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繼繩以人為本的文革史觀
到目前為止，多數中文撰寫的文革史敍述屬「鄧小平語境」，以鄧小平的看法為是非標準，遵循的基本結論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按照這個邏輯取捨史料，文革的最高決策者毛澤東是好心犯錯誤。文革初期劉少奇、鄧小平按照反右模式派工作組槍打出頭鳥是受到肯定的。官方認定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不是描述成文革的受害者，就是文革的抵制者，他們在文革中某些階段積極追隨毛澤東的行為，即使不迴避，也要解釋成身不由己。文革的罪責盡量歸結到林彪、四人幫、康生和造反派頭上。
還有一類文革敍述則堅持「毛澤東語境」，其特點是以毛澤東的觀點為是非標準：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近幾年，持這種語境的聲音重新抬頭，最具代表性的文本是二○一六年出版的《戚本禹回憶錄》。官方提出「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之後，官史也有了重新向這種語境靠攏的跡象。
楊繼繩的文革史觀與上述兩種語境均有根本區別。他認為文革是一場毛澤東、造反派和官僚集團之間的三角遊戲，這場遊戲的最終結局是：勝利者是官僚集團，失敗者是毛澤東，承受失敗後果的是造反派。他對三方都持分析批判的態度。在他看來：皇帝通過治官來治民，治官是皇帝的主要職責，也是皇帝最大的難題。中國古語說：「天下難治，人皆以為民難治也，不知難治者非民也，官也。」毛澤東也面臨這個難題。毛澤東是這個官僚集團的一員，他又不同於他以下的官僚群體。他是董事長，不是總經理和部門經理。他需要官僚集團實現他的意志，但官僚們有二重性：他們有恪守職責的一面，也有為自己、家庭和「山頭」謀求利益的一面，官僚集團有獨立於最高統治者之外的利益。前者為「公」，後者為「私」。他認為：在極權主義官僚體系的統治下，不僅在官民之間存在着緊張關係（第一重緊張關係），在官僚體系內部也存在着緊張關係（第二重緊張關係）。第二重緊張關係是因為幹部任命制、上級決定下級的命運造成的，也與「打天下」過程中形成的派系、「山頭」有關。處在極權主義官僚體系頂端的毛澤東，處在兩重緊張關係的焦點上。他常用第一重緊張關係來制衡第二重緊張關係，即用民粹主義的口號來緩和第一重緊張關係。用民眾的力量來平衡極權主義的官僚體系，就是鼓勵群眾造官僚的反。在文化大革命中，這兩重緊張關係互相交織、互相糾結，使政治鬥爭失去了是非對錯的界線，廣大參與者成了角鬥場上的群氓。沿着這條思路，他冷峻地還原了高層真實的政治生態，讓人們看到各類高官在黨文化潛規則裏怎樣趨利避害。這條思路，也有利於清晰的梳理頭緒紛繁的文革過程。《天地翻覆》一書沒有結束於一九七六年，而是延伸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書中對清查「五一六」、揭批查四人幫運動和清理三種人（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和打砸搶分子），都有專門的章節，用比較豐富的史料，展示了造反派承擔文革後果的圖景和細節。
這種既超越毛，又超越鄧，真正以人為本的文革史觀，並非楊繼繩一人獨創，而是相當一批秉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學者，共同探索、互相啟發的產物。但運用這種獨立史觀寫成完整的中國文革通史，楊繼繩可稱國內學者第一人。

不以披露新材料見長
文革的跨度長達十年，毛澤東發動運動不是一次，而是發動了多次，只要是有政治熱情、願意投身公共事務的中國公民，這一波不捲入，下一波就會捲入，很難始終保持逍遙派的角色。經過清理三種人和記錄在案，這一代人中的不少精英被打入另冊，剝奪了從政的機會，只有少數老紅衛兵得到陳雲的特別保護。雖然楊繼繩本人並沒有因此打入另冊，但他不能無視同齡人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國門打開以後，我們已經知道文明國家公民參與政治有怎樣的開放度。如今，經歷過文革的一代人已經垂垂老矣，反思青年時代的盲從固然重要，討還歷史的公道也十分必要。「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為了追求歷史的公正，不畏權勢是一種史德的體現。
有人認為，《天地翻覆》沒有提供多少新的史料。和前兩作《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披露了作者採訪軟禁中的趙紫陽、《墓碑》中披露了不少大饑荒的檔案材料相比，這部文革史不以披露新材料見長，而是盡可能廣採博收近幾年已經公諸於世的文革史料。隨着這部書的完成，作者獨自完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三部曲就貫通了。
楊繼繩並非沒有挖掘新史料的能力。他在《炎黃春秋》工作十幾年，許多掌握文革獨家史料的作者苦於文章無處發表，不約而同地把《炎黃春秋》作為發言平台。如果出於私心，想獨佔某些稀見史料，不無機會。
我和楊繼繩在《炎黃春秋》共事半年。當時他擔任總編輯，我在此期間只主編過一期雜誌（二○一六年第五期），但也披載了文革的獨家史料。王輝整理解學恭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日記》，就是楊繼繩向我提供的。我還提出在「訪談錄」欄目中發表楊繼繩和蕭冬連對吳南生的採訪，而楊繼繩在終審時主動提出加上一段吳南生向他講述的歷史細節：

一九六一年三月，毛澤東在廣州主持召開中南局、西南局、華東局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會議，討論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初稿，他讓人打電話叫劉少奇到廣州。北京回答：少奇同志正在主持西北、東北、華北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工作會議，能不能晚兩天來？毛聽了大發脾氣，寫了一個條子給陶鑄，讓陶鑄到北京把劉少奇叫來。我當時是省委辦公廳主任。趕緊為陶鑄準備專機，但是，這邊專機剛準備好，北京的專機來了，劉少奇不請自來。劉少奇被打倒後，我調出毛給陶鑄的那個條子，只見上面寫着：「是哪個皇帝騎在我頭上拉屎？現任命陶鑄為特命全權大使到北京接駕。」可能是陶鑄看到條子給鄧小平打了電話，說主席生氣了，讓少奇同志趕快來吧。劉少奇就立即來到了廣州。這張條子當時在中南局檔案館，後移存中央檔案館。

這一細節對於研究文革前的毛、劉關係無疑價值頗高。當時楊繼繩的書正要殺青，如果他把這一史料留在《天地翻覆》面世時獨家披露，也順理成章。但他還是本着學術為天下之公器的理念，為着盡可能加大《炎黃春秋》的信息量，決定先行在雜誌上公諸於世。

這本書只是未定稿
這本書的出版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特殊現象。目前投放市場的書，是作者二○一五年底的稿子，後來多有修改。在某種意義上，這一版只是未定稿。楊繼繩早就把《天地翻覆》的初稿發給出版方徵求意見。然而，剛走到這一步，他就遇到了強力阻撓。當時我和楊繼繩在雜誌社經常見面，對此略知一二。官方某部門看到楊繼繩二○一三年十月在一個學術會議上披露此書的導論《道路．理論．制度》，便如臨大敵，由作者退休單位約談多次，阻止此書的出版。楊繼繩當時表示，目前此書還在修改，和出版社還沒有簽約，可以考慮推遲出版。
此書在香港投放市場，作者並不知情。當時楊繼繩還在核實細節，查對一些史料的注釋。至於圖書出版一般流程—出版方出清樣，由作者進行核校，都談不上。出版方採用非常方式，讓生米煮成熟飯，可謂用心良苦。問世以後，讀者發現誤植不少，一位細心讀者就能挑出上百處。香港出書通常第一版印數不多，如有機會再版，作者可以修改。如《墓碑》再版十五次，前八版每版都有修改。在特殊的出版環境裏，《天地翻覆》這些誤植只能算白璧微瑕，並不影響本書整體的魅力，遺憾可留待今後彌補。如果拘泥於規範的出版流程，此書的命運可能是胎死腹中，對文革研究的推進才是更大的損失。我相信楊繼繩先生會聽取讀者的意見，以後有再版機會時，會認真彌補初版的不足。
（作者為內地自由撰稿人。）