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問家與大慈悲家

余先生當然是大學問家。二○○六年美國國會圖書館把「克魯格」獎（二○○三年設立，每屆頒發給世界範圍內最傑出的哲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學者一人或二人）第三屆的獎項授予余英時先生與美國史學家佛蘭克林（John Hope Franklin，九十一歲）。此獎仿照諾貝爾獎（獎金也是一百萬美元）。余先生榮獲「克魯格」獎之後七、八年即二○一四年，他又榮獲「唐獎」—台灣首次頒發的世界性大獎，可見他是眾望所歸，有口皆碑。

中國與印度的「重神話」不同，它「重歷史」即「重經驗」。歷史的經驗固然值得注意，但個人的經驗更可靠，更值得記取。我正是從個人的體驗中明白：余英時先生不僅學問好，而且做人做得好，即不僅學問偉大，而且心靈也偉大。屬於品學兼優的文化巨人。我知道他對國內政治不能認同，對其黑暗常作批評，但他所作的一切，只是「明道」，即只是表明自己的價值觀，也可以說，只是對中國人的苦難表示一種悲憫。這是一種大悲憫，既悲憫台灣，也悲憫大陸；既悲憫民主政治蛻化為選票政治和黨派政治，也悲憫專制政治製造了無數奴隸、奴才與兩面派。

多數朋友只知道，余先生是大學問家，不知道他又是一個大慈悲家。出國之初，我用電話告訴他：余先生，這回我可斯文掃地了。他立即鼓勵我說，不是斯文掃地，而是靈魂頂天了！這句話像雷鳴電閃一樣，支撐我靈魂直立，並穿越了三十年漫漫的艱難夜空。他無所企求，也無所畏懼，說話格外率真！我到海外，從他身上得到最多的溫暖，每次科羅拉多州發生山火、水災、雪暴，一定會接到他安慰的電話。有一次，我正在剷雪，他打來電話說：「你正在剷雪吧！我這個電話就是要告訴你，不要自己剷雪，可雇請年輕人幫忙，我們這裏好幾個老人都因剷雪而暈倒過去。」連我的妻子陳菲亞都感動地說：「我們在天涯海角裏受苦，唯有比我們年長十二歲的余先生記住了。」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開會期間，也唯有他和著名藝術家江青惦記着我和李澤厚先生的工作。他看到我發表在《明報月刊》上的文章，總是鼓勵。甚至看到我長女劍梅的文章，也寫信誇獎，讓小梅高興得很久。一九九三年我一家人到普林斯頓大學，在他家裏住了一夜，他和陳叔平嫂夫人熱情招待我們，還說了貼心的話：「再復，上帝對你不薄，給了你兩個如此聰明美麗的女兒。」余先生什麼都有了，關心我，沒有目的，無須任何客套，純粹是出於對大陸知識分子的悲憫。近十幾年，我勤讀佛經，不知道為什麼，一提起慈無量心，悲無量心，就想起余先生。

記住胡適的名言

到了海外，我不想進入抗議運動，只想專心治學寫作。選擇之初，我生怕余先生不能理解。沒想到，我在電話裏告訴他時，他卻滿腔熱情地說：「我支持你專心做學問，這才是根本。人家敬重我們，還不是因為我們寫了一些學術著作。」一九九一年，他給我回了賀年卡，鼓勵我應記住胡適的名言：「苦撐待變」。第三年我到他家作客，他還解釋道：「苦讀書，苦寫作，這種歲月也很難得。」在余先生的鼓勵下，我真的拚命讀書，拚命寫作，總是處於沉浸狀態之中。前三年我在香港，他還激勵我說：你一心一意寫作是對的。他幫助我，只給予兄長般的暖流，不干預我的生活，更不干預我的人生選擇。在與他的交往中，我只感受到他的大悲憫情懷。在他九十誕辰之際，我把十五年前用筆名發表於《世界日報》之《中國人文科學的實績、境界與光榮》一文，轉發於此(編按：見後頁附錄)，以示慶賀。

（作者為本刊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