，你的祖國可能從此要把我當成階級敵人，不讓我到中國去了。」我回答說：「你對中國文學貢獻那麼大，中國人民把你當成偉大朋友，不會當成階級敵人。」他說：「但願你的看法能代表你的祖國的看法，不把我當敵人就行了。」行健得獎後若干年裏中國政府果然不讓馬悅然進中國，他申請好幾次都被拒簽了，直到幾年後（忘記具體時日），吳儀副總理到瑞典訪問，向中央反映了這問題，他和文芬才被允許進入中國。

推薦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

我和悅然教授第一次見面是在一九八七年，在中國作協鄧友梅宴請他的聚會上。此次聚會我們一見面，他就說：「我今天要代表瑞典學院正式地通知你，我們已經決定明年十二月邀請兩位中國學者參加觀賞諾貝爾獎頒獎的全過程，包括國王的宴會、獲獎人的演說，全部獎項的頒獎儀式。自然科學方面我們想請修瑞娟女士，文學方面就想請你參加。現在徵求你的意見。如果你同意，我們就馬上發正式邀請函。你如果能夠參加，就準備一套中山裝。」這次見面，我非常驚訝，他對我提出的一些文學理論問題竟然那麼熟悉，同時也感到非常榮幸，我可以突破中瑞文化交流史，作為第一個參加諾貝爾獎頒獎儀式的中國作家。此次見面也使我和悅然教授成為了好朋友，所以他一直很關心我。一九八九年發生「六四」事件以後，他到處尋找我的蹤跡，知道我在芝加哥大學、科羅拉多大學落腳之後，他便推動他的學生羅多弼（斯德哥爾摩大學東亞系主任）發正式邀請函，讓我到斯德哥爾摩大學客座一年。我接受斯大的邀請，從一九九二年的八月到一九九三年的八月客座一年，並以我的名義和斯大的名義向第三世界基金會申請了十萬克朗的款項，召開了題為「國家、社會、個人」的國際學術討論會（具體會議組織者是陳邁平先生）。會間他說：「我希望中國很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不知道先獎給誰為好。」我說：「如果要獎給小說、戲劇家就獎給行健，如果獎給詩人就獎給北島。」他聽了很高興，問我：「你能告訴我你最喜歡閱讀的三個中國詩人的詩歌嗎？」我回答說：「我最喜歡閱讀的是北島、舒婷、蔡其矯的詩歌。」他說：「我怎麼沒有聽說過這個蔡其矯？」我說：「因為他是我家鄉的詩人，所以我閱讀過而你沒有。」他說：「那我以後要閱讀他的詩歌。我們這邊辦了一份簡報，只讓我們院士們看，請各國最優秀的評論家推薦他們本國最優秀的作家，你能幫我們寫一篇嗎？」我答應後，寫了一篇三千字的文章，重點推薦高行健。那之後，我在斯德哥爾摩大學東亞系講課，他和他的第一任夫人陳寧祖大姐每次都來聽講，我跟他們開玩笑說：「你們兩個老菩薩坐在這兒，我精神負擔很重。」我還問他：「我重點推薦高行健，跟你推薦北島有衝突嗎？」他說：「不會。你儘管按你的想法去做。」

還有一件事總是讓我感動，就是我在斯大的宿舍邊上有一座小山，山上長了許多蘑菇。他聽人家談論再復和他的妻子菲亞常去山上採蘑菇的消息以後，就非常着急，親自找我說不許你再去採蘑菇了，中毒了怎麼辦？他還說：「我請楊煉來過一次，他也喜歡採蘑菇，我們只好把他搬到離蘑菇山很遠的地方。」我說我是農家子，從小就採蘑菇，知道什麼蘑菇有毒，什麼沒有。他還是不放心，每次見面都要談起這事兒。

一生勞累饒有意義

他和我成為好朋友之後，很多事情都跟我商量，包括中國下一個作家誰可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我知道他很喜歡山西作家李銳，我也表示認同。他還很喜歡曹乃謙，我則說我覺得曹乃謙的小說也寫得不錯，但是寫得太少了。我還向他推薦過鄭義，並買了他的幾本書送給馬悅然。馬悅然看了以後說：「他有很多書都是寫生態和大自然的，屬於社會學，不屬於文學。」馬悅然走了，他帶着勞累走了，但我想起俄國哲學家別爾加耶夫說過，人生不怕勞累，只怕勞累沒有意義。馬悅然一生的勞累是很有意義的，他不僅為中國文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且為世界文學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的名字將會在中國人民心中和中國文學的史冊上永遠閃光。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客座教授、本刊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