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日子
黃慕蘭之後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做地下工作。政治局開會時，她負責記錄，並兼任機要交通員，與各省到上海中央的人聯繫。在此期間，黃慕蘭與賀昌相遇。賀昌是山西離石人，湖北省委書記，六屆中共中央委員。賀昌勸黃慕蘭：「無產階級的革命婦女，更要有反對封建主義的思想。決不能有『從一而終』和樹立貞節牌坊的舊禮教觀念。」不久，他提出和黃慕蘭結為伴侶。周恩來表示：「賀昌同志是值得你愛的，我同意你們結合。」
一九二九年，中共組織上海工人搞罷工，黃慕蘭要求到基層鍛煉，去了一間紡紗廠。因參與羅邁領導的示威活動，被巡捕抓住，義務律師辯護其不滿十八歲（因黃生得矮小，託稱十七歲），被當庭開釋；後又冒名進另一紗廠，散發傳單，組織罷工，當學徒代表，要求改善徒工待遇，再次被抓。入獄不久，在看守所遇到中央政治局委員彭湃，接受他在獄中的領導。被囚一百多天後，黃慕蘭因身份沒有暴露，並有律師援助，被放出來。出獄時賀昌被派往設在香港的南方局，任宣傳部長、書記。已有身孕的黃慕蘭也被調入南方局，仍做秘書兼交通員。一九二九年，鄧小平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去廣西領導百色起義、龍州起義，取道香港去南寧，與他們有多次會面。後來，賀昌又與鄧小平在江西蘇區一起工作。同年冬天，共產國際有一筆經費通過越南支部匯到香港南方局，挺着大肚子的黃慕蘭化裝成貴婦人，帶着一個樟木箱，上面放着化裝品和《聖經》，下面裝滿鈔票，坐頭等艙送到上海。
一九三○年黃慕蘭生下第二個兒子。取名賀平。這時賀昌到天津任北方局書記。賀昌瞞着黃慕蘭將兒子送給沒有兒女的盧彪夫婦收養，後說服慕蘭：「把兒女看成自己的私有財產，那是小資產階級的私有觀念。我們都是屬於黨的私有財產。」
賀昌與黃慕蘭從香港途經上海，周恩來和鄧穎超、劉少奇和何葆貞都來看他們。劉少奇與賀昌在安源時曾一起工作。黃慕蘭隨賀昌到北方局後仍任交通員。賀昌按李立三要求，把共產黨、青年團、農會、婦女會的領導機關合併成一個行動委員會，賀昌任暴動總指揮。暴動失敗，賀昌與黃慕蘭因去上海開會僥倖脫險。賀昌被撤去北方局書記，閉門思過，關向應、任弼時經常來探望。賀昌要求到中央蘇區打游擊，推薦黃慕蘭和潘漢年留在上海做以營救難友為主的地下工作。
黃慕蘭在武漢工作時，認識了很多社會上層人士，特別是與宋慶齡、何香凝都有過工作關係，其父在長沙岳麓書院任主任教習時，許多軍界政界上層人士和軍閥子弟都是其父的學生，這些社會關係便於掩護身份。更為迫切的是，當時的團中央書記關向應被捕，但沒有暴露身份。中央讓黃慕蘭利用一切關係，營救關向應。為此，黃慕蘭住進白俄貴族開的公寓，穿上高跟鞋和旗袍，燙了髮。由於需要與律師打交道，組織為此物色了進步律師陳志皋幫助她。陳志皋畢業於震旦大學法學院，其父親在上海法租界做過十八年的會審庭庭長，是開明法官。
後來，陳、黃兩人終於將關向應保釋出獄。關向應後任紅二方面軍副政委、八路軍一○二師政委，中共晉綏分局書記。他在病逝前還說：「他日革命成功，慕蘭回來，請求組織一定要善待她。」

進入通易公司為中共周轉資金
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機關轉移江西瑞金，黃慕蘭是少數留在上海的特科人員。爾後，陳志皋受黃慕蘭委託，先後營救了陳賡，廖承志，任弼時的夫人陳琮英，何叔衡的女兒何實山、何實嗣，以及熊瑾玎、朱端綬等共產黨人。陳志皋託人、請客，四處奔走，從來沒有接受過中共的報酬。一九三三年，陳志皋向黃慕蘭求婚。陳只知道黃慕蘭的前夫宛希儼已犧牲，也知道黃慕蘭並沒有脫離共產黨，但不知道她是中共另一要人賀昌的妻子。這時，她的直接領導劉伯垂、趙畹華夫婦極力促成這樁特殊婚姻。說她的崗位極其重要，與陳的結合，更有利於掩護身份，認為賀昌不會怪她。黃慕蘭幾年來與陳志皋也產生了相當的情感，於一九三五年舉行了隆重的婚禮。由蔡元培、沈鈞儒證婚，介紹人柳亞子。後來，黃慕蘭才知道賀昌在江西會昌河遭伏擊，被包圍了七天七夜，彈盡糧絕，負傷後犧牲。
一九三五年，上海通易公司面臨破產，在調停復業過程中。劉伯垂讓黃慕蘭趁此機會打入金融界。黃慕蘭找債權人調停，最終使通易公司復業，並當選公司常務董事兼副總經理。藉這個平台，她加入了銀行俱樂部，銀錢業聯誼會。為地下黨設立了文件保險箱，為中共周轉資金。
一九三六年的七君子案，陳志皋參加辯護團四處奔走呼號。黃慕蘭到北京請章士釗響應營救，章以個人名義上書蔣介石，通電全國律師協會。「七七」事變後，上海各界成立抗敵後援會，上海成立婦慰會，黃慕蘭是何香凝對內對外的全權代表。她曾由廖夢醒陪同，代表何香凝向杜月笙募捐兩千元大洋；到黃金榮的生日宴上募捐八千元大洋。受潘漢年委託迎接郭沫若安全回國。

抗戰中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黃慕蘭在上海擔任十幾個抗日救國團體的常務理事。陳志皋請天主教神父出面，組織國際救濟，救濟幾千名難民，包括安置猶太人。黃慕蘭兼任收容所總幹事。國際難民所發的難民通行證，給中共進出國民黨統治區與淪陷區帶來方便。
上海孤島時期，黃慕蘭留在上海，幫助阿英的「風雨書屋」，不掛牌子隱藏在通易公司大樓中；經營「八辦」期刊《文獻》推出的抗日救亡資料文摘，在大後方廣為傳播。此外，她為魯迅全集的出版提供無限透支資助；為抗戰時訊《每日譯報》籌集經費；刊印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出版了黃鎮的長征畫作《西行漫畫》；編輯《瞿秋白文集》（一九四九年後出版）；保存整理《方志敏日記》資料；遵照毛澤東的購書單，買了不少線裝書，包括《孫子兵法》連同《論持久戰》一同經重慶運到延安等。
太平洋戰爭爆發，陳志皋所在的賑災委員會和黃慕蘭接受中共的指示，多次入香港，幫助進步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八百多人撤出香港，接應兩千多愛國青年回國參加抗戰，其中有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梁漱溟、茅盾、田漢、夏衍、金山以及孫科之生母。撤離行程萬里，茅盾稱為抗戰中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一九四二年黃慕蘭剛生下一個男孩，就與陳志皋被軍統逮捕。直到日本投降，才被保釋出獄。此時兒子已亡。抗戰勝利回到上海，黃慕蘭用抵押陳志皋家族老宅方式，收購股票，重振通易公司，組織金融界人士的「牛尾聚餐會」。通易公司無條件支持于伶領導的上海劇藝社的活動，開出專門的透支往來戶頭。上海左傾文化的出版、印刷也由通易出錢。支持災童教養所；支持銀錢業聯誼會；支持宋慶齡、何香凝、茅盾、郭沫若四人搞的名人義演義賣等。並義務為魯迅、茅盾、阿英等保存了大量文獻。
直到國民政府的蔣經國整頓經濟時，通易被起訴賬目不清，勒令停業。

「叛徒、特務、反革命」
一九五○年，陳志皋受中共委託，到海外採購國內缺乏的物資，去了香港，再未歸來。一方面他已另有所愛，一方面他對執政的共產黨也有顧忌。這時黃慕蘭與陳志皋已育有兩女一子。
中共接管上海後，黃慕蘭沒有收入，只得在街道幫助工作。直到一九五一年，上海成立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她才正式參加了救濟總會上海分會工作，任科長。爾後找回與宛希儼、賀昌生的兩個兒子。一九五五年七月受「潘揚案」（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案）牽連，黃慕蘭被關押。一九六○年初，她被移至秦城監獄。一九六三年冬，她戴着「叛徒、特務、反革命」的罪名釋放出獄，管制三年。她無家可歸，在兒子家監視居住。文革中再次關進秦城。一九七五年才放出。從一九五五年起黃慕蘭失去自由整整二十年！
出獄後，黃慕蘭在兒女家輪住，到一九八○年才撤銷一九六三年判的「叛徒、特務、反革命罪」，仍定為：一九二六年入黨，一九三三年脫黨，讓她到上海市政府參事室任參事，行政十三級。晚年黃慕蘭為自己申訴，為戰友證明。她出來後想見鄧穎超，鄧未見，而是讓手下買車票把她送走。直到一九八四年，鄧穎超才肯見她，說：「潘揚案發後，毛主席他老人家對白區的地下工作都不大信任、我和恩來被隔離於潘揚案之外，不得過問和干預此事，因此對你的申訴報告，我一次也未能看到。」並說：「慕蘭啊！真抱歉，對你們關心不夠。」

十年心血寫自傳，力證清白
晚年黃慕蘭，以十年心血寫成自傳，力圖自證清白。《黃慕蘭自傳》終於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它行文敍述清通，信息量頗大。許多讀者認為填補了黨史空白。也有人質疑此書誇大了自己的作用。在我看來，她的經歷擊中了一個倫理痛點。宛希儼對她說：「我們立志入黨，就要為黨犧牲一切！」賀昌要求她「組織、組織、再組織，戰鬥、戰鬥、再戰鬥！」她投身革命，可謂捨生忘死。這樣奉獻，在革命成功後卻品嘗了意想不到的苦果。教導她為革命獻身的領導人成了國家要員，她卻被冷落到街道打雜，她最珍視的黨籍也長期不被承認。分享革命果實無她，蒙冤受審卻無處逃避。直到毛澤東去世後才艱難洗冤。倒是陳志皋，為幫助在野的中共不計代價。中共執政之初，卻斷然離開大陸，可謂有先見之明。黨所慣用的兩個邏輯，一個是號召黨員為理想獻身的邏輯，一個是趨利避害的實用邏輯，二者之間的巨大張力，釀成了黃慕蘭一生的悲劇。這部自傳留給後世的思考空間，才是最耐人尋味的。

（作者為內地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