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於二○一四年接受第一屆「唐獎漢學獎」，頒獎讚詞引太史公「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表彰先生學術之成就，譽之為當代漢學研究第一人，可謂當之無愧。唐獎在台灣頒發，以中央研究院負責徵集國際漢學界的認識，或許在中國大陸及西方的知名度有限，卻代表學術界評鑑的一致結論。先生在二○○六年獲得克魯格人文獎，是由美國國會圖書館每兩年頒發一次的殊榮，則代表西方知識界對先生在人文學術貢獻的共識，反映了國際人文研究領域對先生學術成就的高度讚譽，也透露出西方人文探索的思考方向，從先生的著作中，逐漸深入認識中國文化傳統為人類文明帶來的思維突破路徑，對世界文化整體走向的困境有所啟發。

問學的體會

《論語．子罕篇》記顏回對老師的敬仰之情：「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我愧不如顏回，也幸不似顏回，浪跡於學問之道，到了七十之後仍然可以感謝師恩，想來想去，顏回之歎卻湧上心頭。孔安國解釋這段話，說得相當清楚：「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己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也。」其實，顏回的感歎有四層意義，都讓我想到跟隨余先生問學的體會：第一，老師的學問高深無比，越學越覺得學問之道無窮；第二，老師的學問無所不包，古今中外，上下東西，從漢代交通擴張到明清思想，從方以智到章學誠到陳寅恪，從西方民主自由到《紅樓夢》再到胡適、顧頡剛與錢穆，從古代的士到現代知識人的追求，從帕森斯上溯到韋伯到馬克思，從儒釋道的社會功能到朱熹的歷史世界，從現代中國人的政治困境到上古天人之際的超越困惑，讓人看得眼花繚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第三，老師強調博文約禮，指導我如何做學問，更教我如何做人，跳出叛逆卻蒙昧的自我意識，發現真實的自我堅持，以學術與文化建設作為終身職志；第四，老師鑽研學術，思考中國文化的當代處境，孜孜不倦，身體力行，讓學生望而興歎，難以企及。

退身正是著書時

前些年我從香港城市大學退休，余師贈詩題字，仍然對我期許有加，詩云：「卅年道藝繫情思，動便開壇靜賦詩。今日烏溪眺山海，退身正是著書時。」詩後附有明確的指示，說「培凱退而未休，卜居烏溪沙，觀海望山，潛心著述，此人生至境也。」烏溪沙地處新界的東北一帶，是香港比較偏遠的郊區，許多香港朋友都不知其所在，我選擇此處作為安居之所，是為了遠離世囂，得到沉浸於自己追索的精神世界。余師似乎非常熟悉烏溪沙的地貌，我不禁有些好奇，問他，為什麼如此清楚此地的周遭環境。

他說，一九七○年代初曾暫離哈佛教職，擔任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及中文大學副校長，隔着吐露港的海灣，就可以泛舟到達海灣對面的烏溪沙，當時只有烏溪沙老村的原居民以及基督教青年會的營地，很有叢莽的野趣。有時會帶領學生涉海舉辦活動，如新生訓練之類的，而我退休生活的所在，正是他與香港學生弦歌篝火之處。那段經歷涉及香港中文大學改制的紛爭，眾聲喧嘩的煩惱，以及理想抱負與政治現實的衝突，並不是十分愉快的回憶，但猶記烏溪沙海面波光粼粼，林木蒼鬱，遠離世囂，頗有鄉野氣息，正是退休著書的好地方。老師的指示想是有感而發，退休之後可以潛心著述，正反映了他退休之後，隱居普林斯頓郊區，在林木掩映之中，以結合中西學術的素養，繼續發皇深刻的思想光輝，闡釋中國文化作為歷史傳統的博大精深與幽暗危微，寫出了《朱熹的歷史世界》與《論天人之際》等著作。

老師的題詩也讓我想起，自己在一九九八年離開生活了近三十年的美國，到香港城市大學創立中國文化中心，摒棄填鴨式的歷史教程，推展多元教學，很大的誘因是余師的影響與鼓動。我在耶魯讀書期間，受教於史景遷與余先生，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理解與教學方式有了全新的認識，要以綜合宏觀與微觀的視角，以大視小，以小見大，反覆思考人生處境，呈現文化傳統與具體個人經歷的關係。歷史教育有很具體的社會功能，可以凝聚文化共識，與每個人的生命經歷與選擇息息相關。對年輕人來說，學習歷史文化，培養人文精神，建立獨立思考的能力，充分完成自我的生命意義，是歷史教學的首要任務。因此，當香港城市大學校長張信剛邀我去香港，到一個急功近利的商業社會，在極端強調實用為主的理工科大學，創立中國文化教學科目，作為大學的六學分必修課程，佔所有本科生三年大學百分之七的學分時，我不禁有所心動。動念的一個特殊原因，是我個人的中國情懷，總希望對中國社會有所回饋，盼望香港年輕人在脫離殖民統治之後，認識自我與文化傳統的關係，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有清晰的歷史認識，做出比較透澈的生命選擇，至少可以緩解香港回歸帶來的心理焦慮。

那時我在美國教書已經二十年，駕輕就熟，生活穩定而且安逸，香港是我從未居留過的異邦。放棄早已習慣的美國生活，在「知天命」的年紀，接受全新環境的挑戰，使我有點猶豫。對於是否應該赴港，我專程去請教余先生，希望他能夠為我指點迷津。先生深知我受國民黨政府迫害所遭遇的迍邅，卻還想為中華文化盡一分力，就從我個人經歷的由否而泰，鼓勵我去香港，開創一番學術教育事業。他指出，我的個性隨和但執着，形似叛逆卻只是擇善固執，適合開創前人未有的事業，而提升人文教育正是當今世界的困局，能把中國文化教學作為培養青年獨立人格的途徑，才是中國文化的前景。先生對我的勗勉，使我下定決心，來到當時人稱「文化沙漠」的香港，從校園到社會，努力建設可以持續發展的綠洲，以完成先生未竟之志。

與老師的論辯是很有趣的事

我有許多同門都在學術上卓然有成，他們在學習階段都能領從師教，循規蹈矩，只有我在青年時期桀驁不馴，經常頂撞余師。我年輕的時候，看不慣台灣政府的白色恐怖政策，也看不起父輩等因奉此的因循苟且作為，一離開台灣的精神樊籠，到了自由開放的美國，就傾向現代派的文化顛覆與自由主義的左翼思想，醉心馬克思的人道主義精神。這與老師的保守自由主義思想，從理論到社會實踐都大相逕庭，因此，師生探討學問，就從明代思想與社會變化，討論到馬克思與韋伯、帕森斯的思想取向差異，一直論辯不斷。

回想起來，與老師論辯是很有趣的事，而他能夠忍受我不斷的質疑與頂撞，也是個異數，多少有悖中國傳統的尊師重道常情，每次都讓我懷有歉意，覺得師生好像在排練一齣「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話劇，而我對每次演出總是不甚滿意，也就需要不斷排演。胡適曾經說過，「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我不知道老師對我左翼思想的容忍，是否希望我在論辯中看清自己思維的我執，才會不厭其煩，跟我探討人道主義理想可以有不同取向，而社會實踐的具體歷史展現，才是我們歷史家不能或忘的根本。我們會從王安石與張居正新政引出的社會變革，辯論理想與現實的衝突，轉而爭辯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的理念與政策，雖然從未得出實證理性的結論，倒也不減師生對世事的關懷。論辯歸論辯，到頭來總有師母淑平大姐準備好豐盛的餐點，有時還有精心烹製的八寶鴨，讓師生偃旗息鼓，大快朵頤。

我早年對歷史的認識，傾向歷史的大趨勢，從思想史、政治制度史的理論架構，逐漸轉向社會經濟的實體對文化發展的影響，但對具體個人在歷史中的實存生命體驗，有所忽視，總是不自覺落入傳統思維的圈套，囿於「先憂後樂」的抽象理想信念，相信「完成大我，犧牲小我」的觀念，甚至引用孫中山的名言，「天下大勢，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作為理解中國近代革命與共產黨崛起的理論基礎。師生的論辯，經常涉及歷史潮流中個人處境的問題，如何看待歷史的順流與逆流，如何客觀理解歷史的必然與偶然，如何在歷史大浪淘沙情況下做出個人的選擇，如何評價在歷史長河中逆流爭搏的行為？我與先生都屬於廣義的文化遺民，可算是前後兩代流亡海外的中國知識人，雖然在思想層面的終極關懷是人類前途，但最切身關心的畢竟還是中國面臨的歧路。

有一次我們辯論革命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討論到社會主義理想與革命實踐的差距，就涉及天下大勢的歷史理解。我認為中國近代翻天覆地的變化，是客觀歷史發展的現實，是農耕文化傳統與工業文明碰撞，為了國族生存，而出現「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共識，強調富國強兵，憧憬現代西方的民主與科學，以最慘烈最激進的革命方式，打起社會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大纛，濫用民主與科學的概念，「反戈一擊」，以文化自戕的手段，犧牲千千萬萬人民的生命，摧毀自己的文化傳統。先生基本上同意我籠統的看法，但特別指出，中國近代革命歷史的一個盲點，是以烏托邦理想為號召，蒙蔽了知識人急切追求改善中國現狀的心理，開始一系列的激進行動，摧毀了自身文化傳統的延續。

石破天驚的一席話

我正和老師辯論歷史發展的脈絡，就突發奇想，指出，歷史發展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因此，革命的激進傾向便無可避免，是天下大勢在中國近代的歷史現實，也是歷史無情的客觀展現。中國革命的激進化過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許是為了實踐烏托邦理想的可能性，在中國進行人類史上最大膽的社會實驗呢？

我正順着理性邏輯的推衍，說得振振有詞，先生突然從座位上站了起來，正色對我說，我們學歷史，要有歷史的同情，也就是對人的同情。你分析客觀歷史，講天下大勢，只是套了些高頭講章的理論，忽視了真真正正活在世上的人，忘記了他們經歷的苦難。你說的大膽社會實驗，造成了民不聊生的局面，就是億萬中國人經歷的苦難。人類歷史的確有過不少革命性的社會實驗，帶動了歷史的變革，也經常給人民帶來無窮無盡的苦難。我們是中國人，我不希望中國人經歷這種社會實驗！一席話石破天驚，我愣在那裏，驀然進入失語狀態。老師說得對，我學歷史，學來學去，都是高頭講章，理論掛帥，在哲學範疇支持社會正義，擁護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甚至肯定社會革命的歷史意義。我學了各種歷史理論，自認為歷史的關鍵是理性分析人們過去的行為，是建築在文獻與數據上的專業學問，盡量不要摻入個人主觀的情感取態。然而，我苦心孤詣探索社會正義，分析革命推翻階級壓迫與剝削的法理性，是否只是象牙塔裏的理論自慰，而從來沒有真正考慮過歷史上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是如何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革命海嘯？我曾經認認真真體會過他們經歷的橫逆，同情過他們遭遇的苦難嗎？

那次論辯對我的衝擊很大，從此不再跟先生爭辯，也徹底改變了我學習歷史的態度，開始關注歷史人物的具體生活體驗。歷史不再是冷冰冰的客觀數據，而是充滿了溫暖與悲情的人生經歷，有歡樂，有痛苦，有喜悅，有悲傷，和我們自己經歷的人生一樣，有喜怒哀樂，有生離死別。傾聽人類歷史的豐碑，你會聽到風聲、雨聲、笑聲、哭聲，聽到英雄叱吒疆場，聽到嫠婦嗚咽荒野，聽到寺院的鐘聲在夜半傳到客船，聽到荒漠的沙礫哭訴流放的苦役。人類的歷史有血有肉，是有情感，有靈魂的，就好像我們自己，有血有肉有情感有靈魂一樣。研究歷史，講授歷史，不可能像研究自然科學一樣，只講實證理性，只相信工具理性，排除對理想的嚮往，排除對情感的依戀。

余師的溫良恭儉讓

從一個飛揚跋扈的左翼青年，逐漸變成謙和沉潛的文化人，我個人性格的變化，固然來自本身的經歷與選擇，但有很大的成分也來自余師的勗勉與鼓勵。記得三十多年前，師生還不斷論辯的時候，我強調自己反傳統的叛逆傾向，要繼續五四反傳統精神，對儒家保守封閉的意識形態進行批判。老師靜靜聽我慷慨激昂了一陣子，緩緩說道，我看你的個性，其實就是個儒家。說得我一愣，實在不知道他在說什麼，還以為先生說的是反話，只是讓我降降溫，從亢奮的情緒回到理性的陳述。七八年前，我和妻子到普林斯頓去探望老師，師母為了犒賞老學生攜眷前來拜候，特別做了香酥鴨與豉油雞宴客，講到當年經常做八寶鴨給我吃，又講起師生總是爭辯的往事。妻子笑說，當年那個學生也太不像話，吃了人家精心烹調的鴨子，自己已經像煮爛的鴨子一樣，還要嘴硬，真是桀驁不馴。她有點好奇，就問余師，為什麼要花那麼多時間，費那麼大的勁，跟一個愣頭愣腦的學生論辯呢？先生哈哈大笑，坐在沙發上，兩手一攤，說，我那時就知道，他早早晚晚一定轉回頭來，會變成今天這個溫良恭儉讓的樣子。說完，繼續哈哈的笑，十分得意，惹得師母與妻子都跟着笑，我也只好在旁陪笑。

其實，我心裏五味雜陳，說到我從思想激進的左翼學生，變成溫良恭儉讓的樣子，令我感慨萬千，心想，余師才是溫良恭儉讓呢，而且是透徹了歷史文化傳統，通過自身為人處世的修養，陶冶出富有現代性的溫良恭儉讓君子。淑平大姐時常說，先生思維犀利敏銳，對看不慣的事情也會生氣，甚至發出惡毒的詛咒，但對人卻永遠謙和。先生有一次也對我說，他有一種潛能，對付極其討厭的人與事，可以立即做出刻毒的打擊，但卻又不願意那麼做，總想着給人留點餘地。我就想，儒家講的溫良恭儉讓，其實只是鋪述道德言行的表象，背後有着沉潛的精神支柱，講正心誠意，講修身齊家，講慎獨，講格物致知，講良知，講知行合一，都涉及人類倫理的普遍意義。先生作為提倡民主自由與獨立思考的現代知識人，內化了中國文化傳統的優良因素，以超越國族意識形態的方式，展現儒家的人文精神，同時從未聲稱自己是儒家或新儒家的傳人，這才是真正的溫良恭儉讓，令人佩服。

結草銜環，生死不忘

想到余師對我的照顧，無微不至，卻從來不提他付出的辛勞，讓我感到春暉無限，遠遠超過能夠想像的報恩方式，難怪古人會有「結草銜環，生死不忘」的說法。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參加北美保釣運動，思想左傾，遭到國民黨政府列入黑名單，吊銷護照，二十年無法返回台灣。在台灣宣布解除戒嚴令之後，他有一天特意跟我說，你這二十年也沒有參加什麼政治活動，一直都在大學教書，應該可以回台灣探望父母了，我和駐紐約總領事很熟，幫你去問問。為了我重新取得護照與簽證回台灣，他來來回回與紐約總領事館聯繫了幾次，使我終於能夠返鄉，在我離家二十年後，見到我望眼欲穿的父母，使我終生感念。或許余師是覺得助人為樂，從來不提此事，在他是施恩不望報，在我卻是畢生難忘的大恩大德。

我到香港傳授中國歷史文化，經常跟學生說，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是偉大的傳統。但因其博大，就一定龍蛇混雜，有光輝燦爛的事跡，也是齷齪骯髒的淵藪；因其流長，就有許多忠義感人的故事，也充滿了邪惡奸詐的陰謀。這種歷史現象也不限於中國歷史，西方歷史也一樣。有孔孟老莊，就有蘇格拉底、柏拉圖，就有釋迦牟尼、耶穌基督；有秦始皇，就有尼祿王；有李白、杜甫、蘇東坡、湯顯祖，就有荷馬、但丁、莎士比亞、歌德。我們學習歷史文化，是希望從中汲取美好善良的文化資源，摒棄令人髮指的歷史教訓，做一個有良心的人。我們沒有奢望，並不期冀人人成為聖賢，只希望年輕人充分發展自我，理解過去的歷史經驗，三思而後行，永遠不因博取自私的利益，去做害人的事。我想，我對歷史文化意義的理解，並用這種方式進行歷史教學，應該會得到先生的首肯的。

余師學究天人，是歷史事實，不必我在此多說。我受業四十多年，如沐春風，深感師恩深重，無以回報，只能獻芹一葉，草此別序，為先生壽。

作者按：本文原稿刊載於台灣聯經出版社為余英時先生九十壽辰出版的祝壽文集。應《明報月刊》邀請，重新修訂本文，增加一千餘字，是為定本。

（作者為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主席、集古學社社長、團結香港基金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