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次作代會的空前民主
閻綱一九五六年從蘭州大學畢業，便分配到中國作家協會《文藝報》工作，親歷的文代會有五屆之多。在他的文集裏，均有生動的記述。
文代會是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代表大會的簡稱。中國文聯是中國大陸特有的官辦文藝團體，下設作家、戲劇家、電影家、美術家、書法家、音樂家、舞蹈家、曲藝家、攝影家、雜技家、電視藝術家和民間文藝家等十餘個協會。上世紀八十年代，作家協會升格，和文聯平起平坐，一九八四年單獨舉行了第四次作代會（中國作家協會全國代表大會）。九十年代以來，文代會、作代會同時舉行。比如二○一六年歲末，中國文聯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國作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同步召開的，主席也由鐵凝一身二任。文代會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也是透視時代精神的窗口。
歷屆文代會的議程表面看差不多，都是聽報告、立章程、選班子，但會風還是有變化。閻綱印象較好的是一九七九年的第四次文代會和一九八四年的第四次作代會。這兩個會議論風生，高潮迭起。特別是四次作代會選舉領導班子，出現了空前絕後的民主景象。官辦的文藝團體，歷來是內定名單，投票選舉只是走過場。但一九八四年第四屆作代會召開前，胡耀邦卻提出了新的主張：「黨組的人員我們可以指定，主席副主席我們不干涉，願意選誰就選誰。你們作協誰當主席，你們選，副主席要多少，來個根本的改革。如果這個名單是中宣部、中組部圈定的，不算數，撤掉！我們對作家連這點民主都不給，說明我們太不相信自己的本領了。」結果，作為作協副主席候選人的丁玲、劉白羽、賀敬之等重要人物落選，不是候選人的劉賓雁所得票數卻僅次於作協主席巴金，當了副主席。好景不長。一九八七年胡耀邦下台，這次會議被中央發文否定。閻綱記述：「第四次作代會受到中央批評，其後的作代會，有四點做法引起廣泛的關注：一、改由不是作家的作協黨組書記做工作報告；二、等額選舉作協書記直到作協主席；三、逐漸取消大會發言；四、各代表小組指派上級黨委負責人擔任召集人，內定不利於團結的發言一律不上簡報。」到了一九九六年舉行第六次文代會和第五次作代會，新章程中索性規定領導成員「等額選舉」。民主選舉靈光一現，從此再無蹤影。對這種權力操控的選舉，有人評論：「這跟從口袋裏掏香烟分有什麼區別？」

巴金重病在牀「被發言」
茅盾去世後，巴金長期擔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他能執筆行文時，某些當政者視之為自由化分子，但沒來得及把他換掉。進入九十年代，巴金年老體衰，漸漸失去表達能力，作協主席的職務卻想辭也辭不掉了。二○○一年第七次文代會，巴金已經不能說話，卻要以他的名義向大會致賀辭《新世紀的祝願》，由作協黨組書記金炳華宣讀。分組討論時，閻綱發言：「巴老重病在牀，他的這篇賀辭是怎樣產生的？巴老本人點過頭嗎？為巴老代筆，就不能忘記巴老耿耿於懷又深得人心的著名言論，如：一、要講藝術良心；二、尊重文藝創作規律；三、作家要下去，創作要上來；四、說真話，和讀者交心；五、辦好現代文學館；六、建立文革博物館等。巴金是二十世紀的藝術良心，講真話的一面旗幟，賀辭裏對此為何視而不見？」會後張同吾對閻綱耳語：「巴老的開幕辭是交由我起草的，你提出的幾點，初稿中有所體現，但幾番刪改，面目全非。」張同吾還說，巴老神志不清，說話困難，沒法由他定稿。閻綱說，大家的意思，是寧缺勿濫，讓代表們在自己的回憶中去體驗巴老吧。

沙葉新與郭沫若
領導人代表中共中央致辭，是歷次文代會的大戲。鄧小平一九七九年在四屆文代會上說「不要橫加干涉」，胡啟立一九八四年在四屆作代會上說「保證創作自由和評論自由」，表示執政黨開放性的意向，確實引起代表們的共鳴。以後領導人再講話，就是要求文藝界學習領會的聖旨了。其實，講話也是秘書班子起草的，一經領導人宣讀，便成了金口玉言。頌聖本是中國文人一個源遠流長的傳統。但以往的文代會上，畢竟有人在會場裏發出過抗爭。沙葉新是上海著名的劇作家，二○○一年赴京參加第七次文代會。臨行前，太太對他說：「葉新，求你一件事情，你到北京千萬不要發言，你說的不是大家不懂，你看出的不是大家看不出，而是大家都在演戲，你幹嘛那麼認真呢？」但他在小組討論中聽了一位代表的發言，還是忍不住插話：「你拍馬屁怎麼拍得這麼噁心？」會場尷尬，於是大家催促沙葉新：「你說！你說！」沙葉新說：「這次我到北京來，醫生囑咐我：『你心臟不好，凡是激動人心鼓舞人心的地方你不要去。』所以開幕式我就沒去。但是領導的講話我在報紙上看了。我認為很重要。因為領導的講話都是很慎重的，當然重要。但是我今天看到報紙上登了一些著名作家學習領導講話的文章，我感到我很落後，甚至懷疑我是不是陰暗。文章說，這次領導的講話是綱領性的，劃時代的。有的說，這次領導講話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鄧小平同志在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上的講話一樣，都是里程碑。領導講話當然重要，但是不是每次講話都是劃時代的，都是綱領性的，都是里程碑呢？還有的作家在文章中說，聽了這次領導的講話就像一股暖流流入心中。咦，奇怪，我怎麼就沒這種感覺呢？我們不是作家嘛，而且是作家的代表，假如我們在這個全國的會議上都不能說，那這會有什麼好開的呢？我們能對得起那些選舉我們的大多數沒來開會的作家嗎？真正愛這個國家，不害這個領導，就應該把真話跟他說。不要老是『一股暖流流入心中』。」
沙葉新說的道理，作家們大多都懂。但為了眼前利益，往往選擇郭沫若的做法：高調頌聖。最近這次文代會上，得過諾貝爾獎、安徒生獎的某些作家也未能免俗，他們表現的看齊意識，比黨政軍官員都不遜色。如果說如今的文代會與往屆有什麼不同，那就是像沙葉新、閻綱這樣的代表，已經沒有了。中國的文壇，又回到了郭沫若時代。

（作者為內地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